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槓桿”需建立有效的政治治理機制

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郭忠良

“去槓桿”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也是個重要的政治治理問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治理機制缺乏解決內部階層矛盾、恢復經濟增長所必須的有效性和穩定性，這比其自身背負的龐大債務更危險。

過去的兩周裡，美國財政懸崖談判再度成為市場的關注焦點。繼2011年的債務上限談判之后，投資者再度見證了國會和白宮兩者間上演的冗長扯皮劇情。

雖然奧巴馬獲得連任，但國會的構成卻並未發生根本變化，更糟糕的是兩黨在加稅和減支問題上變得更加極端，最終結果是又一個臨時協議的誕生。

這就難怪曾經一度譏諷歐洲在債務危機上決策遲緩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也不得不失望地發表文章，直言由於華盛頓政治治理的低有效性向歐洲看齊，美國正面臨歐洲時刻。

小政府 大社會

美國政府的政治治理決策過程可能從未像今天這樣受到市場如此重視。究其原因，還是資價格泡沫破裂導致私人信用體系崩潰后，政府以自身支出和信用成為支撐經濟需求和貨幣擴張的主要力量，其收支的任何變化都將直接影響微觀個人家庭的利益，也直接會對美國經濟的整體走向生重大影響。

與此矛盾的是美國社會中，對政府和市場關係的主流看法卻是“小政府大社會”，這種現實與理想的衝突又令目前的這種“低效的”政治談判進程顯得很正常。

雖然2008年那場超越經濟周期的危機讓經濟陷入了與“大蕭條”時期類似的境地，政府幹預政策又開始成為影響經濟的實質性主導因素，但這一事實明顯與美國選民，尤其是精英層心中根深蒂固的“小政府大社會”理想根本對立，也損害他們基於此而獲得的利益。

低效政治治理

政府幹預不斷加碼所引起的將是選民、統治精英各自間更加難以彌合的分歧，這反過來又將延緩經濟恢復到正常狀態進程。低效政治治理導致的不僅是長期經濟疲軟，還會造成”有序去槓桿”轉入”無序去槓桿”，只會增加整個國家擺脫危機的成本，因為刺激經濟的代價都毫無保留地反映到了政府債務上。最終這些債務都需要選民來承擔。

此種推論並非臆測，因為日本在過去的15年裡就飽受低效政治治理和經濟衰退交替之苦，其內部自”二戰”結束后建立的政治治理”穩定性”也正因此瀕臨崩潰。

雖然在導致低效政治治理的驅動因素上有所差別，但在”去槓桿”環境中，美國和日本由此引起的政府債務激增是一致的。

需說明的是政治治理有效性和穩定性是相輔形成的關係，一旦政治治理效率下降，那麼選民或者政治競選者都傾向於轉向極端政策，這將令社會從理性轉向非理性、從中立轉向偏激，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政府，其政治治理的穩定性將被削弱，民主機制可能會被佔據多數的極端選民操控。

當然政治治理效率隨危機惡化而不斷下降也並非是日本，美國的問題，而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系統性問題，這裏邊歐元區面臨比美國更嚴峻的問題。

和美、日皆因內部資泡沫破裂，引起私人部門”去槓桿”相反，歐元區的債務危機一開始就是政府信用的崩潰。實際上也可以說歐元區是”政府債券泡沫”破裂導致了政府被動”去槓桿”，這個過程几乎不可能是”有序”的，因為與美國那種從家庭至機構再到政府”自下至上”的槓桿集聚不同，歐元區國家的”去槓桿”是採取從政府至機構再到家庭”自上至下”的槓桿發散傳遞，政府不但沒能承接私人部門的債務，反而通過加稅、削減福利開支、延長退休年齡等將自身的債務轉嫁給私人部門。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去槓桿”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也是個重要的政治治理問題。如果說在資負債表急速擴張后，全球央行寬鬆政策如何退出是個巨大難題的話，那麼各國政府如何平衡為輓救經濟而擴大的資負債表就是個更大的問題。這個平衡的過程本質上就是整個社會甚至全球債務重組的過程，但顯然，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治理機制缺乏解決內部階層矛盾、恢復經濟增長所必須的有效性和穩定性，這比其自身背負的龐大債務更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