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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前委員余永定撰文指出，解決目前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不能單靠貨幣政策，因這種困境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而中國央行貨幣政策亦不能同時兼顧量和價，建議央行是否可考慮將基礎利息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
周四刊登在上海證券報的文章指出，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是由多方面原因，特別是制度性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銀行“加成率”過高及風險溢價上升、房地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吸金能力強、信貸規模控制和75%貸存比的風險監管指標、可貸資金需求缺乏利息率彈性等。因此，這個問題不是單靠放鬆貨幣政策所能解決的。
文章指出，不同國家的貨幣政策有不同的最終目標和中間目標，在中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包括穩定物價、充分就業、促進經濟增長和平衡國際收支，這四個目標是不能同時兼顧的，中央銀行一般只能通過控制中間目標來實際最終目標。
在海外發達國家，美歐日目前基本以基準利率為中間目標。盡管海外中央銀行都是通過在銀行間拆借市場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等方式實現中間目標，但如果以隔夜拆借利息率為中間目標，央行就無法準確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速；如果以貨幣供應量增速為中間目標，央行就無法準確控制隔夜拆借利息率。換言之，要麼“價從量”要麼“量從價”，兩者必居其一。
而中國與上述所有國家不同，貨幣政策中間目標至少包括基準利息率、貨幣供應量增速、信貸增速。在中國，央行通過購匯、買賣央票、再貸款等措施改變基礎貨幣量；通過法定准備金率和存貸比要求改變貨幣乘數。通過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兩個環節，央行大致可以實現對廣義貨幣增長的控制。
但是，只有在巧合的情況下，基準利率和貨幣供給量增速兩個目標才能同時實現。作為中國特色，央行還通過信貸額度的分配，直接影響商業銀行的放貸；而信貸規模增長目標和貨幣供給量增速目標也難以保持一致。事實上，供應量增速往往受到信貸規模短邊的約束。
“如果中國貨幣當局要同時兼顧貨幣供應量增長速度、新增信貸規模和基準利息率，顧此失彼就難以避免。”文章指出，現在，決策層非常有必要考慮一下，中央銀行是否應該把基礎利息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完)
(發稿 林琦； 審校 林高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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