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最早的“城裡人”是什麼人

倪方六

“城鎮化”近年來似乎成了一個熱詞。所謂“城鎮化”，亦即人口持續向城鎮集聚的過程，說白了就是“農村人”轉為“城裡人”的一個歷史進程。中國作為世界上傳統的農業大國，城鎮化其實一直在進行之中。

中國最早的“城裡人”出現在何時？

“禹別九州”商人被視為最早的“城裡人”

若上查三代，現代的“城裡人”大多是農村人。中國最早一批城裡人出現於何時？學術界較主流的觀點認為，城裡人的誕生時間與人類第三次社會大分工發生時間基本一致。由於商品交易形成，出現了不直接從事生勞動的商人，“城”、“鄉”首現分離，由此引發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波原始城鎮化運動，即學術界所謂的“城市革命”。

中國最早的一批“城裡人”是商人。早期商人都是“有身份的人”，只有貴族才有剩餘物品參與交易的可能。由此可以推斷，中國第一批“城裡人”的出現，不會晚於處於奴隸制社會的夏代，距今至少4000年。從《史記》等史料記載分析，當時應該有過多輪原始城鎮化運動，其中最著名的一場“城鎮化”運動，應該是夏禹主導的。《尚書·夏書·禹貢》記載，“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即禹把全國劃定徐、冀、兗、青、揚、荊、豫、梁、雍等九個“州”級行政區。“九州”中的每一州都應該建有一個地區性中心城市。

商朝因祖上分封於“商”這個地方而得名，商朝的人善於交易，其滅夏在財富上的原始積累，就是通過用“”這種紡織品與夏做糧食貿易完成的。商建國后，做生意已成商朝人的社會職業，“商人”概念因此而來。

古代第一波“城鎮化”高潮是哪個時期？

《左傳》統計出春秋時期新建城池達63個

進入東周后的春秋戰國時期，國民生和經濟都得到了極大發展，社會變化劇烈，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型。由於周王室衰微，諸侯各自為政，大興土木、構築城池，“都城”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城鎮數量劇增，古代中國的城鎮化運動，由此迎來了第一波高峰。

相當於現代“地級市”、“縣城”概念的郡、縣行政區劃，也是在這一時期出現的。有學者就《左傳》所記做過統計，春秋時期新築的城池多達63個，實有城市68個，另5個是重修擴建的。[NT:PAGE=$]

另據《春秋戰國城市經濟發展史論》裡的數據，整個春秋戰國時期35個國家的城鎮總共有600個，其中晉國91個、楚國88個、魯國69個、鄭國61個、周國50個、吳國10個。實際數量當超過此數，有學者認為有八九百個。

這期間，“城鎮化”運動搞得最好的，應該是齊國。齊國首都臨淄規模很大，有幾十萬常住人口。據《戰國策·齊策一》“蘇秦為趙合縱說齊宣王”條，縱橫家蘇秦看到，“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蹋鞠者……”

從蘇秦所見所聞中可以發現，當時的臨淄十分富有殷實，“GDP”應該遠高於其他諸侯國城市。因此，城裡文體活動豐富多彩。更有趣的是，那時齊國已有球迷一族，臨淄因此被國際足球聯認定為人類足球發源地。

據《史記》、《戰國策》諸史書記載，齊國至少有81個大小城鎮，以每城萬戶、每戶5口人來算，平均每座城市有5萬常住人口，並不遜於現代縣城規模，可見齊國城鎮化程度之高。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北京所在的燕國都城“薊”(今北京西南)，也是在這一輪全國性城鎮化運動中崛起的，成為當時北方的中心城市。

古代郡縣等規模的確立始於何時？

秦始皇“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

秦漢時期，“城鎮化”水平出現質的飛躍，郡、縣等規模的小大被逐漸確立。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嬴政統一六國，剛當上“始皇帝”后，便“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即將全國分為36個郡級行政中心。也就是說，當時的全國中心級城市至少有36個。

漢代的“城鎮化”規模更創下歷史之最。《漢書·地誌下》記載，漢代全國分為130個郡國，有1587個縣邑，6622個鄉，鄉鎮數以萬計。一位名叫藤岡謙二郎的日本學者說得更誇張，他估計西漢后期(公元2年)中國共有大小城鎮37844個。據民政部的統計，現代中國截至2009年底全國鄉鎮級行政區劃僅34170個。

宋代，商品交易日趨發達，在出現世界上最早流通紙幣“交子”的同時，以工商業為主的城鎮得以迅速發展。宋代全國有1106個縣、1644個鎮，每一座縣鎮都會增加許多非農業人口。

明清時期，中國的城鎮數量進一步增加。美國學者施堅雅在《19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論著中提出，清末(公元1893年)，除東北和台灣外，全國有各類城市、集鎮39000個，其中城市958個，市鎮2319個。[NT:PAGE=$]

需要注意的是，古代中國在城鎮化進程中，也遇到了與現代一樣的問題，突出的是區域發展不均衡，水平參差不齊。如在明代，東南沿海地區市鎮較集中，發展較快，據《中國古代的市場與貿易》裡的數據，蘇州7縣有市鎮95個，平均每縣約14個；松江府3縣有62個市鎮，平均每縣約21個。北方、中西部地區分佈則較少。

古代的城鎮規劃有何依據？

《考工記》規定“匠人營國方九裡旁三門”城中“九經九緯”

現代城鎮講究科學規劃，可持續發展，古代亦然。

上古三代時已出現原始的城鎮規劃理論，其內容和行為上在今天看來甚至包括迷信成分，較為盲目。如商代，往往根據占卜的吉凶，來指導規劃。安陽殷墟上出土的一塊甲骨上，便發現了擇地遷都建城的記載。

到了周代，中國的城鎮規划水平已很高，出現了在今天看來也不失科學成分的規劃理論，其精華都在一部《易經》裡。在現代民間仍流行的古代城鎮規劃、選址理論“堪輿術”，即民間所說的風水術，即受到《易經》的深刻影響。

中國“七大古都”之一的洛陽，就是這種規劃理念的結晶。《尚書·周書·召誥》中有這樣的記載：“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大概意思是，周成王在豐(今西安市西南)，打算住到洛陽，委派周召公先去勘察地址，進行建築的總體規劃。

吳國都城闔閭(今蘇州)的選址和規劃，則直接受到《易經》的影響，規劃師是伍子胥。《吳郡志》記載，伍子胥“相土嘗水，象天法地，建城大城。有陸門八，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法地之八卦。”

古代的城鎮規劃強調“禮制”，講究等級、尊卑和秩序等傳統建築倫理，其具體思想見於《周禮·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裡，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即都城一般是9裡見方，每面3門；城中南北和東西方向的道路各開9條，路寬7丈2尺……“營國制度”作為都城規劃理論，成為古代興城建鎮的主導思想。

中國古人如何“農轉非”？

南宋時期三年辦一次“鄉村戶” 轉“坊郭戶”

古代城鄉居民比例，即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的比例是多少，一直是學術界探討的內容。其實很難有準確數據，現有的一些說法都是推算出來的，因此觀點各異。[NT:PAGE=$]

唐宋城鄉人口分別稱作“坊郭戶”和“鄉村戶”。綜合中外學者觀點，坊郭戶占總人口比例，西漢在30%上下；宋代在12%左右；明代約為9.7%。到了清代，“城裡人”對總數超過2500萬，但城裡人所占比例並不高，有學者推算，僅為宋代的一半左右。不難發現，古代中國的城鎮數量一直在增加，城鄉人口比例卻一直下降，這與農業人口基數越來越大有關。

在中國古代，戶籍制度對城鎮化進程同樣有很大的影響。古代原則上是限制“農轉非”的，這與人頭稅的收取和提倡農耕的“重農抑商”思想有直接關係。

然而，古代的戶籍同樣“卡”不住古代農村人進城，特別是在饑荒年間，由於城裡賑濟及時，農民紛紛背井離鄉，跑到城裡謀生，於是形成無業流民雲集的情況。

對這些沒有戶口的“流民”怎麼處置？各朝採取的措施並不一樣。南宋朝廷一般是分別對待的辦法，積極救助，疏堵並用。首先為“流民”建立臨時戶籍檔案，發給相當於現代“暫住證”一樣的“收執”，憑此領取福利(錢、米等)，“流民”離開時銷毀“收執”。另一方面接收投資“移民”，有錢有條件的“流民”可轉為“坊郭戶”。

因宋代戶籍劃分和變更登記三年搞一次，當時一般三年辦一次“農轉非”。據《宋會要·食貨》記載，紹興十二年(公元1142年)，戶部曾上奏：“西北流寓之人候合當造簿年分推排施行”。一批所謂的“西北流寓之人”，遂被劃分戶口等級，“農轉非”而成為“坊郭戶”。

但有條件“農轉非”的流民畢竟是少數，更多“鄉下人”還是要被動員、鼓勵回鄉務農，或住到城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