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喪失最大的經濟資產 目前政策補救恐無能為力

中國正喪失最大經濟資產 目前政策補救已無能為力

長江商學院原高級研究員羅天昊表示，未來20年內，應容忍亞非國家向中國大量移民，據預測，未來勞力缺口達到1億以上，中國將形成大規模的移民潮，成為除美國之外，容納全球性移民最多的國家。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奧莉薇婭•易諾士稱，隨著中國人口的快速老齡化，中國早些時候推出的“單獨二孩”政策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對勞動人口有所補充，但效果有限，為了人民的福祉及經濟健康發展，中國是時候對其人口政策進行反思及大調整了。。

中國正不斷喪失其最大的經濟資產：人口。

經濟學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認為，哪怕北京廢除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經濟增長仍會在本世紀20年代開始下降，因為中國下一代的勞動人口數量實在過小。

美國一份研究報告說，到2050年，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將達到4.38億。屆時，每一位老人的養老平均將需要1.6名工作者來負擔，而在1975年則是由7.7人負擔。

2009年上海鼓勵符合再生育條件的夫妻生育二胎。《衛報》報導稱，上海的信號，體現中國官員們正意識到人口控制政策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報導援引數據說，到2015年，中國城市“可工作人口”預計將開始萎縮。而到2020年，城市老年人口比例將達34%。

203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頂峰，但與此同時，中國也將開始“變老”。但到那時，中國還不能足夠富裕，以支撐一個“養老金國家”。

中國並不充裕的國家養老金系統，以及一直在縮小的家庭規模，正在逐漸蠶食中國“養兒防老”的養老傳統。“面對老齡化，中國還沒有做好充分準備。”報導稱。

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推進，我國加快了進入老齡化社會的腳步。未來10年中國18-22歲的人口將減少4000萬人，而在20-40歲之間，中國人口更是減少1億-3億。

長江商學院原高級研究員羅天昊表示，未來20年內，應容忍亞非國家向中國大量移民，據預測，未來勞力缺口達到1億以上，中國將形成大規模的移民潮，成為除美國之外，容納全球性移民最多的國家。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王豐認為，中國現在人口老化就如同一個下坡的車，看你到底踩油門還是踩剎車。如果還是繼續獨生子女政策，實際上就是踩油門。

過去的20年中，我們的財富增長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我們雖然致富速度很快，但是人口老化速度更快，世界歷史預期壽命從40歲到70歲，發達國家用了約100年，中國只用了不到50年。

生育率下降也只用了其他國家的三分之一。比如從一對夫婦生5個孩子到一對夫婦生兩個孩子，歷史上發達國家和歐洲國家用了75年，中國只用了不到25年。生育率下降，人均預期壽命增長，所以我們的富遠遠趕不上老。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梁中堂指出，從經濟學角度看，人的生育本質就是勞動力資源的生產和再生產，所以超低生育率將使我國面臨勞動力日益減少的局面。

這些年來，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工廠”，主要是因為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一旦勞動力減少，中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優勢就會逐漸消失。

根據預計，中國自1979年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之后少生了約4億人口。該政策不僅打破了正常的人口結構，還由於受到重男輕女思想的影響，造成更嚴重的性別比例失衡。

經濟學家估計，中國老齡人口將在2020年前增加60%，而勞動人口則將減少35%。這樣前所未有的人口結構轉變給中國及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gdp預計增長速度取決於三大因素：勞動力，資本與全要素生產率。人口減少直接影響了其中的兩大因素，由於勞動力供給不足，勞動人口與老齡人口的比例便會失衡。而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重，勞動力無法得到有效補給，全要素生產率便隨之下降。

梁中堂建議，中國政府應及時修正生育率統計偏差，並適時適度調整人口政策，提高我國生育率水平。

然而與其他出生率低的國家不同，中國無法僅僅依靠移民來填補人口空缺（美國則是依靠移民來彌補本國的低出生率）。

一，中國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

“0-14歲人口 2.22億，占16.60%”，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這個數據，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較，下降了6.3%。“少子化程度超過老齡化”北大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說：“中國已經不可救藥地掉進了‘少子老齡化陷阱’或者說‘超低生育率陷阱’。”

“六普”數據徹底顛覆了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總和生育率為1.8的說法。“現在從公布的數據看，我國的總和生育率1.4-1.5之間。”北大社會學系教授李建新說，我國長期處於超低生育率的狀況下，而且是發展中國家中最低的。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梁中堂在分析數據后推算出，我國目前的婦女生育率為1.3—1.5，如果確實達到這個水平，那就意味著中國已進入“超低生育率國家”行列。

專家指出，超低生育率會使我國的勞動力日益減少，由於中國這些年來主要依靠“兩頭在外”模式和廉價勞動力優勢掙外匯，如果生育率長期超低，將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二，“空巢”現象沖擊傳統家庭模式

根據全國老齡委公布的《我國城市居家養老服務研究》報告，目前我國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包括獨居）的比例已達49.7％。

從空巢老人引發的社會問題來看，與“常回家看看”等留守老人的情感奢望並存，許多年青一代對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卻日漸削弱淡化，致使家庭親情出現隔閡甚至矛盾衝突，傳統倫理親情觀念受到沖擊和挑戰。

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和家庭養老模式都受到巨大沖擊。同時，社會養老機制的不健全，也為“空巢”家庭再添一根致命稻草。

專家們提出的“空巢綜合征”就形象地概括了這一問題：老年人的孤獨情緒，會導致老人性格抑郁、行為能力降低，記憶力和判斷力衰退，甚至會誘發老年癡呆、老年抑郁症等老年性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

因此，在“銀色浪潮”襲來之時，面對老年人的空巢化，如何養老才能使辛苦一輩子的老年人愉快地安度晚年，成為社會關注和討論的熱點。

三， 中國社會老化的包袱越來越沉重

隨著“人口紅利即將消失”、“未富先老”等人口結構問題的涌現，中國社會老化的包袱也越來越沉重。一家英國媒體撰文呼吁中國全面放寬計劃生育政策以應對中國“多老”、“少子”的現狀，認為“單獨二胎”等微調政策不足以扭轉人口結構嚴重老齡化趨勢。

美國華裔科學家易富賢所著的《大國空巢》認為，計劃生育導致家庭結構畸形、家庭縮小，只需要比較少的收入就可維持家庭基本消費，導致工資增長滯后於經濟增長，使得行政成本（從1978年到2004年增加100倍）、壟斷企業與資本三者拿走了gdp的絕大部分，工資收入占gdp比例不斷下降，現在只占gdp的12%（其他國家占54%－65%），居民收入只占22%。

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表示，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是一個歷史必然的進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會經歷這一過程。

眾多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都面臨這一問題，在日本、韓國、 新加坡、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促使人們生育觀念發生改變，生育率也在下降，伊朗、越南的生育率也大幅下降，接近更替水平(2.1)。

中國的生育率下降是在經濟尚未發達的情況下，利用計劃生育政策的人為干預實現的，而且下降速度很快，這是我們必須應對的。

四，中國很多地方進入嚴重少子化時代

在第22個“世界人口日”，有兩條新聞形成鮮明對比：一是常住人口達1.043億的第一人口大省廣東正在向國家提出“單獨可生二胎”試點的申請；二是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說，我國將堅持和完善現行生育政策，切實穩定低生育水平。

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政府上世紀50年代一度鼓勵生育。60年代上半葉，轉向普遍鼓勵自愿節育，70年代更在全國范圍內實行了以“晚、稀、少”（晚育、間隔、少生）為主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總和生育率出現了世所罕見的、空前的下降。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低於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已注定總人口將在2020年到2030年間達到尖峰，並在此后開始長期的負增長。持續的低於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人口總規模的下降。

十年前，中國預計 “21世紀中葉”人口出現負增長。目前，官方已經把該目標提前到21世紀20年代。生育率並非越低越好。如果這一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長期持續，中國人口將以幾何級數萎縮，中華民族將面臨作為一個物種的延續問題。

五，“男女比例失調”埋下隱患

在“六普”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為118.06，（聯合國標準，出生人口性別比一般在102～107之間）。

社科院發布的2010年《社會藍皮書》指出，目前我國19歲以下年齡段的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到2020年，中國處於婚齡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出2400萬。

經測算，屆時將有上千萬適齡男性面臨“娶妻難”。而當計劃生育國策的推行，遭遇強烈的男孩偏好、b超胎兒性別鑒定技術的濫用，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失衡風險大大增加，為中國未來10～20年的發展埋下了重大隱患。

而且，“娶妻”的難易程度還依照著地區的貧富程度不同而變化。在大齡未婚男性的分布上，“男光棍”聚集程度的總體趨勢是由東至西逐漸遞增。

男女比例失調還會帶來就業擠壓問題，未來10～20年，男性勞動力過剩所形成的“就業性別擠壓”，將使作為“性別弱勢”的女性生存發展更加邊緣化。

除了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問題，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國家人口計生委人口專家委員會委員原新昨天表示，研究發現，中國5歲以下的男性死亡率要低於女性，這進一步加劇了男性的“盈余”。

六，人口素質和勞動生產率亟待提高

根據“六普”數據，大陸31個省(區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同“五普”相比，人口年均增長率為0.57%。目前我國每10萬人中具有初中、高中、大學文化程度人均有所上升，其中大學文化程度一項人數上升最快，具有小學文化程度較大幅度下降，文盲率由6.72%下降為4.08%。

“但是，當代世界的國家實力競爭早已與人口總量關係不大，人口素質的提升和人才的競爭才是一國的核心競爭力所在”，人大教授翟振武說。

比拼人口總量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人口素質和勞動生產率的比拼才是國家競爭的實質，中國的人口素質如能得到較快提升，將與產業升級、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相配合，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提供新的人口比較優勢。

中國的人口發展又走到時代的十字路口。每逢節假日，火車站摩肩接踵，飛機場人潮涌動，旅遊點擁擠不堪……最令出行者印象深刻的就是“人太多了”。

與此同時，人口素質總體水平不高，影響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競爭力。勞動力整體素質低下，農村剩余大量勞動力，人口紅利的效用未能充分發揮。

七，流動人口面臨市民待遇和人口融合問題

“十二五”期間，城鎮人口將突破7億。2050年全國流動人口將達3.5億人左右，留守農村的“三六九”人群將形成人口“洼地”，導致新農村建設主體缺位。

“六普”中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過2.6億人。“其中40%都是年輕人，這是中國特有的”。南開大學教授李建民說。

融合問題既是穩定的問題，也是發展的問題。

實現巨量流動人口的有效融入，關係到我國社會經濟結構轉型有序推進、城鄉統籌發展、社會和諧穩定的大局，成為綜合影響我國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整體及區域發展、產業版面、生態建設、創新政府社會管理與服務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由於流動人口的勞動就業往往缺乏穩定性，居無定所，流動性大，多處於漂泊之中，不少流動人口身在外地，根在故鄉，家分兩地，長期奔波，勞動力轉移極不徹底。

為使流動人口更好地服務於流入地社會，保證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需要推進他們的融入過程。

八，“戶籍捆綁福利”導致社會不公

“六普”中各省人口總量的漲落，同樣引起了專家關注。“六普”數據顯示，按常住人口統計，排在前五位的分別是廣東、山東、河南、四川和江蘇。

人口過度集中於東南沿海等經濟發達地區，給流入地的資源、環境、住房、交通、勞動力成本等帶來了一系列挑戰——“交通擁堵”、“停車難”、“房價飛漲”、“入園入托難”、“垃圾圍城”等“大城市病”日益嚴重；也給流出地帶來了人才流失、空巢家庭、留守家庭等社會問題。

一些大城市出現資源緊張時，往往祭出‘戶籍’法寶加以限制，但這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加大了戶籍制度改革以及捆綁其上的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的難度。

北京大學人口學所穆光宗教授說，2.21億的人口流動，折射出中國社會轉型、社會發展的巨大能量。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成為解決人口與資源環境關係問題的重要推手，但同時又凸顯出國民待遇、市民待遇和人口融合問題，提出了實現“健康城市化”、“有限市民化”的重要課題。

我們只能說中國有6.66億人居住在城鎮，而不能說中國有6.66億城鎮居民。

九，流動人口子女受教育被歧視

工業化和城市化引發了諸多問題，而他們子女的教育問題就是其中之一。中國的義務教育體制沒有針對時代的變化，仍然是計劃經濟時代的“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傳統模式。

其結果導致了流動兒童的戶籍所在地和居住地兩方在這一問題上的無能為力。大量的適齡兒童面臨失學的窘境。公立學校高額的借讀費讓農民工望而卻步，“打工子弟學校”的合理性、合法性的爭論仍在繼續。

農民工子女教育的出路在哪里？誰來保障這些“流動花朵”的教育需求？流動兒童何時才能獲得與城市兒童同等的教育機會？

流動兒童少年失學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農民工為城市、為社會創造出巨大的財富，但他們的子女卻無權享受到在城市里國家提供的義務教育資源。數以百萬計的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無法解決，不僅是每個家庭的損失，也會對整個國家國民素質的提高非常不利。

大量的流動兒童少年喪失了受教育的權利，或是失去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這給國家、社會帶來的危害是巨大的。

十，中國養老服務體系和社保體系滯后

研究表明，最合理的社會結構是一個橄欖型，從人口年齡結構來說，老中青得有比較合理的比例，負擔都不是太重，相對生活比較容易。中國現在16%這樣一個年輕人口比重，不應當再低了。

再低的話，未來會有很多問題。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中國的老齡化進程，與城市化、工業化以及經濟發展程度是不同步的，社會物質財富積累和精神文明程度、養老服務體系、社保水平還遠遠沒有準備好，即“未富先老”。

來自東京的研究員觀察到，“到日本去的話，跟80歲、90歲的人打招呼，都是三句話——第一句話對不起，第二句話我今天80歲，第三句話我活得太長了。

日本的老人多數還在干活，很自立。在日本現在70歲養90歲的人，比比皆是。”如果中國超低生育率維持下去，這辛酸的一幕，未來會否在我們身邊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