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經濟增速目標7.5有點高 降準降息還無必要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黃益平教授

「本期導讀」 2013年新一屆國務院履新以來，面對的是中國嚴峻的經濟增長形勢。經歷了21世紀頭10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的發展遇到了一個坎。改革已進入深水區，要想繼續發展，必須實行新的改革措施，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保持經濟長期增長的活力……從最初的“不出臺刺激政策、去杠桿化、調經濟結構”到中國經濟“上下限”的提出，有關克強經濟學的解讀和討論一直沒有停歇。本期《金融街（行情，問診）會客廳》特邀“克強經濟學”概念的提出者——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前巴克萊亞洲新興市場首席經濟學家黃益平教授，詳解一年來總理經濟新政的推進與影響，展望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新的增長點。

「本期嘉賓」黃益平，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先后擔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高級講師、花旗集團亞洲首席經濟學家、巴克萊亞洲新興市場首席經濟學家。

第一節

黃益平：“克強經濟學”大框架未變 經濟微刺激存爭議

「片花」 2013年6月，外資機構巴克萊資本公司提出“克強經濟學”概念，其包含不出臺刺激措施、去杠桿化以及結構性改革三個主要的構成部分，也被解讀為“克強經濟學”的三大支柱。時任巴克萊亞洲新興市場首席經濟學家的黃益平在其研究報告中寫道，要讓中國經濟走上可持續之路，即未來10年內保持每年6%-8%左右的經濟增長率，李克強經濟學恰是中國所需要的。除非經濟和市場面臨迫在眉睫的崩潰風險，預計中國決策者不會采取激進的財政和貨幣擴張政策。

金融界：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收看金融界會客廳。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克強經濟學的提出者黃益平教授做客金融界會客廳。黃益平教授您好，和我們網友打個招呼吧。

黃益平：你好，大家好。

金融界：我們知道您是“克強經濟學”概念的提出者，9月份在天津召開的達沃斯論壇，您也親臨了現場聽到克強總理的演講，您覺得相較於您第一次提出這個概念，現在有什么變化嗎？

黃益平：我覺得從框架上來說應該沒有太大的變化。需要指出的是這個概念提出的背景，這是我在投行工作時寫的一份研究報告，不是學術文章。當時試圖解讀新一屆政府的政策方向，提出了三個方面，第一是不刺激，不刺激是說不再大規模的刺激。第二是去杠桿，主要是說在金融領域，第三是促改革。

如果用這樣的框架來衡量現在的經濟政策，我覺得大框架沒有太大的變化，我們大家都看到確實是在全力推改革，也不再像過去那樣舉國保增長，去杠桿這個問題現在有些不同看法。我覺得現在爭議最大的是“不刺激”這一條，也是從慨念提出來以后到目前為止最有爭議的，反對和質疑大都從字面理解不刺激，以為那是政府什么都不做，但事實上政府還是要采取宏觀措施，要穩增長的。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政府所采取的所有的措施，微刺激也好、定向寬鬆也好，其實都是為了穩定增長這個目的。這個和前幾年保8、保增長而且是以舉國體制保增長的做法還是有區別的，所以我覺得大的政策框架上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至於說我們保7.5%是不是有點高、是不應該再低一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總體上來講已經放棄了保8%，增長掉到8%以下大家也沒有恐慌。

第二節

黃益平：經濟增速目標7.5有點高 降準降息現在還無必要

「片花」10月21日統計局公布多項2014三季度宏觀經濟數據，三季度GDP同比增長7.3%，已經創下2009年一季度以來新低，市場人士分析稱，盡管政府采取了定向寬鬆和松綁房地產等政策，三季度經濟增速還是出現了進一步放緩。與此同時，諸多機構及專家對2014全年增速7.5%都表示出不樂觀。

金融界：您剛才提到了經濟不再保8%，要降到8%以下。最近其實經濟數據不是太好，而且很多市場人士包括專家都認為下半年的經濟增速、包括全年可能很難維持7.5，您怎么看？

黃益平：我覺得保7.5，最後問題不太大。我們開玩笑說，央行松一松，財政部幫點忙，最後國家統計局把增長速度定在7.5%附近，應該問題不大。但是我覺得投資者從市場的角度看到的那個問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就是從今年年初以來，政府一直在采取各種微刺激措施，但是每當微刺激的手段松一下，增長速度就往下掉，所以我覺得可能這就意味著我們現在7.5%左右的目標有點高。換句話說，如果政府不刺激，這個增長速度肯定不會穩定在7.5%附近。所以從趨勢看，增長速度往下走非常明顯，但是如果政府很明確覺得7.5%必須要保住，我們可以預期的是政府可能采取更多的微刺激手段，定向寬鬆、微刺激、精準發力也好，總歸會采取財政或者貨幣政策的措施，最終會試圖把增長穩定在7.5%左右。

金融界：我聽您剛才說的分析，感覺是一直在強調還是在微刺激、定向的政策。

黃益平：如果沒有微刺激和定向寬鬆，增長不會在7.5%左右。

金融界：最近您之前的一些同行，不少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都紛紛對宏觀經濟表現了擔憂，認為這些定向的政策都不能保證7.5%可以達到，提出要加大刺激力度，有不少的首席是呼吁盡快降準降息。

黃益平：這個我覺得有爭議很正常，有的專家認為增長下去了會有一系列擔心，比如說就業的問題、金融的問題、市場信心的問題，尤其是做市場研究的人士一般來說不太喜歡增長速度往下調，這個我覺得是很正常的現象。我現在是一個學者，和市場沒有直接的關係，從我自己個人的看法，我覺得增長速度適當放緩是可以接受的，我們過去一直說要容忍適度的減速，但是同時要把更多的工作重點放在改革上，通過改革追求中高速的增長。

大家擔心的三個問題，一個是就業的問題，第二個是金融風險的問題，第三個是投資者信心的問題。其實這些問題和過去相比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要保8，因為擔心失業，我們沒有很好的社會福利體系，如果農民工失去工作，社會可能會不穩定，所以保8是必要的。但是現在的情形和98年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98年，我們的勞動人口每年增長800萬，而且有很多農村剩余勞動力，所以當時的想法是，也許每年需要1200萬到1500萬的新增就業機會，保8實際是為了保就業。而今天我們看到，雖然增長速度在不斷下調，有的時候已經跌到7.5%以下，但是我們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沒有消失，工資仍然在上升，找工人還是非常難，這是因為我們現在的勞動人口是每年以300萬的速度在下降，所以勞動力市場的挑戰問題其實和15年前已經完全不一樣了，現在很多人說我們還是需要就業，我覺得就業和失業是潛在的風險，不是目前的風險，我們現在碰到的最大問題是工資上升太快，民工短缺很嚴重。當然也有部分大學生找不到工作的問題，這是結構性的問題，靠刺激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第二，大家更關心的問題是增長速度下降了，金融系統要出問題，比如說一些信托產品、銀行壞賬等等，我覺得這確實是值得關注的，但是我們還需要考慮的問題是，什么是控制金融風險的好方法？是現在盡量把一些風險控制在已有的范圍之內，從而進一步推進改革？還是通過新的貨幣政策的擴張來遏制這些金融風險，我覺得應該是改革的辦法更好，如果你現在通過新的貨幣政策擴張，增加新的杠桿，最後情況會更糟糕。我們現在為什么覺得金融風險那么大？就是因為過去的擴張太多了，錢發了那么多，金融風險增加很多，所以現在要解決的問題是剛性兌付的問題、軟預算約束的問題、道德風險的問題，當然在解決的時候要采取適當的規則，不能說大家關注了就不做生意了，這是不行的，但是再刺激不是辦法。

第三是大家認為增長速度下行，投資者會沒有信心。你剛剛說的投行的一些經濟學家確實有一些這樣的看法，但是我們也有看基本面的投資者，他們不完全會因為增長下降導致失去信心，有很多做投資看基本面的投資者，認為如果政府把增長速度定在8%，他們其實會對中國經濟喪失信心，因為他們知道如果要超過自身的能力去追求一個高增長目標，伴隨而來的必定是出現更多的結構性矛盾，這些我們在過去都看到了。而恰恰是現在容忍低增長，把增長目標放在7%甚至6.5%，很多投資者會對中國經濟的長遠前景更有信心，反而會有投資的意愿。

所以從這幾個大家一直擔心的問題來看，我覺得現在提出加大刺激力度的理由不是很充分。第一，我覺得7.5%這個目標看起來有點偏高。第二，大家擔心會出現的這些問題並不像過去那么嚴重，即使有像金融風險這樣的問題，也不應該用過去的老辦法，因為過去的老辦法其實是在增加風險而不是降低風險。

金融界：我總結一下，根據您對中國經濟形勢的判斷，覺得現在其實並沒有到需要用降息降準這樣的方法促進經濟增長？

黃益平：要不要用則完全取決於政府把目標放在什么地方。如果它一直把目標定在7.5%，那么我覺得降準降息是一個早晚的問題，不是要不要的問題。但是我們現在的增長速度適當的下降，應該是可以接受的。總書記說要有定力，有定力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采取過去那樣的舉國保增長的手段，另外就是接受適當的減速。

金融界：您說的接受的前提是不會影響到中國國民整體的民生發展？

黃益平：國務院提出來的區間調控已經有了很好的定義，就是因為我們現在處於增速換擋期，從過去的高速增長轉向現在的中高速增長，但是這個中高速增長目前到底在什么地方，說實話大家看法不一致，有人說現在減速是周期性，有人說是結構性的，我自己的看法是兩個方面的因素都有，而且更主要的是結構性的減速，所以經濟發展這么多年來增長速度要下來，這個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現在對中央來說最難的問題是降到多少是合適的？我覺得定向調控、區間調控的思路非常好，它就是說我現在劃一個區間而不是說具體多少，區間的定義是上限不觸發很嚴重的通脹問題，下限不觸發很嚴重的失業問題，只要在這兩個上下區間之內，都是可以接受的。我覺得這個思路非常好。但現在這個區間可能太窄了，7.5%左右，增長速度第一季度的時候掉到7.4%，上上下下都緊張得不得了。但是我們原來擔心的下限問題並沒有出現，沒有出現很嚴重的失業問題。現在經濟增長在減速，背后是一些結構性的矛盾。舉一個例子，現在很多沿海地區的企業碰到困難，是什么困難呢？他們碰到的就是我們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這么多年經濟發展很成功，但是成本上來了，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包括資金的成本都在上升。因為低成本的優勢沒有了，所以他下一步要做的是升級換代、創新、技術進步。當這些問題成為他面臨的主要挑戰，可以想像，只是增加一點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解決不了它結構性的矛盾，他需要做的是升級、而不是貨幣、財政政策的刺激。

第三節

黃益平：金融改革區域性試點沒一個成功頂層設計難在先后秩序

「片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金融改革”做出了近400字的詳盡闡釋，目標清晰，路徑明確。2014上半年金融改革明顯提速。但是，隨著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國內市場漸漸出現了放緩金融改革的呼聲，涉及從利率市場化到人民幣國際化等多個領域。而作為中國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一步，成立於2013年9月29日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已走過一年，各方評價不一。

金融界：在香江論壇上您提出改革的核心是要素市場改革，要素市場改革的核心是金融改革。今年以來政府在金融改革的步伐還是比較大的。您怎么看待金融改革目前的進展？

黃益平：金融改革目前的進展我覺得還是不錯的，人民銀行包括當局對金融改革的認識還是很清醒的。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里，有11個方面要做的金融改革，簡單來說就是三大領域：第一是開放準入，降低準入門檻，民營機構、外資機構都可以參與競爭，我們現在已經看到民營銀行，當然可以更多更快一些，包括中國的機構可以到海外去，總體而言是增加競爭，要允許更多的機構來參與金融活動。

第二是開放市場，利率匯率要由市場來決定，包括資金設定、資金流動要由市場決定，這就不可避免意味著利率要市場化、匯率要市場化、資本項目要開放。

第三是金融監管，就是監管的質量要提高。

我們在大方向上對這些要做的事情看得較清楚。現在碰到的問題是什么呢？各界對金融改革到底應該做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步驟來做？其實是有爭議的，包括在學界、市場和官員之間都有很多的爭議，核心是大家都覺得金融改革是必須要做的，我們過去30幾年的金融改革其實做了很多事情，剛剛開始改革的時候只有一家金融機構叫中國人民銀行，今天我們中國的金融市場已經很龐大，但是它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我們的金融體系很完整，金融資產的規模很大，像M2廣義貨幣占GDP的比重在全世界已經是最高，國內五大銀行在世界都排到前十位，規模很大，但是我們有一個很明顯的缺陷，就是市場機制在金融體系里沒有發揮積極的作用，這在經濟學里面的術語叫“金融抑制”，它是兩周以前去世的斯坦福大學的麥金農教授最早提出來的，“金融抑制”大概的意思是政府干預金融系統的運作，比如說對利率的管制、對匯率的干預、對銀行信貸設定的影響，包括對資本流通的管制等等。IMF有一套跨國數據來反映各國“金融抑制”的程度，中國的“金融抑制”程度不但遠遠超過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而且超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說我們把規模體系發展得很大，但其實政府對金融體系的干預很嚴重。

下一步怎么走？大方向很清楚，就是市場化，讓市場機制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也是和我們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我們知道放開管制可以提高效率，起碼給融資的企業和投資者提供更多的機會，他們可以自由選擇，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難點和問題是放開后就有不確定性，有波動，甚至帶來金融危機，所以這兩點之間如何平衡？這其實就是我們現在爭論的焦點，好處大家都知道是有的，風險也可能是有的，但現在的問題是好處和風險，哪一個更主要？覺得要謹慎、甚至不要往前走的，就是覺得風險很大，放開來就會有金融危機；覺得必須要堅定的往前走，就是覺得好處是超過風險的，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實際上沒有形成一個一致的看法。

金融界：共識。

黃益平：對，沒有形成共識，沒有一致的看法，就是因為成本效益分析其實沒有一個一致的框架。對決策者來說也是一樣，知道要做這件事但是有沒有一個先后秩序？以多快的速度推進？或者說市場化到底應該推到什么程度？現在我們看到前幾年美國次貸危機的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就是市場化並不是越徹底越好，政府有失敗、市場也有失敗，所以也許是往前推，但並不是越開放越好，這個度怎么把握其實是很難的。

金融界：您個人的意見是說我們摸著石頭過河這樣，還是說，您個人的意見是傾向越快越好？

黃益平：我個人覺得，第一，現在的階段摸著石頭過河已經很難了，過去比如說像過去是農村大包干，像國有企業管理體系的改革，你是可以摸著石頭過河，讓企業自己試，試完了之后看哪一個最好，中央一總結就全面推開了。現在做的都是系統性的改革，比如說利率市場化，你怎么摸著石頭過河？沒法兒辦，只能是系統性的做，所以我們到目前為止有很多區域性金融改革的試點，但沒有一個是成功的。尤其是市場化，像利率、匯率、資本項目開放，這些事情很難在小地方做試點，所以我覺得其實最主要的是現在的改革需要更多的頂層設計，需要在系統上把這個問題想清楚，至於說往前推應該快、應該慢，我的總體立場是應該堅定地往前走，但是要非常謹慎。因為放開來肯定是有不確定性，有風險。舉一個例子，利率市場化，周小川行長說再過一、兩年應該就可以實現利率市場化，有的說太快、有的說太慢了。在我看來關鍵問題不是一到兩年是長了，還是短了？關鍵是利率市場化背后的那些條件我們是不是已經具備了？利率市場化其實很簡單，現在實際上央行還在管的是什么？就是存款利率的上限，取消這個上限其實是很容易的，但問題在什么地方？問題是你把這個放開來了之后，需要一些什么樣的其他條件來搭配？比如說我們的存款保險制度有沒有？如果沒有就放開來是很危險的。我們現在有沒有一個很好的國債無風險收益率曲線？這個無風險收益率是可以作為市場對資金定價的一個基準的參照，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的國債無風險收益率曲線，那利率放開來之后市場都不知道該怎么對資金定價。還有像我們現在很多機構，地方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等，都是軟預算約束，如果利率放開了，他們是軟預算約束，你想象會是什么樣的結果？會變成一種不太健康的無序競爭，甚至會導致非常嚴重的風險，所以利率市場化其實看起來很簡單，但是我覺得要往前推進，也要關注所需要的條件在怎樣的條件下，我們的開放才是比較穩健、比較健康的，不會引發大的問題。

金融界：所以就是說可能在推進的過程中不能夠停下來不動，但是要每一步要想得比較清楚，或者要分析的比較好，它的風險在控制內。

黃益平：就是需要頂層設計，這個時候很難說摸著石頭，摸到哪就做哪一個，其實是很危險的。

金融界：但是頂層設計也是很難的，需要判斷。

黃益平：有一些改革是可以同時推進的，我說的這些並不是說把一做好了以后才能做二，有一些可以差不多推進，但是你最終要考慮一個先后秩序的問題。

第四節

黃益平：金融改革應該先國內再國外人民幣國際化應謹慎

「片花」 新一輪的金融改革，核心是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就需要破除“金融抑制”，推進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促進不同市場主體自由平等競爭。從過去的經驗看，開放成為倒逼金融業改革的重要方式，是內生改革動力不足時的有效途徑。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愈走愈快，很多人期待以資本項目可兌換作為突破口，倒逼眾多領域金融改革的推進。

金融界：您在金融改革方面非常有研究，包括之前做了一個關於金融改革對經濟影響的量化研究。

黃益平：做過一些工作，非常有研究說不上。

金融界：那您覺得金融改革接下來要做哪些事情呢？

黃益平：我覺得金融改革從總體上來看，就是兩類很重大的任務，事情很多，但是可以用這兩大任務來引領其他所有要做的改革。

第一就是利率市場化，從國內來說就是利率市場化，但這個利率市場化我們剛剛討論了是有一系列配套跟它配合，不是說利率放開就行，需要發展債券市場，需要減少各個政府機構、準政府機構的軟預算約束，還需要改革我們現在的國有金融機構，包括最後如果利率真的放開了，那么中央銀行以后根據什么來調控市場利率，就是你用什么來取代現在中央銀行決定的存貸款的基準利率，央行還是要干預利率，要調整調控利率，多數人認為是在上海銀行間的拆借市場，但這個銀行間的拆借市場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因為今天你看到這個利率是很不穩定的，如果央行把它作為一個政策利率的信號，就不是非常好。但是從國內來說，利率市場化可以把所有的這些要做的金融改革整合在一起，根據這樣的總的金融目標來主持和安排其他的金融改革。

第二個很重要的改革，就是在國外能夠按照人民幣國際化這樣的大的任務組織安排匯率的開放，資本項目的改革等等，但這兩個之間也是有一個先后的次序，所以我覺得重點是利率市場化。

金融界：國內這一塊？

黃益平：對，如果國內不做好再做國外的是很難的。

金融界：還有不少經濟學家會說，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倒逼國內的金融改革。

黃益平：這個問題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一定意義上來說倒逼也是可以的，但是金融體系的倒逼和制造業的倒逼是不一樣的，金融體系如果內部還沒有準備好外面就放開，它會引發一系列的問題。我並不是說倒逼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覺得倒逼本身是有前提條件的。舉例來說，我先把資本項目放開來了，利率就被迫的跟著調整，就自己市場化了，但這樣的調整是不是一個健康的過程？會不會是一個平穩的過程？所以我覺得可以倒逼，但是在金融領域考慮倒逼的時候還是要小心一點。

金融界：我們正好談到了人民幣國際化，最近其實比較熱的是滬港通。現在談得比較多的是滬港通對資本市場的影響，對A股、對港股的影響，它對國內金融改革的影響呢？

黃益平：我覺得主要是對國內資本市場的影響，總體的金融改革也許有影響，但是最主要的是滬港通可以在兩地投資同樣的產品，是會對國內的A股市場，尤其是很多在香港也有上市的公司的影響比較大，最後它會形成一個價格的重合。對於內地的資本市場監管，企業本身的治理結構和投資者對他們的態度，我覺得都會發生非常積極的變化，所以我覺得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它的領域是比較受控制的，而且也不會成為一個普遍的開放行為，所以只能說是第一步，我覺得是一個積極的一步，但是從宏觀上怎么評價我不是很確定。

第五節

黃益平：未來中央對地方債只管舊債不管新債

「片花」10月2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國務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是國務院首次發文全面規範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意見明確“地方政府對其債務負有償還責任，中央政府實行不救助原則。”從地方政府債務自發自還試點開始，我國正加速形成全面的地方政府融資體系。有分析認為，近8年城投債蓬勃發展，與中國特色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一起，即將告別歷史舞臺。

金融界：剛才您提到了地方融資平臺、地方債的問題，十一期間國務院推出了地方政府性債務的意見。地方債一直被很多專家認為是金融風險的一個暗雷，有人評價它是最大的風險，當然也有人說房地產是最大的風險，但是這兩個是密切相關的。您覺得這個意見的出臺，多大程度可以解決地方債的問題呢？

黃益平：從方向上來說是非常重要、非常必要的。今天的金融問題大家都有各種評價，有人說中國金融系統馬上要出問題了，有人說經濟要硬著陸了，在我看來問題確實比較多，在金融系統里面，包括地方債、地方融資平臺，國有企業包括房地產、國有商業銀行等等，都有很多各種風險。但是我們現在有一個很特殊的情況，就是大多數的主要參與機構都和政府有或多或少的聯系，這也導致了其實很多投資者雖然對這些問題有擔心，但是似乎也不是特別擔心它會出太大的問題。比如地方融資平臺，有很多地方融資平臺沒有現金流，它的潛在回報看起來也不好，但是大家覺得還是不錯的嘛，開玩笑說12%的高利率變成了無風險利率，它的背后是什么？就是大家雖然覺得這個公司是不行的，但是政府一定會兜底的。所以我們現在碰到的問題就是所有的機構，包括金融機構和企業機構，都在做很多業務，但是都是在透支中央政府的信用，無論是買地方債、城投債，還是對銀行有信心也好，都是覺得最後如果實在不行了北京要救他們，所以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保證了現在金融系統的穩定，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領域。

但是你可以想象，如果這樣透支中央信用的行為不斷放大、不斷增加，總有一天中央政府是兜不住的，我們通常認為今天金融系統的風險，包括地方政府債的問題，是一個流量的問題而不是存量的問題，目前看來，政府還兜得住，現在中央政府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大概只有15%左右，這在全世界都是最低的，當然其實這個數字也不是很準確，因為有很多潛在的或有的債務沒包括進去。IMF有一個估計，假定跟其他市場經濟同樣口徑計算，我們現在大概是50%左右，50%當然高很多，但是英國、美國是100%，日本是200%，中國的狀況還是好很多，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要兜已經有的這些存量地方債務是可能的，但是流量的問題就很難說，如果這些問題不斷地繼續爆發，最後政府總是會兜不住。所以這次出臺的新的政策相當於是對地方債進行重新的構造、管理，簡單地說就是以后中央政府不管地方政府了，以后地方政府要出問題就自己兜著走。

但這里還是有一個存量和流量的問題。如果你說過去從此開始完全不管了，我覺得也不太好，如果完全不管了估計市場一下子就崩了，因為有很多地方政府的債就是已經發生了。而且我們知道金融里面最重要的問題是信心的問題，你比如說一個省的地方債出問題，大家就會懷疑其他的省也會出問題，它這個負面情緒一傳遞，本來沒問題也變得有問題，所以我想比較好的辦法還是我們過去改革的老辦法，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或者說新債新辦法、老債老辦法。

第六節

黃益平：高度期待四中全會法治才能保證市場經濟有效

「片花」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舉行。全會聽取和討論了習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派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金融界：馬上十月份就要召開十八屆四中全會，會重點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問題，還有進一步推進改革。您對此有什么樣的期待和關注？

黃益平：法律問題我不是特別熟悉，但是我覺得從經濟的角度來說，法律的獨立性、權威性、法律的公正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市場經濟有一個最重要的是有一個大家接受的規則，一個很明確的規則，這就包括保護產權、保護知識產權，包括要能夠合理的破產，要執行破產，這在市場、金融領域都是非常必要的，如果這些法律的問題不能在公平、公正的條件下得到處置，很難形成一個有效的市場經濟。舉一個例子，我們發生爭端了，但是爭端的執行受到地方政府的影響，那可以想象最終的結果不會是公平的，最終會影響投資者的信心，影響資源設定的效率，所以我對法律的體系、法制的推進有很高的期待，而且我覺得這對我們建立市場機制是十分關鍵的。

金融界：對我們這個新一輪的改革也是保駕護航的。

黃益平：必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