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還該不該相信GDP？

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 戴維皮林

北京理髮店服務和倫敦性服務的價格有何共同點？答案是：依據對它們衡量方式的不同——更貼切地是是否衡量——你可以或擴大、或縮小中國和英國經濟的規模，就像拉手風琴一樣。

今年4月，統計學家們在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支持下進行研究，得出結論：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遠大於他們之前認識到的水平。實際上，中國即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這比預期要早許多年。原因呢？統計學家們之前高估了各類商品服務的價格，從理髮到麵條都不例外。因此，他們低估了中國人的購買力，於是低估了中國經濟的規模。

6月，英國的統計學家們也玩了一通魔術。他們聲稱，英國經濟規模——當然，只有中國的一小部分——比之前認為的水平高5%。這就好像是他們突然在英國的沙發背后又發現幾十億英鎊的年收入一樣。英國人的解釋更簡單。除了對計算方法做出調整之外，統計學家開始計入賣淫和違禁毒品的“經濟貢獻”。

GDP這個術語已經無處不在。它是我們衡量經濟成功的方式。人們以GDP大小來評判各國。經濟創造GDP的效率可能決定政府的興衰。從債務水平到製造業貢獻率的一切東西都被拿來與GDP對比衡量。GDP是地球轉動的動力。但它到底有什麼意義？除了一些專家之外，大多數人對它只是一知半解。事實上，你對GDP(它是現代生活最具核心意義的概念之一)鑽研得越深，就越難以掌握它。黛安娜科伊爾(Diane Coyle)最近花費一整本書的篇幅來探討這個話題，用她的話來，“GDP是生產造出來的實體”。

科伊爾捍衛GDP作為理解經濟的工具的作用，只要我們清楚GDP的局限性。不過，當我與她通電話時，她卻對每季度GDP數據公佈時的“定時胡鬧”和“公共儀式”感到好笑。雖然這些數字往往存在誤差幅度，屢被修正，但我們卻為它賦予重大意義，就像神父對禮拜的重視一樣。

科伊爾的書名《GDP：一段簡短而深情的歷史》(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無疑表明了她對GDP這一概念的基本擁護。但她警告道：“世界上不存在GDP這種實體，等經濟學家去測量。它是人工創造出來的……是一種抽象，將釘子、牙刷、拖拉機、鞋、理髮、管理諮詢、街道保潔、瑜伽教學、盤子、繃帶、書籍和其他成百上千萬種服務和商品加總起來。”因此，GDP的衡量者做的不是測量山體質量或地球經度這樣的科學工作，而是從事相當於想象的工作。

GDP的概念出奇之新。類似現代概念的國民經濟核算賬戶第一次出現，是在1942年的美國。之前政府不願費工夫衡量經濟的規模，也不是什麼怪事。直到工業革命之前，農業社會几乎沒有什麼發展。因此，經濟規模几乎完全是一國人口的函數。1820年，中國和印度占全球經濟活動的一半左右，完全憑藉的是人口數量。

白俄羅斯裔美籍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常被歸功在20世紀30年代首創GDP概念，但他從一開始就對GDP持強烈的保留意見。科伊爾對我說：“他做了大量工作。但概念上，他想要的是不一樣的東西。”美國前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曾請求庫茲涅茨設法精確描繪危機后的美國，當時美國陷入了似乎永無止境的衰退。羅斯福希望通過公共設施支出來提振經濟。為了說明該做法的合理性，他需要的不只是碎片式的信息，例如貨車負荷或賑濟處排隊的長度。庫茲涅茨的計算表明，美國經濟規模在1929至1932年間減半。這一計算結果是可靠得多的行動依據。

庫茲涅茨對待數據十分謹慎。但究竟應當衡量哪些指標？他傾向於只囊括那些他認為對社會福祉有貢獻的活動。他認為，既然戰爭明顯損害人類福祉，為何還要計入軍械支出之類的東西？他還打算扣除廣告(無用)、金融和投機活動(危險)以及政府支出(重覆，因為它只是稅收的循環)。人們消費的海洛因越多，妓女接客越多，經濟就越健康？他恐怕不會為這種想法激動。

但庫茲涅茨輸了。現代的國民收入賬戶將軍售和投資銀行活動雙雙囊括在內，也不區分社會“正物品”(例如教育支出)和社會“負物品”(或者必需品，如賭博、卡特琳娜(Katrina)颶風過后的重建，或預防犯罪)。(那些沒多少犯罪活動的國家，就只能錯過與犯罪相關的經濟活動了，比如安保和修理破窗戶。)GDP是不考慮道德的。它被簡單定義為特定時期內所有出品的貨幣價值。[NT:PAGE=$]

關於GDP，第一點需要了解的是，它是流量指標而非存量指標。高GDP國家為了收入最大化，可能會長年累月地對基礎設施進行災難性的消耗。機場老化、公路破舊的美國，時而因此受到指責。

國民收入賬戶也不考慮資源的耗竭。中國將10%的年增長率維持了30年。但這一數字沒有扣除它消耗的、(可能)有限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其假設是，技術總是會解決能源耗竭的問題。)它也不考慮經濟學家所稱的“外部性”，即增長的副產品，如污染。清理被污染的河流、復原被採伐一空的森林最終需要多少成本，不在GDP的考慮範圍內。

科伊爾告訴我，GDP“體現不出現在與未來之間的權衡”。創新可以幫助我們找到金屬等有限資源的替代品，但GDP不考慮可持續性。這就讓我們容易受到“引爆點”的影響，例如魚類資源的突然枯竭。

就連衡量所有產出品這一枯燥的活動，也不像聽上去那麼簡單。我曾在經濟學家張夏準(Ha-Joon Chang)位於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的小辦公室拜訪他，他舉了一片麵包的例子。他表示，在計算麵包的價值時，如果我們將酵母和麵粉也囊括在內，將造成重覆計算。出是由增加值來衡量的：我們計算出麵包的價值，再減去中間投入品(例如磨坊主生的品)的價值。麵包是相對簡單的產品。但不妨試試計算一輛汽車或一台iPhone的增加值吧，它們的生產依賴極為複雜的全球供應鏈。怪不得作為GDP指導手冊的《聯合國國民賬戶體系》(UN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長達700多頁。

張夏準稱，GDP更適合衡量數量而不是質量。在他近期出版的《經濟學：用戶指南》(Economics: The User’s Guide)一書中，他以一種調皮的角度審視了我們奉若珍寶的經濟假設。以一套刀、叉、勺組成的餐具為例。就產出而言，一套由三把勺子組成的餐具具有同樣的價值。但就生活質量而言，明顯不是如此。科伊爾將GDP稱為“大規模生產時代的人工物”。

事實上，GDP最大的缺陷之一在於，它對服務的統計非常糟糕。考慮到服務業佔據許多發達經濟體出的三分之二，這確實是個問題。統計學家擅長衡量那些實實在在、掉下去能砸到腳的東西，比如磚頭和鐵條，但他們不擅長衡量景觀園藝、噴氣式發動機服務合同或合成衍生品等無影無形的東西。如何比較巴西腦科醫生、德國機械師和尼日利亞投行家的產出？

再回北京理髮的例子。由於你無法知道每次理髮的價格，就需要抽樣。你可能會下結論，在北京理一次髮的平均價格是紐約的一半。但你如何知道，你比較的兩樣服務是否具有可比性？你是否評判理髮的質量，理髮師的技術，裝飾的明亮程度？剪髮過程中插科打諢的好壞，是否要考慮在內？我們應以每天照顧的病人數量還是護理的質量優劣來評判護士的效率？從嚴格的力學意義上，要想增加愛樂樂團的效率，可以讓他們以兩倍速演奏協奏曲。

你可以辯稱，這種法不得要領。服務的價值是市場願意承受的價值。沒有人肯花錢聽一場加速演奏的管弦樂隊演出。但有一項更根本的問題：一項特定的服務越多，是否就越好？我們衡量GDP的方式正體現了這種想法。以銀行業為例。2008年金融危機前，美國金融業規模急劇增長，到2009年已達到GDP的近8%。(部分原因是對銀行業衡量方式的變化。)但正如我們后來發現的那樣，銀行業擴張不一定是好事。銀行業之所以取得如此規模，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它越來越有能力創造“複雜”產品，而事實證明其中一些產品是有害的。考慮到危機之后的漫長衰退，你有理由認為金融業的擴張破壞了GDP，而不是創造了GDP。如果按庫茲涅茨提議的那樣將銀行業剔除出GDP，而不是將它計入GDP，說不定金融危機永遠不會發生。

醫療行業是另一個例子。美國醫療支出占GDP的18%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被保險、膨脹的藥品價格和沒有必要的醫療程序所佔據。但如果從預期壽命和健康生活年數來看，結果並沒有顯著好於那些醫療支出僅有美國一半的國家。因此有必要發問：如果醫療支出對GDP的貢獻減小(而不是增加)，美國是否能過得更好？[NT:PAGE=$]

如果有些服務被過於強調，那麼有些服務則根本沒有被考慮。GDP主要考慮經過買賣的東西，大量不涉及買賣的活動完全沒有得到體現。最明顯的是家務。家庭烹飪、清潔、養育子女和護理家中老人或殘疾人，完全沒有被賦予貨幣價值。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此類活動(通常由女性完成)的價值被低估了。此外，它也很難估算。但不將家務考慮在內，在一定程度上是荒謬的。在日本，政府倡導讓更多女性參加工作，以提高GDP。從很多方面講，這都是個好主意。但我們仍然有必要進行一場思想實驗。設想一下，許多名義上未就業的女性在照顧兒童或年長親人。現在規定，每名女性應在鄰居家工作，照看鄰居的孩子或父母，按時收費。日本GDP將在一夜之間增加。但就實際完成的工作而言，沒有任何變化。唯一的不同之處是，老爺爺會對照顧自己的陌生人感到奇怪，而政府將找到新的稅收來源。

不平等加劇(它在發達經濟體引起了突然而急迫的關注)是總體增長率可能無法反映真實狀況的另一原因。幾十年來，美國經濟的表現在大部分時間內都是優秀的。但美國前勞工部長、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教授的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表示，經通脹調整的工資中位數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再無增長。經濟增長的好處几乎盡數歸於頂層的1%富人。如果我們不屬於這個精英階層，那麼GDP增長往好了也與我們無關。

另一方面，科伊爾表示，GDP尤其不擅長衡量現代經濟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創新。所謂的“特徵核算”(hedonic accounting)試圖做出調整，將計算機等設備的不斷升級考慮在內。如果你今天購買了一台電腦，它的計算能力是你一年前所買的一台電腦的四倍，但花費相同，那麼它的價格實際上下降了。換言之，你過得更好了。

正如作家傑裏米裏夫金(Jeremy Rifkin)在近期作《零邊際成本社會》(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中指出的那樣，許多品的價格——如在音樂、互聯網拼車、維基百科(Wikipedia)、太陽能、Skype——正趨於零。如果經濟活動不索取價格，如何衡量它的價值？不是很久以前，百萬富翁還會死於缺乏抗生素，如今抗生素卻便宜得很。張夏準在劍橋的辦公室中對我說道：“就算你所生產東西的市場價值並沒有上升，但如果人們活得更好、吃得更好、擁有更多的暇時間，那麼應當，社會變得更優越了。”

這就提出了一個近乎哲學問題的問題：我們到底需不需要增長？隨人們漸漸認識到，GDP未能充分地把握住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現實，一個以不同方式衡量進步的迷你行業應運而生。法國前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曾委託包括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在內的頂尖經濟學家探索更好的方法論。他們的報告《對我們生活的誤測：為什麼GDP增長不等於社會進步 》(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得出結論稱，我們對經濟福祉的標準衡量方法並不稱職。更嚴重的是，他們認為，過度關注GDP可能將政策制定者導向錯誤的方向——如擴張銀行業，忽視教育、醫療等更為基本的東西。他們總結道：“如果衡量標準錯了，那我們將為錯誤的目標而奮鬥。”

遺憾的是，GDP懷疑主義最著名的例子，卻也是最愚蠢的例子。宣稱更加全面反映人類進步的不丹“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指數經不住推敲。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優越得多的衡量標準，納入了預期壽命、識字程度、教育和生活水平等因素。該指數將不丹排在第140位，比剛果共和國高兩位(挪威排在第一，墊底的尼日爾排名第187。)不丹的“國民幸福總值”似乎是企圖掩蓋它差勁的表現。

著名經濟史學家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對“增長神話”——即把追求GDP奉為最重要的事和終極目標——進行了更認真的探索。他與兒子、道德哲學家愛德華斯基德爾斯基(Edward Skidelsky)合著了《賺多少算夠？金錢與美好生活》(How Much is Enough? Money and the Good Life)一書。書中探討的問題是，在富足社會中，是什麼驅動人們追求更多的財富，盡管他們本能地知道，這無法帶給他們更多的幸福。

斯基德爾斯基父子承認，窮國需要增長才能趕上西方生活水平，但他們疑惑，為何富足社會也如此執迷於增長？他們的出發點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著於1930年的論文《我們后代的經濟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凱恩斯在文中假設，隨消費達到一定水平，更努力工作的動力將減弱。(GDP的另一缺陷是，沒有計入人們工作的時長。)凱恩斯認為，在富裕時期，人們將自然而然地放棄更多消費，轉而追求閒暇。他的想象是，到我們當今的時代，人們的工作時間不會超過每周15小時。[NT:PAGE=$]

幾個月前，我在香港見到了老斯基德爾斯基。我問他凱恩斯的理論出了什麼問題。我們坐在一家五星級酒店的露台上。就在我們話時，直升機騰空而起，載賭客去澳門玩百家樂(baccarat)紙牌，他們將在賭桌上努力贏更多的錢。為什麼人類如此貪得無厭？斯基德爾斯基表示，一個原因是慾望是相對的。金錢帶來地位。因此擁有“足夠”意味擁有的比其他人多。如果每個人都富裕，那麼我們都會飛到自己專屬的加勒比海勝地，結果發現海灘全都是與自己一樣穿著考究的人們，無人願意侍奉我們享受馬丁尼(Martini)酒和法國小食。

另一個原因是不平等。斯基德爾斯基表示，五分之一的英國人生活在貧困以下。但政府的想法不是更好地再分配財富(斯基德爾斯基提倡通過基本收入制實現)，而是把蛋糕做大。這就迫使我們停留在持續的增長軌道上，讓我們奔跑在永不停歇的跑步機上。他表示：“這是無休止、無目的的增長。”

有人批評斯基德爾斯基父子的作自以為知道什麼對於人們是好的，以及他們慾望的邊界應該在哪裏。例如，科伊爾就強烈反對這個觀點。她告訴我，這對父子眼中的“美好生活”概念來自英國生活的一個特定階層：“一杯乾紅佳釀，一本好書，背景中是廣播三台(Radio 3)的廣播聲。”問題在於，他們不允許改變慾望。他們也不相信創新，嗤之為狡猾廣告商創造出的幻象。但科伊爾認為，創新是真實存在的。“你會放棄互聯網或者新口味的早餐麥片嗎？”她問道，“我不想讓一個經濟史教授告訴我我能選什麼，不能選什麼。”

GDP辯論的核心是一種焦慮，即我們的社會在某種程度上被對單個數據點的追求綁架了。沒有人會認真地以為，把一個抽象數字越變越大本身是個有意義的目標。但GDP已經成為我們所看重事物的強大代表指標，以至於我們很難超越它。很少有經濟學家看不見它的諸多局限，但大多數人帶給我們的印象是，他們希望不惜代價來推高它。

科伊爾認為，我們應當發明反映經濟現實的新方法。她提倡她所稱的“儀表板方法”。例如，經合組織(OECD)編製的“更好生活指數”(Better Life Index)讓使用者可以根據收入、住房、健康和工作生活平衡等11種指標比較各國表現。選擇你最重視的標準，便能了解到某一經濟體的表現好壞。如果就業是你的首選標準，那麼瑞士和挪威是最好的國家。如果你對高收入和教育的結合更感興趣，那麼美國是理想地點。

理論上，這種方法將可以讓選民決定什麼對他們重要，並幫助政客制定可以實現理想結果的政策。但實踐中，將多重指標結合，並根據不同標準衡量這些指標，會導致整個過程主觀、模糊。GDP可能不符合我們的時代，也可能存在誤導。它可能無法全面地把握現在與將來、工作與閒暇、“好”增長與“壞”增長之間的複雜權衡，但它仍有一大優點：它是簡單、具體的數字。就目前而言，我們可能還是擺脫不了它。(FT中文網)

本文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

譯者/徐天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