許小年：中國經濟的分段增長模式-亞當斯密式增長和凱恩斯增長

30多年的改革與跨越式發展，我國經濟在快速增長的同時也積累了不協調、不可持續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就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困境與挑戰、中國經濟學理論發展的方向等問題，當代經濟學基金會近日專訪了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當代經濟學基金會學術委員許小年。

記者：現在經濟學界流行這么一個判斷，2008年金融危機把西方經濟學給顛覆了，覺得西方經濟學亞當斯密那一套失靈了，反倒覺得中國模式成功了，中國過去30年的高速增長是一個經濟奇跡，巧妙利用傳統的西方經濟學理論沒法解釋，你怎么看這個觀點？

許小年：從根本上來講，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問2008年經濟危機到底怎么回事，2008年經濟危機用很通俗的話講到底是政府失靈還是市場失靈？當然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這兩個概念都不是非常嚴格的經濟學概念，為了使大家理解方便，我們不妨借用這兩個說詞，我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根本就不是市場失靈，而是政府失靈。政府失靈的原因是美聯儲貨幣政策出現了嚴重的問題，美聯儲貨幣政策偏離了在貨幣金融學上的規則，是一種人為任意根據經濟的形勢和自己的判斷制定貨幣政策，美國的貨幣政策在2000年初開始就出現問題，大幅度偏離規則，也就是美聯儲基準利率長期低於我們所講的均衡利率，造成了市場上流動性泛濫，流動性泛濫結果是資產泡沫，資產泡沫破滅以后金融危機。我最近做了一些理論上的研究和實證上的分析，證明首先是聯儲的貨幣政策出問題，然后才產生了資產泡沫，華爾街對金融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這個金融危機的源頭在美聯儲。因此你說到底是市場失靈還是政府失靈，我認為主要是政府失靈，所以這個問題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迭代，這個可能需要一點時間，需要有更多的研究來證明這一點，來改變世人的這種觀念，認為2008年不是市場失靈，2008年是政府失靈。

你問的第二個問題，所謂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完全可以用經濟學的理論，我們所知道的經濟學理論來解釋中國這樣的高速增長，完全可以。但是我想做一個區分，就是中國30年的高速增長，應該說是前十幾年或者前二十年，我把它叫做亞當斯密式增長，用古典經濟學完全可以解釋，那就是1978年之后啟動的工業化的過程，使得資源重新進行分配。資源重新設定，它的再設定在兩個方向上進行，一個是資源從農村流向城市，城市的經濟效率遠遠高於農村，所以在資源總量不變的情況下我只要改變設定效率就提高了，這是第一個再設定。第二個再設定是從國有部門流向民間部門，民間部門的效率比國有部門高，所以資源總量也是沒有變，但是重新設定一下就改變了，這是改變了。

而資源重新設定背后的推動力是什么？亞當斯密早就講過，這個推動力就兩條，一個價格信號，價格信號出來了，什么地方有供應短缺，資源自動就流過去了，用不著中央計劃委員會去指揮它。第二個在資源再設定背后的推動力就是激勵機制，這也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講到的，亞當斯密說我今天能吃一頓早飯並不是因為我的廚子愛我，而是因為他愛他自己，他認為他這份工作很好，他為了保住這份工作，所以他才精心給我準備這份早飯。

前20年的改革開放解決什么問題？解決激勵問題，解決價格信號問題，有了激勵有了價格信號，資源就很自然地流向最有效的那個地方，這個增長就有了，資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了，這就是經濟增長，所以前20年沒有什么，很好解釋。

而在過去十幾年，我把它叫做凱恩斯增長。特別是在二次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一次是1997年，一次是2008年，1997年、2008年啟動了有形之手，重新回到市場上設定資源這樣一個過程。

那么凱恩斯增長也是可以有增長的，但是凱恩斯增長和斯密增長的區別是哪里？我認為凱恩斯增長無法持續。現在凱恩斯增長后果之嚴重，我們已經看到了。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中國經濟增長30多年的經驗，我不認為是使得現存理論破產。

記者：您認為這兩種的轉換是什么時候？什么時候凱恩斯增長壓倒了亞當斯密式增長，凱恩斯經濟學這種觀念怎么成為學界的主流了？尤其是在中國，因為中國早期開始，尤其80年代的時候，更多是傾向於亞當斯密這種市場派的觀念，現在反倒是主張國家宏觀調控凱恩斯增長的觀念，凱恩斯經濟的觀念占了主流。

許小年：這個原因還是多方面的，從斯密式增長變到凱恩斯增長，政府在里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政府之所以起很大的作用，就是政府在應對沖擊，不管是內部沖擊也罷，外部沖擊也罷，政府是由我們的體制所決定的。

從斯密增長轉向凱恩斯增長原因很復雜，應該說政府在這個轉換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1998年1999年的時候，我們就啟動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后來2008年受到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時候，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推出了以四萬億為代表的，其實遠遠不止四萬億的拉動內需政策，因為它防患風險集中爆發的作用明顯，這是一個原因。

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斯密式增長要求你不斷的對原有的體制突破。那怎么辦呢？、於是順手就牽來了凱恩斯。實際上是反映了我們經濟轉型走到半路，發現有些東西遇到阻礙，那怎么辦？只能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

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學的理論發展？

許小年：中國經濟學，我認為是這樣的，中國經濟學有兩個傾向，一個傾向就是認為我們這個經濟發展在世界上非常有特色，理論解釋不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這是一種傾向。另外一種傾向就是說，中國的市場化的改革，用新古典完全可以解釋，市場資源的自由流動，價格信號，信用機制，剛才我們都講到了這些東西，我用新古典完全可以解釋，這兩個傾向我認為都是阻礙我們在經濟學研究上繼續深入，都形成了障礙。

我剛才講的前面的一段的斯密式增長，確實用新古典基本可以解釋，但是斯密的增長再往下走的時候，新古典就解釋不了了，當我們的經濟改革已經難以有新的突破，碰到了政治體制的時候，新古典就不好解釋了。其實經濟學中，制度經濟學發展得也是相當不錯，但是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制度經濟學跟主流始終沒有融合，它是作為一門單獨的學科在發展，從科斯的交易成本開始，它好象自成體系一樣，它跟主流沒有匯合，這個我認為是當前國際上經濟學的一大遺憾，如果中國的經濟學人要對經濟學發展做出一些貢獻的話，我覺得在這方面是大有可為的，是制度經濟學和主流要融合起來。

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今天，除制度經濟學外，主流經濟學沒有把創新納入分析的框架。我們講的斯密的增長，它是資源重新設定所帶來的效率提高，但是斯密沒有談創新問題，創新問題談的是熊彼特，但是熊彼特是奧地利學派，現在也被邊緣化了，也沒有進入到主流經濟學，我們如何根據中國經濟的實踐，能夠把經濟增長中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素，非常重要的創新，把它納入到主流經濟學里來，這個我們會對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一定的貢獻。

記者：我記得張維迎老師做了一個修正的斯密模型，叫做斯密熊彼特模型，把企業家因素納入。

許小年：這是非常有希望的研究方向，但是主流經濟學中我們還沒有這樣的分析框架。

中國有很多的特點，我們在經濟實踐中應該思考這些問題，去把制度經濟學演化，把奧地利學派創新的理論演化，能夠在現實中觀察，形成我們自己的分析框架，這個是有貢獻的，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顛覆了現存的經濟學理論，是因為現存的經濟學理論還過於狹窄，我們並不是顛覆它，就像相對論問世以后，愛因斯坦不是對牛頓的顛覆，愛因斯坦是對牛頓的擴充。

記者：現在發現好多經濟學畢業生，他們可能懂模型懂得更多，但是一聽到現實，他們好象有點隔靴搔癢，看問題就看得很淺，怎么看這種情況？經濟學越來越模型化，脫離現實？

許小年：這個是目前主流經濟學的一大弊病，這個主流經濟學的弊病是受美國影響很大的一個后果，美國的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目前是處於這個狀態，但是它過分地強調經濟學的科學性，過度強調它的數學工具和定量分析方法，以至於不能夠模型化的一些重大的經濟問題被主流經濟學忽略，甚至是有意遺棄了理論創新。創新其實大家都知道，它是非常重要的經濟學課程，但是在主流的文獻中為什么創新如此之少？原因不是因為創新很重要，而是因為創新難以寫出數學模型。

記者：這種僵局未來有可能打破嗎？

許小年：有可能，我覺得中國的經濟學家應該是在創新上，應該在制度變革上，對世界做出一定貢獻的。

記者：您對中國經濟學人做人怎么看？

許小年：全世界都一樣，踏踏實實做學問。真正要做學問，要耐得住寂寞，要長期坐冷板凳，才能夠有所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