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對甲午戰爭不存罪惡感 大東亞圣戰仍有群眾基礎

日本人對甲午戰爭不存罪惡感 大東亞聖戰仍有群眾基礎

不少日本人對甲午戰爭及隨后簽署的《馬關條約》，為何絲毫不存有“侵略”與“掠奪”的罪惡感呢？這既與戰前“皇國史 觀”的擁護者將這場戰爭定位為“開化之國——日本”與“因循陋習之國——清國”，即“文明”與“野蠻”兩者之間的“義戰”有關，也與戰后日本學界和大眾傳 媒對這段歷史不徹底的反思和總結不無關係。新加坡旅華學者、北京大學客座教授、日本龍谷大學名譽教授卓南生撰文指出，盡管日本大眾傳媒並未大肆呈現這個“建白書”，但從后來的動向來看，日本的外交和軍事走向是與“志士”們之構想與獻策（包括將“尖閣 諸島國有化”）相一致的。正如前面所述，這些方案並非民主黨少壯派激進人士的“專利品”，它們之被付諸實現，也不意味著“志士”們具有掌控日本內外政策的 能力，但卻反映了具有近似史觀的日本保守派對當下的日本出路有著共同的應對處方。這對理論界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今年是中日甲午戰爭（日本稱之為“日清戰爭”） 120年，7月25 日是甲午戰爭開戰日。

相對而言，日本傳媒的報導與評論並不多見。但仔細觀察近年來日本大眾傳媒和政界圍繞著“歷史”、“靖國”、“領土”、“整軍”和“修憲”等一系列話 題開展的輿論誘導攻勢，及對戰后禁區的“突破”，敏銳的政論家都能從中看到“甲午”和“馬關”（日本人稱之為“下關”）揮之不去的影子。

“三國干涉”奇恥難忘

最明顯的例子，是體現在2010年中日在釣魚島（日本稱為尖閣諸島）海域發生“撞船事件”之后，日本執政黨民主黨一部分少壯派議員的激進言行。

針對當時日本官方以日本國內法扣押中國漁船、拘捕船長和漁民（漁民先獲釋放），后在中國強烈抗議和未獲美國首肯的背景下，不得不連船長也釋放的事件，一部分民主黨議員認為這是“奇恥大辱”。他們形容這是“相當於日清戰爭后日本面對三國干涉的國難，日本國民對此痛恨至極”。

在一份由前外務政務官吉良州司和前防衛政務官長島昭久牽頭起草的“建白書”（即建議書）中，共有43名民主黨議員聯名呼吁時任內閣總理大臣菅直人“堂堂正正高舉國益旗幟”，掌舵“戰略性外交”。

所謂“三國干涉還遼事件”，指的是在1895年日本打敗滿清后簽署的《馬關條約》中，原本還有將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的條文，但在俄羅斯、德國和法國的干涉下，日本只好忍痛歸還中國而代之以3000萬兩白銀作為贖金。俄、德、法三國之出面干預，當然不是出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行為，而是不愿看到日本 獨享遼東半島的甜頭。但對於當年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包括在媒體的呈現和鼓動下具有“爆發性的國民意識”的“國民國家”之子民）來說，如此通過武力手段奪取 的戰勝品卻得而復失，是令人難以忍受的。

以鼓吹甲午戰爭為己任的日本報章《國民新聞》主持人德富蘇峰在回憶他獲悉這一訊息時表示，當時心情簡直是達到了“欲哭無淚”的程度。與此同時，另一 家報章《日本》也為此刊載了題為《嘗膽臥薪》的評論文章，以示對此“奇恥大辱”的“三國干涉”的不滿，“臥薪嘗膽”遂成為當時鼓勵日本人奮發圖強、雪恥報 國的流行語。

對於戰前滿腦袋“皇國史觀”和弱肉強食哲學的日本人來說，他們存有如此這般狹隘“愛國主義” 的情緒，我們一點也不感到驚奇，但對於在戰后“和平時代”（至少在表面上，堅持九條精神的“和平憲法”招牌一直都還掛著）成長起來的少壯派政治家，居然還 停留於《馬關條約》年代日本人主張“侵略、割地、賠款有理”的精神狀態，卻不能不令人感到難以理喻。

姑且不談“釋放船長”和“三國干涉事件”究竟有何可比性，單單看他們將后者視為“國難”的史觀，就足以令人對日本今後走向的不定因素感到憂慮。

2010年民主黨少壯派主張仿照當年“三國干涉事件”后日本舉國“臥薪嘗膽”，而提出的“建白書”，包括下列方案：

一、在加深日美同盟關係的同時，加強日本自主防衛體制。

二、加強與俄羅斯、亞細安和中亞的戰略關係，從而削弱對中國的過度依賴，並對中國予以牽制。換言之，即推行現代版的“遠交近攻”政策。

三、主張當局盡速買下現為民間人士所擁有的尖閣諸島的私有地，將之轉為國有地，建立燈塔等，從而實施有效的統治。

四、加強西南方面的防衛體制。具體內容包括重新檢討《防衛計劃大綱》，進一步強化以沖繩半島為中心的西南諸島的防衛體制。此外，應盡早在尖閣諸島的周邊進行日美的共同軍事演習。

這些方案可圈可點之處，其實就是“加強自主防衛體制”、“進一步對尖閣諸島進行有效統治”（具體方案即將之“國有化”）和“采取遠交近攻的戰略”。當然，這些方案與其說是某些民主黨少壯派的“專利品”，不如說是日本保守人士“英雄所見略同”的共同方策。

果然，就在“撞船事件”后的4月17日（也是《馬關條約》簽署紀念日），一向高調主張修憲的老牌右翼政客，也是時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華盛頓演說時，拋出了東京都有意購買尖閣諸島的“購島論”。

同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紀念日），時任首相野田佳彥宣布中央政府“購島”（即“國有化”）的決定。9月11日，野田政府和“私人島主”簽署購 島合約。石原選擇在4月17日（《馬關條約》簽署紀念日）拋出“購島論”是否有其特殊的含義或者僅是“偶然”，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上述三個與軍事行動密切 相關的日子宣布購島和接著緊湊的進程表來看，人們不能不為“中央政府”的首相野田與“地方政府”的首領石原共同串演的這幕“雙簧”嘆為觀止。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日本大眾傳媒並未大肆呈現這個“建白書”，但從后來的動向來看，日本的外交和軍事走向是與“志士”們之構想與獻策（包括將“尖閣 諸島國有化”）相一致的。正如前面所述，這些方案並非民主黨少壯派激進人士的“專利品”，它們之被付諸實現，也不意味著“志士”們具有掌控日本內外政策的 能力，但卻反映了具有近似史觀的日本保守派對當下的日本出路有著共同的應對處方。

“義戰論”幽魂不散

不少日本人對甲午戰爭及隨后簽署的《馬關條約》，為何絲毫不存有“侵略”與“掠奪”的罪惡感呢？這既與戰前“皇國史觀”的擁護者將這場戰爭定位為 “開化之國——日本”與“因循陋習之國——清國”，即“文明”與“野蠻”兩者之間的“義戰”有關，也與戰后日本學界和大眾傳媒對這段歷史不徹底的反思和總 結不無關係。

支撐日人“義戰論”最強有力的思想武器之一，就是以“近代化”與否作為衡量一個國家之行為是否正當，或者一個國家是否值得尊重，乃至是否有前途的重 要標準。翻開明治維新史，不難發現不少高舉“富國強兵”旗號的明治開國“先賢”與“功臣”，滿腦袋裝的都是弱肉強食與民族優劣論的大道理。最具有代表性的 思想家，莫過於著名報人，也是教育家的福澤渝吉。他在《脫亞論》的一文中，將中國和朝鮮等近鄰國家明確定位為應該謝絕的“惡友”，主張不與他們為伍，強調 要力圖與西洋的文明國共進退。

在甲午戰爭期間，日本的政客和各式各樣的傳播媒介更竭盡其能為這場“義戰”搖旗吶喊、歡呼和鼓舞。

一名日本學者在綜述日本媒體與甲午戰爭的緊密互動關係時，這樣寫道：“日清戰爭（指甲午戰爭）同時也是與媒體變革並進的一場戰爭……這場戰爭是通過 報章、雜志和照片等新媒體傳達的。此外，在日清戰爭期間，演劇（的普及）也達到了轉折點。不僅如此，在這場戰爭的前前后后，對近代日本人的精神產生極大影 響的軍歌也被推廣和流行。”

該作者表示，這里所說的媒體並不只是大眾傳媒，而是指各式各樣傳達資訊的媒介之總稱，其中包括各種與戰爭相關的商品之推出，“祝捷會”、“慰靈祭” 和“戰爭紀念碑”等。至於以“愚弄和嘲笑支那人”為趣旨和題材的通俗歌謠、圖畫、報紙雜志和戲劇等，更充斥日本列島。當時媒體為博取受眾“熱狂”與“喝 彩”的花樣，可以說是各顯神通。不少日本專家承認，特別是在甲午戰爭日本打敗滿清之后，日本人蔑視中國的感情和觀念已被牢牢根植，中國已被定性為“沒有能 力達成近代化的國家”

“近代化論”面紗下的戰爭觀

由此可見，所謂“日清戰爭”促使日本完成的所謂“國民國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其實是在鼓吹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出兵海外、舉國卷入戰爭的異常興奮 狀態下形成和開展的。因此，戰后日本人在反思戰前的行為及總結戰爭帶來的痛苦經驗時，就不能不認真追溯與檢討曾令日人陶醉與興奮的甲午戰爭。

實際上，針對官方於1968年隆重慶祝明治維新百年的慶典，日本國內曾展開大論爭。歌頌明治維新者都高舉“近代化”大旗，予以高度評價；反對者則著 重指出，以“富國強兵”為國是的明治政府是引導日本步向戰爭的起點。這場論爭顯示，如何看待與解讀日本明治維新及其近代化乃至“近代化成功的神話”，直接 影響著日本人對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的反思與評價。

時至今日，仍有部分死抱“皇國史觀”的政客要為當年得而復失的遼東半島痛心疾首，正好反映了“近代化論”面紗下以“義戰”（后來發展為“大東亞聖戰”）為旗號的“大義名分”理論在戰后的日本仍有一定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