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總是有太多相似之處：“1937魔咒”正籠罩全球經濟

盤古智庫學術委員程實博士撰文指出，更令人憂慮的是，2015年開始出現一種罕見的反常現象，許多國家本幣大幅貶值，出口卻未見增長，甚至大幅下降，這實際上讓競爭性貶值陷入一種無用卻流行的境地，給全球經濟徒增發展煩惱，並引致全域利益和個體利益雙輸的尷尬格局。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歷史從不簡單的重復，但危機總是有太多的相似之處，人性使然，無論時代輪轉。

2015年，恰是次貸危機自2007年爆發以來的第八年，而上一次可以和次貸危機相提並論的大蕭條，起始於1929年，1929之后的第八年是1937年，這一年，美國經濟和整個世界經濟從復甦周期再次掉入衰退周期。

再看2015年，全球經濟復甦盡顯疲態，幾乎從任何一個角落傳來的資訊都帶著虛弱的味道。

美國經濟開局就遇到了季度負增長，歐洲經濟一體化再受希臘重創，日本陷入比失落十年還沉悶的經濟困局，新興市場經濟普遍蕭瑟，大宗商品市場一片死寂，股市在星點狂躁之后呈現出全域性頹勢。

除了層出不窮的黑天鵝，全球經濟幾乎看不到興奮點。幾乎可以確定，2015年將是復甦啟動后全球經濟最黯淡無光、令人失望的一年。

在我看來，這也是種必然，全球經濟不過重新體驗了1937的心路歷程。

2015和1937，都是一場大危機后的第八年，這個階段，恰處於危機對實體經濟深層影響全面顯現、而短期刺激政策又捉襟見肘之時，舊力已盡，新力未生，經濟發展自然無枝可依。

站在長期視角，最值得關注的是潛在增長率，雖然科技始終在加速發展並成為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根本支撐，但還是有足夠理由相信，其他要素的拖累正在大幅抵消科技的貢獻，全球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可能正處於增速大幅放緩、甚至絕對停滯的羸弱狀態。

在我看來，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受到抑制的原因主要有六個：

其一，全球化大幅放緩。全球化是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深度重組的過程，全球化推進有利於全球資源有效設定，是經濟發展和福利提升的根本保障。

但2015年以來，全球化放緩的態勢深度加劇，國際貿易增長乏力，跨境經濟金融互動減弱，保護主義漸成潮流。

更令人憂慮的是，2015年開始出現一種罕見的反常現象，許多國家本幣大幅貶值，出口卻未見增長，甚至大幅下降，這實際上讓競爭性貶值陷入一種無用卻流行的境地，給全球經濟徒增發展煩惱，並引致全域利益和個體利益雙輸的尷尬格局。

其二，新生發展亮點黯然失色。新要素代表著經濟發展的活力和潛力，是全要素生產力不斷提升的時代內涵。但2015年以來，新要素並未給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預期中的貢獻。

一方面，新興市場陷入全域性困境，金磚四國中，俄羅斯和巴西陷入衰退，中國和印度經濟增長也低於趨勢水平，在經濟失速的同時，新興市場普遍面臨著強勢美元帶來的挑戰，資本外流，外匯儲備縮水。

另一方面，新產業革命並未掀起巨浪，由於保護主義政策將重心放在了傳統行業上，刺激措施也很難顧及新興行業，全球產業變革實質推進弱於預期。

其三，金融深化作用潛在削弱。現代社會已經進入金融時代，金融集物流、人流、資金流、資訊流於一體，發揮著引領經濟結構轉變和優化全域資源設定的重要作用。

但2015年以來，無論直接融資還是間接融資，都面臨著風險加大、渠道收窄、創新乏力的挑戰。國際金融市場巨幅波動，不僅未能充分發揮支援並引領實體經濟穩健復甦的作用，反而成為系統性風險滋生的溫床。

全球范圍內，金融市場環境惡化，投機氛圍濃厚，部分市場還形成了需求萎縮和市場下行的惡性循環，給全球經濟復甦帶來困難。

其四，人力資本提升明顯不足。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表明，人力資本是經濟長期發展的重要支柱。

但2015年以來，人力資本增長乏力愈發成為一個全球性難題，表現為三個層面：

一是人口大國的人口紅利逐漸下降並消失，全球人口老齡化問題愈發嚴峻；

二是全球人口質量提升速度放緩，全球經濟頹勢不僅降低了貧窮國家年輕人受教育的可能性，還對發達國家年輕一代就業帶來巨大沖擊，階級固化愈發嚴重，年輕人獲得素質提升的機會在普遍減少；

三是人的信心在削弱，各類指標顯示，金融危機及其引致的地緣政治動盪帶來了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影響，全球民眾對經濟增長和政策調控的信心在普遍下降，這實際上通過拉低長期消費傾向和長期投資預期而對經濟發展帶來了潛在沖擊。

其五，經濟發展信仰受到沖擊。現代經濟實際上是建立在斯密市場經濟理論基石上的宏偉大廈，人們對經濟內生增長的信仰決定了要素投入的可能回報。

但2015年以來，一個不易察覺的態勢是，全社會的經濟信仰在逐漸動搖，人們越來越懷疑內生均衡的自我實現能力，越來越擔心市場在自我修復中突然死亡的可能性。

如此背景下，強調政府調控的新凱恩斯主義開始成為主流，媒體也開始熱議mit（麻省理工學院）學派在全球貨幣政策決策層的主導力，提倡經濟自由主義的芝加哥學派日漸式微。

這種信仰的動搖實際上削弱了廣大微觀主體在經濟發展中的參與感和自信心，對經濟長期內生增長帶來了負面影響。

其六，不確定性在上升中鈍化。不確定性是經濟長期穩健發展的制約因素，過高的不確定性將降低預期收益並削弱要素投入。

但2015年以來，全球政治、經濟、外交領域的不確定性大幅上升，地緣政治博弈愈發復雜，全球利益爭奪愈發激烈，經濟金融波動性顯著上升。

比不確定性上升更可怕的是，人們對不確定性的恐懼和警惕在逐漸變得遲鈍，這不僅刺激了不確定性的自我衍生，也反映了全球經濟風險管理的疲態，進而給風險大量積聚后的突然集中爆發埋下了伏筆。

可以想見，全球潛在增長的增速放緩或絕對停滯正在悄然發揮威力，如此背景下，政策對這一態勢的對沖能力卻在顯著下降。

全球范圍的政策搭配格局都陷入了類似的尷尬：

一是擴張性財政政策遭遇債務瓶頸，各國政府幾乎都缺少主動加杠桿以刺激經濟增長的空間；

二是寬鬆貨幣政策余力漸失，全球利率水平已到絕對低位，通脹壓力開始顯現，貨幣政策對刺激增長有心無力；

三是競爭性匯率政策無效對抗，匯率貶值對出口的刺激效應大范圍消失，總需求萎縮讓匯率博弈變成雞肋；

四是結構性政策廣泛缺位，增長壓力之下，結構調整愈發困難。兩相作用，潛在增長動力的缺失無法得到政策之力的有效抵補，全球經濟很難避免全域性困境。

對於中國而言，在“1937魔咒”籠罩全球經濟的2015年時，更需要保持警醒，將三種思維貫徹到底：

一是底線思維，要防范外部環境惡化對中國經濟的意外沖擊，要時刻防范系統性風險，在復雜環境中堅持深化改革和結構轉型，夯實並挖掘中國長期增長潛力；

二是強國思維，要正確認識中國經濟在全球大環境中的定位，雖然中國股市大幅震盪背景下唱空中國的聲音不斷增大，但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底氣相對而言是很強的，需要引領全社會增強信心；

三是金融思維，全球復甦回冷、國際博弈日趨激烈的背景下，金融牽一發而動全域，對保障中國經濟增長不失速、國家總體安全實現和國家利益最大化十分關鍵，要用好、用活金融手段，防范金融風險，穩住金融進而穩住中國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