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斯諾登：按美國時間作息 不想成俄羅斯人

小和電影，這是普通人了解間諜最常見的渠道，其中也給我們很多可信賴的原型。比如英國間諜都是紳士男子漢，不易屈服但比較好色；俄羅斯間諜身材矮胖，留大鬍子，出身相對低微，臉上經常有刀疤；背叛者被捕前的最后時刻多半急焚燒材料或者是給發黃的《泰晤士報》拍照，被捕后面臨殘酷的測謊實驗。而斯諾登，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過去一年，他是怎樣走過來的？

中情局前局長的預言並未成真

美國前任中情局局長邁克爾·海登相信，這很可能也是斯諾登的結局。去年9月，他曾：“斯諾登的余生要擱淺在俄羅斯———過隔離、無聊、孤獨、壓抑、被酒精浸泡的生活。”

但應邀前來接受訪問、在酒店房間裏露面的斯諾登看上去和以上形容詞全然沒有聯繫。在逃亡到俄羅斯后的一年裏，他不是被隔離，而是比以前更自由了；如果精神上感到壓抑，至少不曾表現出來；而且在7個小時的對話結束后，他甚至拒了一杯啤酒———他自己根本就不喝酒。

美國導演奧利弗·斯通正在籌拍一部以斯諾登為原型的電影，原想把主角包裝成好像007那樣徹底的英雄，但在莫斯科訪問斯諾登時，他發現斯諾登根本是“非傳統意義間諜”：他很安靜，自我約束力極強，非常低調，談話中使用的學術詞彙級別很高。如果斯諾登有弱點———相信很多人都在尋找他的弱點———那麼在以美國國家安全局合同情報員的身份泄密並逃亡后的13個月裏，他很謹慎，並沒有露出任何弱點。

來到莫斯科后，斯諾登還堅持按照美國時間作息，他的手錶上還是美國東部時間，比一般人晚了好幾個小時。起床之后他會打開3台電腦中的任意一台，這是出於安全因素，同時他還使用加密文字。對於目前的生活，他覺得和以前在美國差不多，仍和網絡科技聯繫緊密。

他：“我知道很多人希望我過得很慘，目前看來他們都要失望了。”

《衛報》記者艾文一年前在香港見到斯諾登的時候，他沒有刮鬍子，沒梳頭，身穿T-恤和牛仔褲。此時於莫斯科再見，31歲的他明顯“物質化”很多，身穿黑色褲子，質地和做工高級的合身西裝，頭髮梳理整齊。只是相比一年前他更加削瘦，臉色更蒼白了。

他開玩笑：“可能我離死只有三步之遙了。我吃得不多，以前總是非常忙，現在能讓我專注的工作很少了。”

採訪前我們不知道要去什麼酒店，此前他唯一接受採訪的美國媒體是NBC，那是今年5月，是在一間匿名酒店裏進行的。這次他選擇到我們的酒店來會面，見到熟面孔艾文時兩人熱情握手，畢竟一年前誰都不知道還有機會再見。

在斯諾登看來，一年中很多關於自己的報導只能明中情局和國家安全局的前同事們工作能力太低，例如嘲笑他是酒鬼或者懷疑他曾藏在玻利維亞總統的專機裏。

他：“哇，看來他們的情報糟透了，就這樣還進行全天候監聽？要麼就是他們決定用這種方式徹底羞辱拉丁美洲國家總統和他身后代表的幾千萬民。讓總統專機在維也納迫降並實行搜查實在是太糟糕了！而類似的錯誤還在繼續，好像他們根本不想抓住我，我甚至懷疑是不是在政府內部有朋友！”

自己做飯購物不想成為俄羅斯人

雖然以逃亡者的身份被監視居住，但斯諾登經常自己做飯，他最喜歡日本拉麵，因為最簡單。他也能經常外出，他：“我並非活在完全秘密的時空，相反我的生活很公開，我不想變成明星式人物，不想所到之處都被人關注，更不想要媒體的過分關注。”他承認自己的俄語講得還不夠好，亟待提高，因此很少用俄語在社交網站上留言，這樣容易造成麻煩。媒體上偶爾會流出他的照片，一次是在莫斯科一艘游船上，一次是推購物車在街上，他自己並不關心這些長焦模糊照片。外出是否要裝呢？他否認自己會戴誇張的眼鏡、假鼻子和假鬍鬚，他：“一頂棒球帽和一副墨鏡就能出門，這就是我的裝。”

他並不像報導中所指為俄羅斯某機構工作，不過短期內他不用為財政問題擔心。除了之前做合同情報員的豐厚積蓄外，他也通過演講掙了不少外快，此外他獲獎很多，獎金也很慷慨。他正動議成立一個“自由媒體基金會”，希望能幫助記者們在安全條件下自由交流。

被問到在俄羅斯今后的生活，斯諾登的沉默是可以理解的。他清楚自己是在監視狀態下生活———同時來自俄羅斯和美國的監視，只要行蹤和日常生活不打亂，相信被騷擾的可能性不大，但他也不想成為“俄羅斯人”，一直呆在這裏。和他親近的人總，如果想重新回到美國或者贏得美國人的心，必須更高調澄清自己的觀點，斯諾登總強調人們誤會了他，但具體細節卻不肯明。最近他開始嘗試交朋友而不是製造敵人，希望緩和西方觀對他的看法。

認為斯諾登是叛徒的人相信，就算他不是雙面間諜，也是克里姆林宮手中“有用的白痴”。他自己沒有向俄羅斯泄密任何一份檔案，他所攜帶的秘密俄羅斯什麼都沒能獲得，一開始他也不想來俄羅斯，更不曾預料會在這裏呆這麼久，來到俄羅斯全然是因為偶然：“這是個現代化國家，而且對我很友好。”但他更期待的是能自由旅行的生活。圍繞在他身邊有很多陰謀論，不少人懷疑他是俄羅斯間諜，《經濟學家》的專欄作家愛德華·盧卡斯更是直言，如果見到斯諾登一定拉他去警察局。斯諾登淡淡地：“這些法都很瘋狂，他們懷疑我在2010年9月去印度是為了會見俄羅斯情報人員或者某個中間人。其實那次旅行是因為公務，我前往美國大使館，工作任務不是安全問題，而是編寫程序。這些陰謀論不會傷害我的名譽，因為陰謀中所的都不是我。如果真的有一絲一毫確實證據證明我是俄羅斯間諜，那麼明天中午我就會出現在《紐約時報》的頭版。”

就算不是克格勃，也有很多人指責斯諾登的泄密給西方的情報收集造成致命打擊，他如何面對這樣的指責？他：“人們知道數字化交流會被監聽，可是沒有人因此停止數字化交流。因為唯一的選擇是“要麼接受風險，要麼永遠不進行數字化交流”。至於有人擔心恐怖組織和武器擴散組織不再使用數字化通訊，這倒是個好消息，如果真因為我泄密，恐怖分子就不再使用現代通訊網絡，從安全上對美國是有好處的，我們沒有損失。”

也有人指責斯諾登宣稱泄密是為了維護民主，但是這麼做恰恰傷害了民主。英國軍情6處總管約翰·索爾斯(SirJohnSawers)曾，斯諾登這麼做，導致“基地”成員們笑摩拳擦掌。索爾斯：“我可以明確告訴你，在去年年初，還有恐怖分子被揪出來，還有他們的通話被截查，全球範圍內的情報收集工作還很成功。”———然后，就出現了斯諾登的泄密事件。

為什麼不能讓安全機構收集海量的、好像乾草堆般的數據，然后尋找其中好像縫衣針似的有用信息呢？斯諾登不太同意“乾草堆裏尋找縫衣針”這樣的隱喻，盡管這種法在情報界已成為一種習慣。他：“我覺得使用‘乾草堆’是一種誤導，這不是什麼乾草，這是人的生命意義，是人們最隱秘活動中最私人化的記錄。但是這些信息被儲存同時一遍一遍篩查。或許通過監視我們去的所有地方，監視我們做的所有事情，分析我們過的每一個詞彙，等待判斷結果從一個機構傳到另一個機構，這麼做的確能發現一個恐怖陰謀，或者發現更多的罪犯，但這樣的社會難道是我們希望生活的社會嗎？這就是安全國家的定義嗎？”

認為現實比小更危險更無道德

上一次讀喬治·奧威爾的《1984》是什麼時候？斯諾登承認那是相當長時間以前的事情了。《1984》是政治小的代表作，書中講述了一個令人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權力為最終目標的假想未來極權主義社會，通過對這個社會中一個普通人的生活描寫，投射出了現實生活中極權主義的本質。

斯諾登：“我們身處的不是好像《1984》那樣的世界，我們的世界甚至更危險。因為我們能看出，奧威爾描述的所謂的‘未來科技’現在看來都弱爆了。書中還描述藏在灌木裏的麥克風或者藏在電視機裏的相機。現在網絡攝像頭隨處可見，我們購買的手機都有麥克風或者錄音筆的功能，時間證明今天的世界比奧威爾描述的更加危險，更加難以預料。”

但是小裏描述的在國家安全局高墻下的氛圍確實與“山姆大叔”今天無所不在的監聽很類似，斯諾登承認在以往任職期間，他和同事們偶爾會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深刻的道德質疑。他舉例：“很多信息分析員都是年輕人，平均年齡在18歲到22歲之間，他們突然被信任，放到重要的職位上承擔重要的責任。他們突然間能接觸到几乎是所有人的私人對話和私密信息，有些時候這些信息和工作沒有關係，例如一個女孩給男友的全裸照片，但是對於這些年輕人來這具有強大吸引力。所以他們會怎麼做呢？發現照片的人把照片給其他同事看，然后某個同事會傳給他的朋友，然后這個朋友又會傳給其他朋友，很快這個女孩的裸照會被所有人看到。”

這種事情大約多久會發生一次呢？斯諾登表示大約2個月會出現一次。在沒有政府機構授權、在沒有任何需要的情況下泄露監控信息，這對是違反情報人員操守準則的，但是工作人員之間不會互相告密，而系統的內部檢查，在斯諾登看來也是相對薄弱的，於是這種“失誤”基本不會被發現。情報分析人員都經過嚴格的背景篩選，因此從某種角度他們都是非常類似的人，一群極為相似的人在一起工作會生超高默契，在這種默契下，每個人都清楚維護群體的秘密就等於保護了所有個體的秘密。斯諾登：“這或許就是所謂的情報人員的一點點邊際優勢吧。”

難道國家安全局的內部檢查真的如此薄弱嗎？斯諾登認為如果什麼機構出了內奸，情報部門的內奸危害將是最大的。

好像他，一個30歲的年輕人能輕易獲得多密情報，而且能攜帶這些情報離開國家安全局，最后還離開美國國境，這件事本身已經足夠明國安局內部檢查的鬆散。畢竟這群工作人員都是地球上智商最高、最熟悉數字系統的。

不過斯諾登也強調，自己和同事們並非那些“道貌岸然的惡棍”，他們也是尋常人，就好像你和我。但是在工作中，很多人即便感覺如此做有違良知，或者對所做工作的正義性心存懷疑，他們不會抱怨，多數還是按照上級安排行事。因為國安局的歷史上不是沒有揭發者，而以往那些揭發者的結局並不愉快。他：“告密的人最后都落下了‘誹謗’的罪名，他們被槍頂背后，脫光衣服離開國安局，在家人面前赤裸，所有人都目睹過這種結局，我們都背房屋貸款，我們都要養家糊口。”

分析者關心的是揭露人們的“元數據”

在交談3個小時后，已經黃昏，夕陽從酒店房間的窗紗裏斜射，斯諾登點了一份雪糕送到房間，放鬆后繼續開始對話。這時，他的主題是自己和同事們都格外看重的“元資料庫”。

什麼是“元數據”？“元數據”就是關於我們在哪裏？在網絡上搜索什麼？我們的聯繫人是誰？所有這些信息的獲得不需要法院許可，但是能很大程度上揭露每個人的生活狀態。

斯諾登：“對於一個情報分析人員來，大多數人並不關心監聽到的電話對話，我們真正關心的就是元數據，因為元數據是不會撒謊的。相反，電話錄音很可能撒謊，當一個人知道自己已經卷入被調查事件或者罪案，他就會利用電話對話來撒謊，可能是使用密碼語言，或者是故意透露誤導信息，甚至是聲東擊西。反正你不能相信所聽到的電話對話，但是能完全相信元數據透露的信息，對我們來，元數據是更重要的工具。”

我們開始漸漸理解，斯諾登所的元數據其實就是“數字腳印”，在數字化的時代，每個人都會在網絡世界留下自己的數字腳印，不要以為清理上網痕跡和電腦歷史就萬事大吉，情報人員照樣能還原我們的網絡軌跡。那麼斯諾登如何避免留下他自己的數字腳印呢？他他從來不會在Google或者Skype留下私人信息，也不會因為私人原因使用類似網站。不過相比政府而言，他更信任Google。他：“跟政府捆綁是必須的，你沒有選擇，但是上不上Google是自願的，你可以選擇不。而且Google不會把你扔進監獄，Google也不會用無人機炸掉你的房子，如果不能確定政府的行為以及政府如何使用關於我們的數據信息，我們就不應信任這個政府。”

斯諾登同時也擔心，根據他接觸到的國家安全局和英國情報機構政府通訊總部的檔案，美國和英國的一些高級計算機工程師們正在努力降低互聯網的基礎安全性能，而這也是互聯網的發明者，蒂莫西·約翰·伯納斯·李爵士正在擔心的事情。他：“人們經常忽略的一個事實是，如果在我們的通訊系統裏開一個后門，那麼這個后門有可能被世上任何人發現，可能是私營企業，也可能是安全調查員，有可能是大學教授，但是也有可能是犯罪組織或者外國情報機構，如果這個國家的政府不是那麼的負責任，那麼這個情報機構也就等同於犯罪組織，現在這個政府不僅能詳查你的銀行賬戶，還能查看你在互聯網上的所有交流記錄。”

而政治對情報系統的失察是雙重的，首先政治和情報的關係太緊密了。沒有一個政治家敢於否定情報部門首腦的建議，如果后者警告他這樣做的政治后果會被視為“軟弱”。這就生了一個問題，在大多數的社會裏，監管安全情報部門的責任就落到了最資深的政治家、或者最資深的法官肩上。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在斯諾登看來根本沒有足夠的技術知識去全面了解安全工作，更不要執行監管指責了。

斯諾登：“去年我揭露的秘密已經明，大家在互聯網上進行不加密交流不再是安全的，所有的交流都應該被預設加密，否則具有專業保密性質的工作，無論是通過電子郵件、手機短信、雲系統、網絡電話還是連線電話進行交流，都是危險的。這使得記者的工作更加艱難。記者必須非常小心他們進入的任何網絡，非常小心任何連接方式，小心任何具有讀卡能力的儀器，小心任何可以使用信用卡的地方，小心接電話的場所，甚至要小心電子郵件中所有聯繫人，這些東西都有可能讓他們掌握的非加密職業秘密泄露出去。”同樣，不僅是記者，還有很多職業需要保密信息，例如律師、醫生、調查人員和部分會計師，所有需要保護客戶隱私和秘密的行業，都面臨新世界的新挑戰。

堅信技術有辦法保護使用者隱私

那麼新時代科技能否與隱私共存呢？斯諾登的答案毫不猶豫是肯定的。因為他堅信技術自身能生保護隱私的解決辦法。他：“我們在互聯網傳輸的個人信息，應該與我們鎖在日記本裏的文字一樣都是加密安全的，數字化信息和印刷信息不應該不同，只是美國政府，還有更多國家的政府，正讓兩者變得不同。”

斯諾登本人並不反對有目標的情報活動，但是他認為，對大、多數無辜者的數字化信息隨意獲取和監控，無論是從哲學上、倫理上、法律上還是憲法上，都是不對的。人們是否想到在真實生活中，警察突然出現，闖進我們的房子，拿走我們的日記和照片，在我們的居住環境裏安裝攝像機和監聽器？在現實生活中這是不可思議的，但為什麼在網絡世界裏，安全機構就能隨意這麼做？而且，又有什麼證據能證明這麼做是有效的？

他承認，在戰爭期間，在調查恐怖事件期間，這種“拖網式”的情報收集或許會管用，但是現在美國沒有面對戰爭，在本土也沒有恐怖襲擊發生，那麼拖網式的信息收集就不再符合民主精神。安全機構辯解這麼做是為了“維護民主和穩定”，他們以為民主正處於某種威脅下，但是這種威脅是虛擬的，真正威脅民主的是他們自己。

天徹底黑了，時間過得很快，斯諾登准備離去。我們送給他一塊被砸壞的平板電腦電路板作為臨別禮物。這是《衛報》記者被英國政府通訊總部調查時故意砸壞的，裏面記錄了上一次採訪斯諾登的內容，而事件恰好是一年前。

看破壞的電路板，斯諾登驚嘆：“哇，這真是好禮物！”

然后，他半開玩笑：“裏面不會有追蹤器吧？”

外面，某個角落裏會有人等他，其實是監視他。他任何時候想一個人溜回家依舊是不可能的。這個晚上會有世界杯的半決賽，是荷蘭對阿根廷，我們問他會不會看，他：“可能很多人不相信，但我不喜歡運動，我不是什麼體育積極分子。”

他問我們是否願意握手告別，我們沒有猶豫伸出右手。他解釋，有關機構警告他，在合影或者握手前，必須獲得他人允許，否則可能令別人陷入困境。這樣，好像他真的是個俄羅斯間諜？

他笑：“是的，如果你們以后想競選公職，那麼和我握過手將成為抹不掉的致命污點。”

完，他拿起背包快速離開房間，回到他那半匿名的流放生活中，而這樣的生活狀態或許還要繼續很長時間。

原作：衛報記者Alan Rusbridger/Ewen MacAskill

編譯：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