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綱：腐敗不是中國貧富差距大的主要原因

《經濟人生》書封

提要：芮成鋼出事再次發出強烈信號，腐敗不僅是官員才有的事，社會其他權力也可能成為腐敗的活躍源頭。下面我們一起回顧著名經濟學家樊綱在《經濟人生》是如何解讀腐敗問題的。

其他原因當然就有了，還有腐敗的問題，還有國企的問題。國務院還出了一個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看來看去，這件事是國企的問題。它沒說到這些事，它就是說是國企的管理層收入太高了，或者有些國企壟斷行業收入太高，它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嚴格說來不屬於收入分配問題，它屬於國企的特殊的問題。我一開始對方案研究不感興趣。政府你怎么能管初次分配，那個方案要管到初次分配，初次分配就是管國企。你沒法干涉私人企業的收入分配，你最多可以說是，我搞最低工資等等問題，這是屬於公共政策，你可以影響到私企，搞社會保障，社會保障已經是再分配了。所以政府應該做是再分配，不是說政府不做事情，待會兒可能要講，說的是政府你沒法干預初次分配，你也不應該多干預初次分配，我們之所以有初次分配問題，是因為有國企，有政府。

然后再就是腐敗，腐敗這塊多少說一點，大家說一起收入差距拉大，痛恨就是腐敗。其實我說腐敗在我們的大背景，在我們的基尼系數，衡量收入差距擴大的基尼系數將近5%，官方好像是4.2%，有的小組算出來是5%左右。5%的基尼系數當中，0.5%當中大概0.4%幾都是剛才說的這些問題，剩下有一塊是屬於那個問題，他屬於高收入階層的一部分。當然了有一個部門靠著權力，靠著壟斷來獲取比較高的收入，那也有幾十萬人，上百萬人，也都可能的。但是那里邊本身也還是有很大差距的，腐敗的問題是所有發展中國家也是存在的，我們是雙重的存在，我們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我們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國家。

雙重的原因出現腐敗，發展中國家為什么出現腐敗？一個基本的原因是，有了權力之后，他要在這一代人當中，在一代人的時間里面他要達到過上發達國家的幸福生活，就是特別的貪婪，就比那發達國家早年的腐敗恐怕更貪婪一點。發達國家早年的政治，往往權力是貴族所有，貴族也很貪婪，但是貴族已經是最富的了。我不說貴族貪婪就比我們的官員貪婪就少，我沒有為貴族唱贊歌。但是那時候說他有一個選舉法，他為什么富人才能黨政，他們的選舉法，只有你有財產你才可以當政，因為只有你有財產，你才會不太在乎那點小錢，是有這個原因的。包括我們曾經有一個市長，他父親是個巨富。他上臺之后，第一句話就是，你們別想賄賂我，你那點錢還不如我多。什么叫腐敗，就是利用公權謀私利，我們國家更大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從計劃經濟過來的，計劃經濟很大一部分，就是政府管制，政府權力，國有資產，國有權力。

公的東西特別多，公眾的權利，都是玩公權腐敗的可能性就比較大。腐敗的可能性大，不一定腐敗，這時候取決於什么？取決於你腐敗得到懲罰的可能性有多大，懲罰的可能性取決於兩個東西。一個東西取決許多你的罰款多少，或者是判刑判期有多重，是死刑，還是無期。另一個最關鍵的就是說，你被發現的概率，你被發現的概率乘上你被發現時候的懲罰，就是你的預期的懲罰值，這么多的公權，要去確定每一個人的腐敗，每個人都有腐敗的可能，你得花多少成本去監督這些人，去發現這些人。

所以說公權越多，被發現的概率就越小。盡管你可以說，扔塊磚頭就砸一個貪官，你可以說他腐敗可能性很大，但是你得去一個一個落實，一個一個證實。那都是有成本的，那證實起來的成本就比較多。香港為什么一個廉政公署，幾十個人，當然現在也不是幾十個人，把香港治住了，因為公權很少，他做得過來，發現的概率，一共那么幾個官，發現的概率就多。成本跟發現效率平衡關係就不太一樣，發現的概率就比較高，而我們這被發現的概率比較小。而我們這被發現的概率比較小，結果腐敗就開始盛行了，劣幣驅逐良幣了，不腐敗的在圈里面過兩天也腐敗了。

所以根本的問題不在於設立多少監督機制，監督機構，根本的問題在於消減公權。而我們這件事現在做的不夠，成天想的是怎么監督，這么多人走在那都有腐敗的可能性。你得多少人去監督，你就想這件事，然后你成立一個越來越大的監督委員會，監督委員會還得誰監督。所以每次開人代會都有人提議，要再成立一個監督委員會，去監督那個監督委員，然后他再大了，你還得再去處理整個監督委員會監督。現在很多的腐敗是來自那個監督委員會和監督委員會的監督委員會，根本的問題是公權太多的問題，更不是道德問題。你可以去講道德，為什么經濟學家一講道德，經濟學家開始貧乏了呢。道德問題誰都可以講，社會的一般人都可以講道德，經濟學的基本的分析方法，我們假定人都是。我們往最壞處做打算，我們假定只要有一個人腐敗，你這個制度不能懲處一個人，最後大家全腐敗。假定一開始只有一個人不道德，其他人都是道德的。只要你沒有一個好的制度，你就最後，所有的人都會叫劣幣驅逐良幣，不道德人沒有受到懲罰，所有的人最後道德淪喪。

這就是我寫那篇《經濟學不講道德》那篇文章最終的含義。我們不再道德上做文章，我們要在制度上做文章。道德最後批判的是小民，制度批判的是權貴，都是一般人。你假定的官員都是一般人，都是一般的不道德。他現在有了權力，他一公權，這個怎么辦，你不用制度去規範他，一個人不道德，最後大家道德都淪喪。這個就涉及到改革問題，這個是我們的核心問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腐敗可能比我們還腐敗，但是我們比較所有發展中國家有多了一個原因，就是俄羅斯的腐敗加上非洲的腐敗等於我們的腐敗。我們有兩個原因，如果這么比較起來的話，我們還是管著，壓著還是比較嚴的，我們還真沒那么。

講個笑話，這個笑話是經濟學家們編的，通過這個笑話你可以思考一個問題。就是一個尼日利亞的官員到中國來訪問。訪問一個中國的官員，中國官員領他到一個市中心的高級公寓的頂頭，非常大的頂頭，觀看全城的風景。尼日利亞官員很羨慕，你哪來這么多錢，中國官員說，你看遠處那個體育館了嗎？哎呀，很好體育館，我拿了5%。看那邊高速公路的嗎？高速公路很好，我拿了5%，過了幾年之后，這個中國官員回訪尼日利亞官員。這尼日利亞官員開著直升飛機把他接到了山頂的豪宅。中國官員羨慕的，你哪來這么多錢，他說“你看到遠處那個大橋的嗎？”“我怎么沒看見，你當然看不見，我拿了100%。”

在一定意義上，你如果公權不消，你唯一能做的是別讓這個比率，別讓這15%，5%，10%變成50%，70%。變成50%，70%你就完了，所以打還是一定要打，監管一定要監管，一定不能讓他去惡化，盡量避免惡化，否則的話，這個社會就徹底完蛋。你什么都建不起來了，中國至少現在，我們在各地跑，看著各地的基礎設施，還是建了不少東西，質量也還可以，塌的不太多。在世界的比較當中，這個確實我們特殊問題，可能這兩方面涉及的確實也都是改革問題。一方面是發展，我們基本的問題是繼續發展，走完劉易斯拐點，完成工業化第一階段，完成農民工的轉移，發展教育。這些都是屬於發展的問題，我們特殊的問題是改革問題。第一改革我們的土地和戶籍制度，加快農民進程。第二，改革我們的公權太多，管制太多的問題，審批權的這些公權和公錢太多的問題。國有企業，政府權力等等，方方面面就不多說他了，所以既是發展問題，也是改革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