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面臨支離破碎困境 政府放權是解決根源

農村困境誰來解？

張化橋撰文指出，地方政府也沒有采取多少有幫助的行動。越來越多的農民涌入沿海城市的工廠里，不同層級的地方政府都疏於管理，廢弛懈怠。最終，工廠在城邊距離鄉村不遠的地方修建了起來。它們抽干了湖泊，污染了河水和空氣。專家估計，中國有超過450個癌症村，在這些地方癌症患者密集出現，發病率遠遠高於平均水平。村民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我的村子里，就有一些四五十歲的人死於未知的疾病。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香港——去年年底，我回了一趟童年時生活的那個鄉村。我發現哥哥在出門的時候，把一把軍刀拴在了皮帶上。我問他帶刀干什么，他回答說，“這里沒以前那么安全了。”

我生長的這個寧靜安適的村子，就像中國的許多村莊一樣，已經因為傳統社會規範的土崩瓦解而毀滅。這都發生在數十年的政策失當以及政府的漠不關心之后。與我同輩的鄉親中，許多人都寧愿回到過去。

對於一些人來說，懷舊在中國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在他們對中國當代歷史的印象中，對毛澤東災難性政策的記憶仍然深刻。在1949年共產黨革命后的數年里，這些政策造成了經濟災難、大饑荒和大批民眾的死亡。但我們這一代人步入成年是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大饑荒已經過去，文化大革命也接近尾聲，我們與最深重的苦難擦肩而過。我的長輩都不愿意談論那段悲慘歲月，這種態度在中國很典型。

我的童年恰逢中國歷史上一個獨特的時刻。我們仍然過著傳統的農村生活，把毛澤東時代的恐怖拋到了腦后，但資本主義的狂潮也尚未到來。人們的家庭觀念強烈，沒聽說過什么犯罪案件，環境也保持著天然的面貌。我們那時很貧窮——70年代初，我上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全校都沒有教科書。但我們不介意貧窮，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錯過了什么。我們生活在和平安寧、關係緊密的社區里。

但中國傳統的社會脈絡已經被撕成碎片——這種瓦解在農村最為明顯，家庭破裂、犯罪率飆升，惡化的環境也在奪去人的性命。許多人曾在近幾十年中，樂於讓政府淡出他們的私生活，但現在卻迫切希望政府能夠干預。必須要做些什么，來重建凋敝的鄉村生活。

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帶來了生產力的大幅提升，農村居民有了更大的自由。農民們突然可以決定自己種什么莊稼、怎么種，以及如何銷售農產物及其他產品了。許多農民決定離開農田，到東南沿海繁榮城市的工廠里工作，把從外面的世界賺到的錢和學到的新知識帶回家鄉。許多人帶回了迫切需要的技術，開辦了自己的企業。這個黃金時代被認為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巨大成就。

農村的復興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戛然而止。央行的印鈔機驅動著銀行信貸的無節制增長，導致高達兩位數的通脹持續多年，這迅速蠶食了農村的收入，進一步擴大了農村和城市的差距。城市的平均月工資從20年前的幾百元增長到了今天的4000元（合650美元），而農村的收入水平則遠遠地落在了后面。

更重要的是，在政府將原本由國家提供的住房私有化之后，城市的房價呈幾何級數增長，許多地方甚至增長了五六倍，而相比之下，農村房地產的價值卻幾乎沒有提高。太多農村居民錯過了中國的房地產繁榮，進一步拉大了城市和農村的貧富差距。

地方政府也沒有采取多少有幫助的行動。越來越多的農民涌入沿海城市的工廠里，不同層級的地方政府都疏於管理，廢弛懈怠。最終，工廠在城邊距離鄉村不遠的地方修建了起來。它們抽干了湖泊，污染了河水和空氣。專家估計，中國有超過450個癌症村，在這些地方癌症患者密集出現，發病率遠遠高於平均水平。村民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我的村子里，就有一些四五十歲的人死於未知的疾病。

我老家的村子位於湖北荊門，那個村子狀況在中國十分普遍。這里的道路由於十多年沒有養護已經無法使用。社區建筑已被拆毀；上一次我回老家時，滿目都是塵土和斷磚殘瓦。

農村家庭處境凄慘。根據2011年的報告，農村的自殺率是城市的三倍。我的叔叔四年前上吊自殺。他的子女長大成人之后就把他趕出了家門，之后他就一直住在一所臨時搭建的窩棚里。在他自殺前兩年，他的妻子去世了，叔叔沒能從這種打擊中振作起來。

在農村，父母把年幼的子女留在農村的家中，自己去其他地方的工廠打工，這種現象十分普遍。有6000萬兒童承受著這樣的命運，他們大多數被留給祖父母、外祖父母看管，但其中有超過3%——數百萬兒童——要獨自生活。留守兒童通常不得不面對孤獨（許多人沒有兄弟姐妹）和無助。有些報告稱，留守兒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正在增多。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農村兒童輟學。一項研究顯示，農村地區至少有2000萬兒童輟學，相當於農村青少年總數的10%。因為學生人數越來越少，我在70年代就讀的那所小學十年前就解散了。於是，村里的孩子每天都要走至少8公里的泥土路去上學。

許多情況下，男人們到城里工作，讓妻子留在農村的家中照顧孩子。他們一年中只有幾天能夠見面。距離、情感壓力和經濟困境把一些家庭徹底撕裂。

據《學周刊》報導，從1979年到2009年，中國農村的離婚率提高了四倍。新加坡的《聯合早報》以及大量政府出版物也報導，中國農村的許多地區已經類似於無政府狀態，犯罪率提高，基層選舉舞弊也越發猖獗。

過去幾十年里，中央政府放權的舉動在社會的衰敗過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農村領導人的選舉經常受到操縱，腐敗現象猖獗。政府的撒手不管留下了一個危險的權力真空，許多村民只能自我保護。許多人說，一些類似黑社會的組織正在幕后操縱著權力。

在農村，只有最極端的犯罪才會向警方報案，但有些駭人聽聞的案子根本無人理睬。幾年前，因為一樁婚外情引發的糾紛，我的一個表親差點被同村的一名村民和他的親戚打死。我妹妹向警方報告了他們的暴行，但警方根本沒有跟進調查。

以前，村里和鄉里的官員擁有調解各種糾紛的權力和資源，包括家庭暴力在內。警方甚至會去最偏遠的村子里巡邏。如今，警方似乎只是待在城市里，而村里的負責人也沒有資源來干預社會問題。大約十年前廢除“農業稅”的政策，也加劇了地方政府的預算壓力。

盡管政府依然執著於經濟增長率，但中國的不平等現象和受到破壞的環境，尤其在農村，卻是更為嚴峻的挑戰。不管自由意志論者對國家干預的不良后果有什么樣的看法，中國農村的許多人，特別是像我的親戚和同村其他村民那樣的窮人，都希望政府采取更多干預。各地的農民成立了請愿團體，要求政府干預土地糾紛、污染和選舉舞弊事件。

中國農村的狀況十分嚴峻，但卻是可以解決的。政府和民眾必須出面，並優先重建農村的生活。國家具有采取行動所需的財政資源和專業知識。現在需要的只是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