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潰敗是世界通病 從三種模式的演變看大學變形軌跡

從這三種模式的演變中，可以看到大學變形的基本軌跡

離“教書育人”的目的越來越遠，催生的生產力卻越來越大，這反映出現代社會對於高等學府的步步榨取，當然大學也轉而向社會索取了高額回報。可惜的是，這種體制雖不符合教育宗旨，卻可以迅速地提升國力，符合民族國家的短暫需求，所以當年的德國就壓倒了英國，而后來的美國又壓倒了德國。正因為這樣，同樣在現代化急行軍中，中國正在進行爭創“一流大學”，也正是在逼著學府去同樣下滑。這一觀點值得理論界參考。

提及學術，人們習慣以“象牙塔”喻之，意謂其純凈高遠，不染俗世塵煙。然而近年來，持續出現的學術亂象，諸如學術論文抄襲、科研基金腐敗等，不時沖擊著我們對學術的敬意與想象。作為學術中人，清華國學院導師劉東，目睹此種現狀而生切身之痛，憂而自知不能冷靜旁觀，憤而作文以抒其痛言其志，他的憂憤，最後成書《我們的學術生態》，為當下第一本全面反思中國學術生產體系的著作，該書副標題“被污染與被損害的”，毫不掩飾地揭明中國學術的困境。在我們的訪談里，劉東直面現實，懷著建設的熱情，分享他多年來的觀察與思考的結果，他認為，在體制層面，從上至下理順學術生產體系，勢在必行，而身在其中的每一個人，都應該有一份道義承擔，都應有所堅守有所作為。

學術生態：大學的潰敗是世界通病

新京報：你的新書，主題就是學術生態，特別是學術的退化，你認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劉東：學術界的失落，用一大本書也說不完。陳寅恪曾經說：“余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蓋驗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榮悴，則知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於所謂退化論之說者。”幾十年來的中國學術，也是這么眼睜睜地，看著它不斷退化。

退化中最明顯的，是人們的學術目的。尤其是文科學術，這本身就被要求對所屬共同體顯出主動的道義承擔。回想清末民初國門一開，學人獲得出國留學的機會，而他們還剛剛立在船頭，就在內心緊張思考著，學什么回來能幫助中國發展。可現在的孩子倒好，還站在使館門前等簽證呢，就已經在琢磨怎樣留在海外了！

盡管每年都要簽字送走幾個，而且被戲稱為“超級蛇頭”，但事已至此，我也不要求孩子們像當年那樣，都能置國家利益於首位，只勸他們不要對自己不負責任，別像前些年的有些人，簡直是“寧死也不回國”，反而坐失了發展的空間。不過，對於自己門下的學生，我還是一如既往地要求：必須恪守“立德、立功、立言”的“三達德”，不光是條目上不能偏廢，在次序上也不能顛倒。

新京報：這樣的急功近利，其實不是由人的稟性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環境的產物。

劉東：急功近利，已經是現代世界的通病了。給你講講是怎么墮落過來的吧。西方的大學模式大體有三種：英國模式、德國模式和晚近的美國模式，或者干脆說，是近代的紐曼模式、現代的洪堡模式，和當代的克爾模式。英國的紐曼模式，屬於最經典的精英教育，師生的比例最為充裕，可以采取“一對一”的導師制，其終端產品是作為人的“紳士”。德國的洪堡模式，把學府改造成研究型大學，其終端產品變成科研成果，導師在課堂上背過臉去，示范性地進行研究，學生就有點像是學徒了。再到美國的克爾模式，你看看他的《大學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一書吧，已把教授變成項目負責人，要他自己去籌款立項和管理，弄得老師更像是個老板，研究生更像是打工者，而整個大學更像是“八大處”，或者說，是由多方資金的各個項目，拼湊疊合而成的“綜集大學”。

從這三種模式的演變中，可以看到大學變形的基本軌跡，它離“教書育人”的目的越來越遠，催生的生產力卻越來越大，這反映出現代社會對於高等學府的步步榨取，當然大學也轉而向社會索取了高額回報。可惜的是，這種體制雖不符合教育宗旨，卻可以迅速地提升國力，符合民族國家的短暫需求，所以當年的德國就壓倒了英國，而后來的美國又壓倒了德國。正因為這樣，同樣在現代化急行軍中，中國正在進行爭創“一流大學”，也正是在逼著學府去同樣下滑。

新京報：使用“學術生態”一詞，是否包含著某些特殊的積極的情緒？

劉東：“生態”這個詞的原初意義，當然是指生物本身的生存狀態，以及它和環境間密不可分的、水乳交融的關係。換句話說，這是指人與自然相互依賴的系統，而按照美國學者巴里·康芒德的說法，這種相互依賴還屬於“封閉的循環”，是牽一發動全身的、既微妙又脆弱的平衡。不過，“生態”這個詞如今已被廣泛借用了，所以，在它前面再加上“學術”的定語，意思也同樣一目了然，無非是在指稱我們的治學條件，它原本也應是具有豐厚傳統的，可以代代相傳、永續發展的良性循環圈。

明確了這一點，我為這本書選取的副標題，也就表達了一種驚呼，它要提醒關切治學環境的惡化。

再說到行動方面，我可以算是個“有限自由論”者。這意味著我已認定，任何人都不會徹底被外在環境所決定，他總還會發現“有限的自由”，哪怕這“自由”顯得相當有限，而他只要護住道義的內力，那么，把這些“有限的自由”積分起來，就足以構成潛移默化的力量，甚至讓外在的環境斗轉星移。在這個意義上，要是一邊只敢委曲求全，一邊又總是怨天尤人，那才是天下最沒出息的。這對我們的后學也是一樣：既然並不認同當下的評價體系，已經看出了它的明顯不合理，那么，年輕人在從事學術活動時，就不要太過在意這個體系，哪怕它一時帶來了小小的障礙或挫折。要知道，正是在漸成氣候的“不在意”中，它的“不合理”也就會愈益凸顯，而你也終會喜出望外地發現：以前簡直邁不過去的那些坎兒，比如一個小小的學術職稱，並不像當初那樣難於克服。

個體選擇 學會不在意不合理的東西

新京報：你主持翻譯叢書，就是執此一念的結果？

劉東：我們這代人最是命苦。如果就學術生涯而言，即使是“讀百家書，成一家言”，那也已經相當不容易了。可我們乍從文革的廢墟中走來，所謂“百家書”要不就焚毀了，要不也早就過時了，所以當時有個說法是“積重難返”。然而，“難返”也終究要“重返”，我們只能一邊閱讀古書，建立起文化的“主體性”，一邊翻譯洋書，跟世界建立出“對話性”。說得更簡潔點兒，擺在面前的任務就變成了——“譯百家書，成一家言”。

再說得形象點兒，這簡直就是把“從鳩摩羅什到王陽明”的一千多年，壓縮到短短一代人的生命中去完成，而且這任務還特別緊急，否則就不能構造“中國文化的現代形態”，而中國人的生存就“找不著北”。以這樣的文化使命來衡量，如果我本人還有點耐性，還做出了些微的成績，那功勞也太微不足道了，不值得去慶祝或炫耀，我也根本沒打算躺在這么小的“功勞簿”上。正相反，在長達二十幾年的“急起直追”之后，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居然還“正當年”，還至少有這樣的心力和時間，去規劃“下一半”的學術生涯！正因為這樣，我從未像現在這么專心寫作，還給自己規定了三條：“寧出游，不出訪；寧寫書，不寫文；寧省錢，不掙錢”，這都是希望能充分利用有生之年。

如果照“聰明”人看來，這難免又有點“犯傻”，又不需要評什么職稱！可我早就說過，歷史從來都是“傻子”創造的，他一旦認準大海在東方，就會一門心思地走過去，而不會順著“九曲黃河”瞎繞遠，終究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所以我說，“聰明”人是太“聰明”了，他們只會被歷史所創造，哪里談得上創造歷史！

新京報：就大學而言，還是有那么一些心懷教育理想與學術志向的人們，但他們的處境似乎不佳。最近一本關於大學青年教師的書，就被命名為“工蜂”，有被逼迫著碌碌無為之意。

劉東：在我剛才的回答中，已經包含了一種“經驗之談”：誰能夠熬到最後，誰就肯定能笑到最後！上次我在《南方周末》上，也指出過同樣的問題：對於學術界的寶塔尖來說，從來都急缺后備的力量，所以對於專深的研究來說，從來都只有“結構性的失業”。在這個意義上，如果一時還不能“脫穎而出”，那么最好是去反躬自問，以便找出自己的差距和不足，把發展的阻力變成動力。畢竟，“學術市場”已經日益完善了，只要真正做出成績來，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不會被埋沒在“單位所有制”里，所以不可能老是“懷才不遇”的。

除此之外，我還另有一種“經驗之談”：越是在大家都很頹唐的時候，越是在人人都覺得“讀書無用”的時候，就越是這些“書呆子”們的成功機會！我從小就在“讀書無用論”的氛圍中長大，然而出於不可扼制的喜好，我從來也沒放棄過讀書，只要抄起一本好書，不管耳邊是高音喇叭還是鼓風機，我就統統都聽不見了。等到后來恢復高考，誰都知道這家的孩子準能考上大學，連我自己也毫不懷疑。有人問，你當年哪來的先見之明？其實我哪有什么預見，只是從心里喜歡讀書罷了。現在的情況也是一樣：學術生涯原是充滿競爭的，可要是多數人都先行棄權了，那么你的前途就更有保障了！現在你唯一需要的，就是像巴菲特所說的那樣，去到學術研究的領地里，找到濕雪和長長的山坡。

圍觀學術 說大師遠去是不負責任

新京報：你在提出“出國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時，以母語與心智發展的關係論之，很少有人會這樣去談論，您自己意識到自己對母語的依賴是什么時候？就我所知，您那一代學人其實是在一種比較積極熱情追隨西學的氣氛中成長起來的，在步入更加闊大的學術世界，與堅守母語文化之間，您個人有過怎樣的思考歷程？

劉東：你還讀過我的《道術與天下》呀？真是不錯！但我的原話更完整：“正是有關人格成長的儒家經典理論告訴我們，即使在這種本土傳統幾已破損殆盡的今日中國，相對於百年樹人的至上企求而言，出國留學仍然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所以你看，這個判斷跟剛才講過的話題有關，還是在關注出國后的個人發展。我的基本論點是，“個人認同”的寬度，和“人格境界”的高度，有著密不可分的正比關係。所以，如果在人格成型的關鍵時期，突然被拋到了一個孤零零的場所，既發現那邊的人無法認同自己，也發現自己無法認同別人，那么，這個孩子在長大成人之后，其人格發展就有可能大大受挫。

借著這個機會，為了凸顯“母文化”的重要，還要講一下“自由與空間”之辨。的確，有時候在某一塊國土上，一時還相對缺少法定的“自由”，這當然是個很大的缺憾，需要去持續呼吁改革，直到“堂堂溪水出前村”。不過，同這種刺目的情況相比，人們往往容易忽略的是，有時候在另一塊國土上，盡管明文規定了那種“自由”，但實際上可供騰挪的“空間”卻很小，而且這對一個陌生人來說，還根本就不容置喙，盡管也不會有人禁止，但你說什么都不會有人聽。在這樣的對比之下，就不能太過教條主義了，而要實事求是地考量。

新京報：關於當下這個時代的學術氣氛，有一個詞語，叫“大師遠去的時代”，在回溯與遠望中，在想象中構建學術的權威。作為學界中人，你如何看待時代拋給你的使命？

劉東：同樣一個命題或判斷，從不同的嘴里說出來，味道是完全不一樣的。如果是一位學界中人，他講出你剛才的判定，要么是出於個人內心的尊敬，要么是出於對昔日氛圍的緬懷，要么是想要弘揚某種學術傳統，肯定都是持之有故的。不過，也有人原本跟學界很隔膜，既沒有見過昔日的“大師”，也沒有讀過他們的任何作品，就大講什么“大師遠去”，這實際上反而暴露出，他們離當下的學術研究很遠，也不知如何去評價學者的價值，只好人云亦云地在口頭上趕趕時髦。

這種不負責任的說法，乍聽起來好像很“尊重學術”，實則反而更對學術有害。它造成了一種可笑的理由，只在口頭上尊重已故的學者，而不必尊重真正在世的學者。一方面，正是出於同樣的原因，那些已故的“大師”在其生前，同樣未曾得到應有的尊重。另一方面，有了這樣的借口，對於正處在研究一線的學者，就更加不必給予尊重了，盡管只有在他們的頭腦里，才現實地存在著創造力。可惜的是，這種創造力也是稍縱即逝的，而且也許只有到那以后，人們才會去追慕已經喪失的東西！

【劉東肖像】

氣定神閑 且看“我輩”

和劉東約在清華大學國學院做采訪。他在電話里反復告知國學院所在地點，但進入清華，我還是迷失在眾多教學樓之間。問了幾位路過的學生，都不知道國學院究竟在何處。

其中一位男生略帶同情地告訴我：“你肯定搞錯了，清華大學沒有國學院。國學與文科有關，你要找的應該在文科樓。”他站在樹陰里，眼神溫柔，滿滿的善意，有陽光從葉間跌落至他臉上。讓我很有些尷尬。

用書鋪成的路

經劉東的現場電話指揮，終於在清華圖書館北側找到目的地，一幢安靜的小樓，掛著三塊牌子，“應用超導研究中心”，“馬克思主義學院”，以及2009年11月1日掛上去的“國學研究院”。導航者劉東等在樓梯口，一臉笑意。

只讀劉東的文章，很容易感覺到因好學深思而形成的冷峻之氣，再加上褒貶論析不掩憂憤（比如寫當下學術令人失望，他寫道：“它簡直就被污染得讓我們透不過氣來，它簡直就被損害得讓我們椎心泣血”），故而不免猜測他的形貌，或許應有些清癯寒瘦。可事實上，劉東的心廣體胖，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跟在他后面，走過一段昏暗的走廊，由於視窗在他的前面，我面前的昏暗便更重了。

走廊櫥窗里陳列的，大多是他主持編譯的書。他可能是中國教授中最大的編輯了，被戲稱為學術翻譯界的“法人代表”，主持著規模最大的兩套叢書，即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1988年至今，選題已逾180種），和譯林出版社的《人文與社會譯叢》（1999年至今，選題已逾120種），前者為國內當前介紹西方漢學的最大視窗，后者為國內當前介紹西方政治哲學與社會理論的最大視窗。

不出意料，劉東的辦公室里，也都堆著書，這些曾被他以“磐如暗夜中的爝火般亮色”喻之的書籍，使屋子顯得有些擁擠，當然，也正是這種由書籍造成的擁擠，張揚地暗示著有另一個更加開闊的存在。胖胖的他氣定神閑地站在書堆中，很和藹地招呼我坐下，但我立刻發現，除了他自己身邊的椅子空著，其他所有椅子上都堆滿了書。最後的解決辦法，是請一堆書暫置地上。想到他曾有一本書《用書鋪成的路》，不禁莞爾。

所謂大學者，有我輩之謂也

談起尋路的波折，我猜那些不知道國學院的學生，應該是理學的學生。劉東堅定地否定了我的猜測，他說：“這不可能，清華的學生怎么可能不知道國學院。他們肯定是新生！”

但在我們的對話里，出現了兩個清華國學院，一個是中國學術史上一閃而過的傳奇，成立於1925年9月，采取了書院式的教育形式，宗旨為研究“中國固有文化”，使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溝通，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研究人才。尤以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和趙元任這“四大導師”而著稱，是清華學生不可能不知道的“國學院”。另一個是三年前復建的國學院，意在振清華之傳統，而續國學之文脈，學生不知其坐落何處，並非不可原諒。

當然，即使劉東話中所指的“新生”，就應該不知道嗎？這又是另外一個話題，關乎中學的人文教育。但對於目前的中學教育體制，身為大學教師的劉東，並沒有多加抨擊，倒是在給高考落榜生的回信中鼓勵說，只要你的心智還夠用，就應先姑且順從一回，再反過來幽一幽制度的默。從考場出來之后，如果還有閑情余力，再朝身后狠吐一口唾沫，嘲笑那些出得太臭的考題，也笑笑自己為了進一步發展，竟連這種臭題也要恭敬解答，那么，這就比那些只知炫耀高分的“狀元”，更顯得有頭腦、有出息。

他所鼓勵的，是一種倚著智力優勢，卻未必適用所有孩子的跳達姿態，只反過來顯出鼓勵者自身的智性優越感。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優越感加上幽默、和藹，極具感染力，尤其在面對面的談話中，讓人輕而易舉獲得一種輕松與從容，仿佛所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而這恰恰就是學者劉東的特殊氣質。

在彌漫著失望與浮躁的大學氣氛中，劉東曾經吊用梅貽琦的話，曰：“所謂大學者，既非有大樓之謂也，亦非有大師之謂也，只因有了‘我輩’之謂也！”他這里說的“我輩”，是指那些雖不受重視，卻仍年富力強，仍有眼光和精力去追蹤現有知識界面的，足以展示出各種學說之方產生的，足以激發后來者研究情趣的第一線學人。

劉東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研究領域集中在美學和比較文學，又旁及國際漢學、政治哲學和教育學，著有《西方的丑學》、《劉東自選集》、《浮世繪》、《理論與心智》、《道術與天下》、《用書鋪成的路》、《我們的學術生態》等，譯有《馬克斯·韋伯》、《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盧梭·康德·歌德》等。創辦並主持了兩套叢書《海外中國研究叢書》與《人文與社會譯叢》，其規模在海內皆數一數二。又創辦並主持了由哈佛燕京學社資助的《中國學術》季刊。劉東認為當下中國其實就兩個派，動手派和袖手派，他列位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