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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汪同三:宏觀調控應對經濟危機時要考慮成本和效益
「片花」:近年來,國際經濟危機頻發,對中國經濟影響巨大。在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2011年歐洲主權債務重,中國宏觀調控采取了不同的應對規則,穩定了中國經濟發展,也為世界經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但是,也付出了不小的成本和代價。
金融界:其實我們回顧一下,經歷了這幾次危機,無論是97年亞洲金融危機還有歐美的金融危機,其實在應對這些危機的時候,宏觀調控也需要付出代價,有的也是留下了後遺症,您能不能把每次危機經驗和得失給我們做個介紹呢?
汪同三:我們得出的經驗,就是要考慮宏觀調控的成本和效益,以前我們沒有這個概念,就是想要達到什么結果,但是沒有考慮它要付出多大的成本,現在我們要考慮。所謂“微刺激”就是以最小的成本換取最好的效果。
金融界:我明白您說的這個意思,關鍵是怎么樣定義這個“微刺激”,或者怎么樣讓這個“微刺激”達到我們想要的效果呢?
汪同三:這要具體事情具體分析。比如說我們在應對美國金融危機的時候,采取的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大財政赤字,增加國債規模,這就是我們付出的成本。在2008年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之前,當年的財政赤字只有1700億,但是2009年開始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時候,財政赤字一下子增加到9000億,增加的7000多億財政赤字就是成本,而且是很大的成本。而現在采取“微刺激”,我們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是沒有增加赤字,我們的赤字和年初一樣,就是人大批準的赤字,比上一年也就增加了幾百億、一千億,這就是一個例子。
金融界:那沒有增加赤字它通過什么樣的方式?
汪同三:我們不是通過增加財政赤字的方式來實現“微刺激”,而是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快財政支出的進度,給小微企業免稅,減輕小微企業的負擔來落實財政政策。為什么要增加財政赤字呢?就是我要加強財政支出,通過加強財政支出這種手段來刺激經濟,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以前我要增加財政支出、刺激經濟所付出的代價、成本是一下子把財政赤字提高了7000億,現在我們也要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支出來刺激經濟,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但是我沒有擴大財政赤字,我只是對小微企業進行減稅,財政政策和以前的財政政策不一樣,付出的成本小得多,取得的效果是類似的,都是刺激經濟。
貨幣政策也是如此。在應對美國金融危機的時候,貨幣政策采取的是全面增加貸款規模,從統計數字上看,2008年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之前,當年貸款增加是15%,但是2009年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時候,貸款增加是百分之三十幾,2010年貸款增加也是接近於20%,所以我們付出的代價就是貸款規模的增加太大了,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多,明顯就會造成通貨膨脹壓力,因為流通中的現金太多了,現在我們就沒有大規模提高貸款增加,而是采取結構性的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對於一些中小銀行定向調節存款準備金率,來實現對經濟的刺激。這樣貨幣政策付出的代價、成本要比四萬億計劃里的全面增加貸款規模小得多,這就是現在和以前的不同。
金融界:以前是普降甘霖,現在就是有針對性的結構性的細節調整。
汪同三:要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經濟,以前的動作比較大,肯定產生效果的指向是明確的,但是大的動作必然要付出高的成本,高的代價。那么現在我們就考慮到了政策實施的成本和代價。同樣要取得刺激經濟的效果,在一些具體的政策行動、政策措施要選擇成本低、代價小的。
宏觀調控要逐步積累經驗。比如說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采取的一項基本應對政策是人民幣不貶值,那就不是微刺激,動作是比較大的。在美國金融危機的應對過程中,我們采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簡單概括一下叫四萬億,這個動作也比較大,刺激強度也大。這些政策有它積極的效果,但是不可避免也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這些東西告訴我們什么呢?告訴我們宏觀調控也是有成本的,告訴我們現在這個階段要注意宏觀調控怎樣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好的效果。就像經濟學里講成本效益分析,宏觀調控也要講講成本效益分析,而且宏觀調控的效益對經濟的影響要比一個企業的成本效益影響大得多,一個企業成本效益做得好企業受益,出了問題這個企業要遭到比較大的損失,這畢竟只是一個企業的問題。
但是國家的宏觀調控是影響整個經濟,如果宏觀調控的成本效益做得不好,對整個宏觀經濟運行、整個國家經濟都會產生比較大的影響,因此我們要采取比較慎重的措施,要穩中求進的措施,就是像現在微刺激,我們要以最小的成本、盡可能小的成本取得最好的調控效果。
金融界:現在大家都在說宏觀經濟政策,您最近的研究就是基於宏觀經濟調控應對經濟危機的經驗總結,這個觀點還是很新的。
汪同三:因為我們把成本效益的概念引到對宏觀經濟的評價和分析當中,這樣就多了一個視角。當然調控政策的動作太大,本身就會產生負作用。比如說貨幣政策,一下子把貸款規模增加到30%多,必然帶來通貨膨脹壓力。“通貨膨脹”要按弗里德曼貨幣主義理論就是貨幣太多了,貨幣多了必然引起通貨膨脹壓力,當然還不是說這個政策的成本有多高,而是這個政策本身就產生通貨膨脹壓力的一個來源,另一方面才是它的成本太大。
第五節 汪同三:國企改革難在國企自身改革動力不足 政企要分開
「片花」: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國企改革的方向和手段,“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發展混合所有制是當前深化國企改革的基本方向。”“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援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如何推進國企混合所有制發展?如何實現從管資產轉變為管資本?目前,新一輪國企改革正處攻堅時期。
金融界:剛剛我們談到了深化改革。我們想請您談一下新一輪的國企改革重點落在哪里?
汪同三:國企改革大概是最難的了。我看三中全會提出來的全面深化改革里面有兩件最難的事,一個是國企改革,一個是土地改革,這兩個改革牽扯的面也比較廣,對我們國家經濟中長期發展會有很大影響。
關於國企改革,在三中全會里面強調了國企改革的重要性,也提出了一些國企改革的措施。我們說兩個例子,一個是國企改革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另一個是從管資產向管資本轉變,都是很好的政策概念,方向都很重要,但是在實施中都非常難。混合所有制現在遇到的問題之一,就是很多國企不是主動的認識到它對國企的重要性,而是迫不得已,因為上面說了要我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我只好做些事情來應付一下,怎么應付呢?就是在一個大的企業集團里面,重要的、好的、盈利比較大的部分要留住,那些不太重要的,盈利不是很大的、有困難的部分放開,可以進行混合。
另一方面,我們很多民營資本他們也不愿意去被混合,這種情況現在也比較普遍,很多民營企業也公開說過,當然這其中有各種原因,就不展開了。所以,從國企本身來講,如何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政策指向,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為國企改革的主力軍還是國企本身,只有國企本身愿意去改,真正主動去改才能改好,但是國企由於長期以來形成的各種各樣的習慣、規則,所謂的潛規則,真正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還需要很長時間。
另外,我想提出的是,我們以后的經濟結構就是混合所有制嗎?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講到了國有和非國有兩種經濟都是同等重要的,那么現在同等重要的民營經濟我們怎么去做好?國務院有一系列的政策,但在執行的過程中都還是被大打折扣,它的效果遠遠不能令人滿意。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國有經濟的重要性要充分肯定,要繼續發揮國有經濟的重要作用,國有經濟活力的發揮對整個經濟拉動作用要通過混合所有制實現,如何實現?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同等重要就是民營經濟的同等重要,如何實現?這些問題都和國有企業改革有關係。
金融界:您提到管資本很好。
汪同三:從管資產到管資本過渡,這個方向在經濟學來說很重要。它實際上也體現出資本的運作,但是我們在實踐中經驗還是很少。真正好的管資本的企業是什么樣子,我們現在幾乎拿不出好例子,管資產好的例子很多,中石油、中石化、工商行都是很好的例子,很多企業都進入500強了。但是管資本好的例子還拿不出,影響比較大的還真說不出來。但是我們從實踐中感覺到應該從這個方向努力,從理論分析來看應該也是走這條路,這就需要我們在實踐中探索、積累經驗。
金融界:您也提到管資本是一個技術性的提法不是制度性的提法,您說的制度是哪個方面?
汪同三:管資產向管資本過渡是要以國有企業改革混合所有制為前提的。它依賴於混合所有制,但是二者之間又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關係。如何實行好混合所有制,發揮好混合所有制的作用?國企要從管資本的角度出發可能會促進混合所有制有更好的表現。如果不實行混合所有制,管資產和管資本是一回事,必須實現混合所有制,就是在一個資產里面的資本組成不一樣,才能管好國有資本,才有必要管國有資本,如果整個資本都是國有的,管資產和管資本就沒有區別,都是那塊東西。
當然還有另外一方面的意義,就是資產和資本之間還有一個區別,資本管的是錢,資產運營當中還要管物管人,也就是說從管資產向管資本過渡,還有一個意義是要政企分開,資產和資本分開,就是我只管我投入的資本要保值增值,具體企業運營的過程或者它的內容,人力怎么決定,物資怎么管理,這個是要按現代企業制度,按基本經濟規律去做,不要進行不正當干涉。
所以,管資本和管資產的區別,一個重要意義就是促進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落實混合所有制發展,為混合所有制發展提供一個保證。另外一方面,是從技術性的角度來講,資本要和實際企業的運行分開。實際企業運行要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去辦,要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去辦,而不要事事都去管,要讓企業獨立經營。
第六節 汪同三:加快推進城鎮化要解決二元經濟和鄉鎮企業的歷史欠賬
「片花」:目前公認的深化改革兩大難點,一個是國企改革,另一個就是推進城鎮化。城鎮化的難題更為綜合,更是關係到中國社會最大層面的民生和穩定,牽一發而動全身。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是其核心的結點,追溯求源,矛盾結點的歷史成因是什么?因果關係又是如何?正確的分析和認識,才能準確的判斷,從而做出合理有效的政策方案。
金融界:最後一個問題,有學者表示說城鎮化是中國經濟唯一的出路,您怎么看待這個觀念?
汪同三:城鎮化是我們中國經濟發展一個重要的內容,重要的方面,這么講比較科學,不能說唯一。現在很多事情都很難講唯一,都是由多種因素組成,整合、協同。
金融界:不能太絕對,您認為城鎮化進程中的重點是什么?
汪同三:城鎮化之所以現在要提,有它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城鎮化和工業化是一個伴隨發生的過程。應該說城鎮化是伴隨工業化發生的過程。什么叫工業化?工業化是相對於農業來說的,農業的一個特點就是分散,只要有土地的地方就有農業,工業的特點是要聚集,工廠不能到處都是,只能在一個地方建立。工業生產還有一個規律就是規模化,規模能夠產生效益,規模能夠促進工業化的發展,工業化就是要把人,要把物資、原材料集中到一個地方,不像農業那樣分散。那么人的集中、物資的集中必然就反映為城鎮,因此說城鎮化是工業化的伴隨結果。這兩者的因果關係應該工業化是因、城鎮化是果,要實現工業化而出現的城鎮化,農業分散,所以大家都在村子里,工業化要集中,所以大家都住到一起,就成了城鎮,是這樣一個過程。
資本主義工業化需要經過原始積累,要積累資本。英國是最早實現工業化的,英國當時采取的是圈地運動,剝奪農民的土地拿它養羊,取得羊毛發展紡織工業。它的資金是通過掠奪殖民地來積累的。我們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也要實現工業化,要把中國從原來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我們怎么積累資金呢?我們沒有殖民地可去掠奪,實際上我們中國在50年代、60年代加速發展工業化的時候,是農業、農民做出了很大的犧牲,為國家的工業化提供了必要的資金積累,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那個時候我們有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人為的壓低農產品(行情,問診)價格,抬高工業品的價格,這樣來積累資金,實現了中國的工業化。
所以我們的工業欠農業的,城市欠農村的。特別是我們為了實現工業化,降低實現工業化的成本,加快實現工業化的速度,人為制造了一個二元經濟,就是把人分成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國家對於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的人所給予的各種福利是絕對不一樣的,而且限制城市人口的數量,大量的人口是在農村,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是,改革開放以后要進一步加快工業化進程,減少實現工業化的成本,我們采取的政策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特點是農民離土不離鄉,就是說他們已經在從事工業活動,但是他們仍然還是農村人(農村戶口)。我們又一次人為的割裂了工業化和城鎮化。
所以我國城鎮化問題難解的兩個原因,一個是我們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實行工業化的時候人為搞二元經濟,搞農村和城市的差別來,改革開放以后,又搞了一個鄉鎮企業,又割斷了工業化和城鎮化的聯系。這兩點使得我國總體來看工業化發展和農業化發展不匹配,產生了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問題。要想糾正這些問題,使我們經濟社會發展能夠平衡合理,加快城鎮化是對的,就是還欠帳,以前欠的帳要還,以前做得不夠的現在要補上。現在我們要使工業化和城鎮化一種合理、平衡的關係,一種相輔相成促進的關係,要從這個角度認識城鎮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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