鉅亨看世界─聖女還是少女？

 
安妮成為無數受害猶太人的代表。(圖片取自：維基百科) 

安妮法蘭克 (Anne Frank) 一個希望的象徵，全球成千上萬人閱讀她於躲藏納粹歲月所寫的日記。而現在即將有兩本關於她的新書上市，電影正籌拍中，博物館即將開幕，以上種種都將重塑這位納粹大屠殺犧牲者現代而複雜，且更具猶太色彩的形象。

德國《鏡報》報導，若非《安妮日記》，現年已經高齡 87 歲的 Buddy Elias 恐怕不會受到那麼多注目，在安妮的日記裡，她和他玩捉迷藏，想要要與他共溜冰，Buddy Elias 是安妮親愛的表哥，而安妮則是 Buddy Elias 現在最想要守護的對象。

即使是現在，Elias 談及安妮時仍不時微笑，雖然眼中流露出的卻是一絲哀傷，多年來，Elias 不斷地向外人談安妮，例如學童們。這些孩童吃驚他還在世，也吃驚原來安妮是真有其人，《安妮日記》譯成多國語言，這些小孩都看過《安妮日記》他們當然知道她的故事，知道她躲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民宅後的密室，安妮透過文字向這些小孩表達了她的故事，而這些孩子也或許曾經因為她的遭遇而流淚。

大屠殺的代表面孔

安妮就是納粹大屠殺受害者的代表面孔。

當 1942-1944 年，安妮與其家人，父親、母親、姊姊，以及一些猶太家庭一起躲在阿姆斯特丹 Prinsengracht 263 號中的密室時，她的牆上貼著大明星葛麗泰嘉寶 (Greta Garbo)，安妮也曾像多數少女一樣，夢想著好萊塢。

Elias 則接替了安妮的夢想成為了演員，不過安妮的故事似乎啟發了他，使得今時今日「安妮的表哥」成為他最重要的公眾形象，亦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

安妮家族被出賣，遭納粹逮捕前幾日，日記的最後幾頁安妮曾自我描述是「矛盾集合體」。就算到了今日，全球仍有人不斷地追問到底「她是誰」？

理所當然，安妮是一名犧牲者，代表了 600 萬遭納粹屠殺的猶太人，她的故事讓我們勿忘教訓。在無數報導、記載中，描述安妮為堅強、強悍的朋友、陷入愛情的女孩、發現自己啟蒙的性慾和母親對抗的少女，以及儘管命運最終難逃一死，但她也是個敘述希望故事的女孩。

安妮已是納粹屠殺罪行中的聖人，青少年的偶像，但卻鮮少代表「她自己」。

普世性的象徵

不過，若 2014 年將推出的首部安妮法蘭克德國電影的製作人和編劇徹底執行他們的想法，那麼這樣的印象很有可能改觀。這部電影試圖講述安妮的生與死，提供觀眾一個更全面的安妮觀點，除了她躲避納粹的那段時光，也談她的童年，以及集中營的那段生活。」。(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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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日記》翻譯成近60種語言。(圖片取自：維基百科)

於法蘭克福興建中的「法蘭克家族中心」(Frank Family Center) 也協助大眾改變對於安妮的看法，這個中心將於 2016 年開幕，將會更深入地談法蘭克家族與法蘭克福 400 年的淵源，遠久於大屠殺之前。

另外，位於巴塞爾 (Basel) 的安妮法蘭克基金會的努力亦可能扭轉世人的看法。不過這個基金會正與阿姆斯特丹的安妮法蘭克基金會打官司中，兩方過去長期以來皆是平行運作，巴塞爾的這個是由猶太社團主導，阿姆斯特丹的則一再強調他們是依安妮父親奧圖法蘭克 (Otto Frank) 意願運作，但其實 60、70 年代的信件顯示，奧圖法蘭克對此基金會其實有所質疑。

這兩個基金會之間的爭執其實正是反應了所有有關於安妮傳言，以及她所捲入的事件。

安妮成為人權主義的鼓舞者，成為普世性的標誌，成為人類惡行的警世故事，讓大眾警惕的手段，切勿再對當代種族滅族屠殺暴行置之不理，而當安妮成為這樣的代表時，有時候犧牲的就是盡量減少或是抑制安妮生命中的猶太人的那一部份，她的痛苦以及她的想法。

安妮的故事常常被用來解釋納粹大屠殺，雖然她的日記裡面其實並沒有提到這一些，就連她躲藏在阿姆斯特丹密室裡的歲月都不太提及那些恐懼，但或許就是因此讓她的故事如此成功，因為這是一部有關世紀罪行，卻沒有真的將重點置於罪行本身的著作，談論其黑暗命運，卻不提及死亡，且對抗任何因素仍堅信生存信念。

當我們在談論安妮我們到底是在談論什麼？

安妮自身發掘的矛盾性造就了這本書，「當我們在談論安妮我們到底是在談論什麼？」(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Anne Frank) 這不僅是每個人想到安妮所留下來的故事時必然會浮出的疑問，也是美國作家 Nathan Englander 短篇故事集的書名。近來有兩本由美國猶太作家以安妮為主題所撰寫的小說將在德國上市，此即為其中一本兼具趣味與政治，交織機智與苦澀，這兩本書揭露了經歷大屠殺後的猶太人的「安妮認同」如何建立。

Englander 的故事深遠且幽默，充滿恐懼和暴力、復仇和教條主義，寫出書中移民角色的故事及其悲劇。Englander 不斷重新定義「道德」，「我是誰」(Who Am I？) 這個不朽的大哉問傳達了這一切是如何形成，道德決定又是如何型塑認同，在 Englander 的猶太世界裡，這個問題總是連結著另一個問題：我過去是誰？(Who Was I？)」。(接下頁)

「整本書談的是誰擁有認同、誰擁有歷史、記憶又是什麼的問題」Englander 自己如是說。Englander 為書宣傳在柏林接受訪問，他表達了他對於自己沉迷於大屠殺議題的驚訝，而對此他並不舒服，他說：「我不知道我為何成為今日的我。」

Englander 自小生長於紐約，一直深信還會有第二次大屠殺出現，「這相當病態和荒謬，美國是猶太人待過最好的國家，但是另一方面，猶太人卻總是落得不好的下場，不是嗎？」小時候，Englander 和他的姊姊發明了一種遊戲，一種圍繞著道德邊緣、極易激發道德危機的遊戲：當大屠殺再次發生時，誰會幫忙藏匿我們？誰又會背叛我們？會是鄰居，還是我們兒子、丈夫把我們交出去？

在新書中，Englander 寫了這個遊戲，Englander 說：「我們猶太人談論我們自己的恐懼，談論非常猶太式的感受，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安全，對許多人來說，大屠殺就是安妮法蘭克，當你想到大屠殺時，你想到什麼？堆成山的屍體，還是這一個女孩？」。(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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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安妮一家的藏身之所，已經成為觀光熱門景點。(圖片取自：維基百科)

於他的書中，Englander 描述了記憶如何成為政策，而政策又如何影響個人的記憶，討論身份認同，甚或是國家認同時，同時也是對今日大屠殺的重要性和角色的反思。在德國這再次是個眾大的議題，每當有希特勒等人的新片上映時，這問題就會被提出來討論；另一方面，在以色列這個議題的角度則非常不同，究竟這個國家的誕生是出自於猶太復國主義，還是大屠殺的惡夢之中？

猶太人的陰影揮之不去

這也是另一個作家 Shalom Auslander 所想問的問題。身為猶太人的他，對於以色列完全沒有好感，坦言他恨那裡，以色列根本該炸掉，那裡的每個人心情都不好，每個人都擔心受怕，過去的陰魂不散，Auslander 的首部小說《希望：一場悲劇》(Hope:A Tragedy)，以黑色喜劇的寫法顛覆了許多人對於納粹大屠殺以及安妮的想法。

Auslander 表示，死於安樂和「希望」其實是一場騙局，身份認同並不會從毀滅，也就是納粹大屠殺中誕生。換言之，就 Auslander 的看法，由毀滅中興起的認同應該要被毀滅。

Auslander 自認與安妮擁有相似處，他們都喜歡自我厭惡者，因此帶領了他們向前，也促成了 Auslander 這部小說誕生。書中的主人翁要處理的共有三個難題：如何拯救他的婚姻、要怎麼把他的媽媽趕出房子，以及安妮法蘭克在他家的閣樓做什麼？

Auslander 在小說中，讓安妮復活，反面探討了安妮的死亡對於倖存猶太人身份認同的意義與影響，透過書中主人翁的嘴，Auslander 說出猶太族群的看法：「自稱為安妮法蘭克，不僅不有趣、令人討厭，甚至對於數百萬受過納粹暴行受害者的記憶是一種汙辱。」

這本書裡的荒誕不經是 Auslander 對於大屠殺的荒誕不經的回應。他描寫了大屠殺後猶太生活糾結和混亂的全景，書中有個從未經歷過集中營卻將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問題都歸咎於集中營那段經歷的老太太：一個以出版安妮日記相關書籍致富的出版商，卻一點不想和活著安妮扯上關係，還有安妮角色本身，她待在閣樓中寫著自己的故事，卻背負著極大壓力，安妮已經成為了猶太族群的精神象徵，「安妮之死與不死，牽動了猶太族群的一舉一動。」

Auslander 寫下這本黑色幽默小說，於他自身來說是種自我防衛，「我成長的過程中確信有天我必將殘忍的被謀殺，對我的父母來說，大屠殺已是一種教條：我們必須生於憂患。」Auslander 如是說。

Auslander 並非是首個讓安妮復活的作家，但不同的是，在他的書中他將哀悼的文化濃縮至極致，這其實是相當聰明且真實的手法，讓讀者感受到更深的哀痛，且他試圖讓安妮從受害者的角色中解放，賦予她生命、角色和個性。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安妮無處不在。我總是自問要是我我會如何做，我會跑去哪，誰會幫忙我。而這也就是以色列之於猶太人的功能，我不知道納粹大屠殺對於非猶太人而言的意義，我只知道這對猶太人的意義，而且我知道若安妮還在世，她一定會對於我們將她的形象如此塑造感到生氣。」Auslander 說。

安妮日記賺大錢

不過安妮的表哥對此只能搖搖頭，他看上去極度哀傷，他對於這兩本書的出版感到有些憤怒，他自豪於其表妹所成就的，在他的心中，這些以安妮為名出版的書籍就像是在使用標籤一樣，當他看到人們藉著安妮的命運獲利，他的疑慮日益增加。」。(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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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肯定是很大的一筆錢，《安妮日記》目前已經翻譯成約 60 種語言，在全球賣出超過 3000 萬本。小女孩安妮、照片、青春期、愛情、自我懷疑、強韌，這一切一切都與納粹屠殺的罪行形成強烈對比，甚至有些老納粹還以此為由，稱這本日記太過完美為偽造物，但只要讀過幾頁，直接感受文字、情緒、用語，時而自信、時而自我懷疑的不安就能瞭解這本日記的美麗與偉大，而這也正是這麼多年來這麼多國的青少年都對此書甚有共鳴的原因。

安妮日記的原本由當初協助藏匿他們一家的 Miep Gies 所救出，總共有兩個版本，因為安妮本計畫戰後要出版日記，所以編輯了第一版，他的父親則彙編了第三版，使性慾成份較為無邪，並降低了安妮與媽媽的衝突部份，在德文翻譯版中，反德的篇章也被淡化。

形象塑造

修訂版最初於 1947 年於荷蘭出版，1950 年於德國出版，1952 年英國出版，許多出版商一開始都拒絕出版此書，還是透過法國此書才得以在美國出版，不過百老匯的舞台劇才是奠定安妮今日形象的主因：一個象徵，一座希望的燈塔和勇氣的來源。

最初應該是要讓劇作家 Meyer Levin 根據日記改編舞台劇本的，但是後來卻換成了另外兩位好萊塢作家，Levin 認為這是一場陰謀，因為他的版本被認為「太猶太、太黑暗、太鬱悶」了。

另一方面，百老匯想要傳達的訊息很清楚，一如 1955 年百老匯舞台劇終安妮所講的一樣：「儘管經歷一切，我依然相信人民心中還是存有真正的良善」，1959 年上映的電影也是一樣的觀點。

電影海報將其吹捧為生命之歌，廣告觀眾有機會一睹她的「初吻」，聆聽她美妙的笑聲，但這與日記中的安妮顯然並非同一個人，她寫道：「有人就是單純地喜歡破壞，有殺人衝動，直到所有人都經歷一場大變，戰爭付出代價，然後沒有例外，所有一切重建的、培養的又會再次遭到破壞，人類週而復始。」

但這樣的安妮並非 50 年代人們所想要見到的安妮，當時青少年文化自成一格、流行音樂誕生，而這樣的青春劇碼正適合那個時代。

紀念館，賺錢的機器還是自省的場所？

但安妮的形象一直到今日都是如此，爭議也一直沒有斷過。巴賽爾的安妮法蘭克基金會董事 Yves Kugelmann 直言批評阿姆斯特丹的安妮法蘭克基金會利用安妮賺錢，阿姆斯特丹是首個將安妮政治化的城市，設立了博物館，並且塑造了普世的形象。

當初安妮一家人藏匿的阿姆斯特丹民宅，現在已經成為了歷史觀光勝地，每年有超過百萬名遊客，充滿年輕、期待、不確定的面孔，他們爬上長長狹窄的樓梯、站在清空的客廳，欣賞安妮房間的明信片，感受這個歷史場景。

這棟房子是一切的混合體，既是住所，亦是犯罪現場，還是紀念館，這讓它獨一無二。但這房子卻亦有可能讓人對大屠殺沒有更深入的瞭解，進入後一開始會提到希特勒，最後會談到最終死在這房子的居民，中間則都主要是充滿崇敬之情的光環。但是法蘭克一家是誰？他們從哪來？荷蘭在戰爭期的角色為何？有多少猶太人待過這個房子？荷蘭人是否為加害者？為何從荷蘭被驅逐出境的猶太人比例高過其他西歐國家？」。(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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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至今都還沒有獲得令人滿意的答覆，荷蘭發現自己在德國佔領期間很難釐清自身的角色，在這樣的情況下，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博物館似乎模糊了一切。

所有人的安妮

另外，德國創作者 Fred Breinersdorfer 剛寫為安妮的電影劇本，而在他的劇本中，安妮又會怎樣的形象呢？受害者、聖人，還是希望的象徵？

「安妮法蘭克並不是一個德國角色，也並非只是猶太人角色，她是一個殘酷制度下的受害者，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自由和樂觀。她是一個開明、情緒交錯的角色，她屬於每個人。」

Breinersdorfer 一路寫到安妮在集中營死於傷寒，對於其藏匿的那段時期也會忠於安妮的文字，而安妮早先的生活也會扮演重要的一部分。

隨著多元觀點變化，更為立體、更為鮮明、更貼近真實的安妮或許真能呈現在所有人之前。(文：鄭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