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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改八年以來，匯率更加接近均衡水平，彈性空間也逐漸增強。但是，當前人民幣面臨的挑戰也使得進一步推進改革的需求更為迫切。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幅、完善中間價定價方式、適時加快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都是下一步匯率市場化改革的題中之義。
2013年以來，在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雙重壓力下，人民幣面臨的兩難困境更為凸顯:
一是匯率高企與經濟增速下行之間的矛盾凸顯，尤其表現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高企與出口下滑。6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連續8個月創出歷史新高。當月出口同比下降3.1%，創44個月新低。出口下滑與海外經濟低迷、中國出口享有的紅利視窗關閉等因素有關，但實際有效匯率高企已對出口形成了明顯抑制。當前，人民幣適度貶值有助穩定出口，但貶值可能誘發資本流出，對經濟體會帶來更大沖擊。
二是人民幣“對內貶值”和“對外升值”的矛盾凸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力推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這種發展戰略使我國迅速積累起大量外匯儲備，逐漸形成人民幣升值壓力，並造成了國內市場流動性過剩。而過剩的流動性則是我國消費物價上漲及資產價格膨脹的重要原因之一。國內居民承受物價上漲帶來的生活成本上升的壓力，對人民幣對外升值帶來的好處卻感受有限。
三是3.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投資面臨風險，資金運用效率不高，尚未能在推動經濟增長中發揮較大作用。我國外匯儲備投資渠道過於單一，5月中國持有美債已突破1.3萬億美元，大量資金沉淀於美國國債等高流動性、低收益產品。而國外資金來華主要進行股權投資，投資收益較高。中投公司面臨提高外匯儲備投資收益率的壓力。
首先，應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幅，增強匯率彈性。年初以來，市場出現人民幣升值壓力，這一壓力在央行中間價走勢引導下得不到有效釋放，進一步強化了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也推動逐利短期資本大量涌入我國。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幅，增加雙向波動，有助於消化升值預期，也有助於穩定市場預期。
美聯儲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將逐步退出，也增強了擴大人民幣匯率彈性的迫切性。一旦QE退出人民幣出現貶值壓力，缺乏彈性的匯率將導致市場無法快速出清，貶值壓力轉化為長期貶值預期，造成資本短時期大量集中外流，從而帶來金融系統性風險。
其次，在擴大波幅同時，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定價機制更為必要。當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走勢體現了央行的管理意圖，但沒有及時反映和釋放市場供求變化。如果中間價被管得過死，缺乏靈活性，那么人民幣匯率波幅擴大也無多大意義。因此，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定價機制改革更為重要。未來，應該逐步實現人民幣交易日收盤價和中間價的連續，淡化管理狀態。若走到這一步，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彈性也就有了實質性增強，才能起到優化資源設定的作用。
此外，應適時加快資本項目可兌換。人民幣“對內貶值、對外升值”一定程度上是由於我國資本管制造成的。國外資金容易進入國內，國內財富卻難以流出投資全球市場。美國等經濟體的復甦為國內企業海外投資提供了“走出去”的良機，加快資本項目可兌換，有助於提升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有助於拓展外匯儲備運用渠道，分散投資風險。另一方面，也需要審慎處理好國內改革與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關係，避免資本項目開放進程過快對經濟造成的沖擊。(記者任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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