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兩國的朋友經濟 是向兩國私人部門的利益讓渡

自貿談判中的關稅的削減，不過是順應巨額國際貿易的參與方減少私人部門利益向公共部門轉移。

以“視人如己”、“先做朋友，后做生意”的眼光來看，自貿談判中的關稅的削減，主要不是為了在商業競爭中擠垮對手，而不過是順應巨額國際貿易的參與方減少私人部門利益向公共部門轉移，防止發生福利耗散的自然要求。隨著貿易額的不斷增加，削減關稅的要求也就愈加迫切。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馮維江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中韓自由貿易區是各有其比較優勢又相互需要的兩個經濟體之間，貿易量不斷增加的結果而非原因。這也是歷史發展的事實。這一觀點值得理論界參考。

7月3日到4日，習近平攜夫人以“走親戚”、“串門”的風格訪問韓國，得到韓國總統朴槿惠隆重而熱情的接待。訪問期間，中韓經濟合作的各種利好訊息頻傳。舉其大者，不乏簽訂人民幣與韓元直接交易協議、在韓國首爾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領導人就年底完成中韓自貿區談判達成共識等關涉經貿全域的舉措；論其細者，諸如分階段擴大免簽范圍，乃至中韓泡菜合作等“地氣”濃厚、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內容，也都列入了此次中韓聯合聲明的《附件》之中。

中韓的經貿合作，既有戰略上的親近，又有執行上的細密。盡管就自貿區談判而言，經歷了11輪談判，在具體要價和條款上仍存少數尚待彌合的差異，但正如朴槿惠總統去年訪華時所言，中韓之間是“先做朋友，后做生意”，這較之一般的新古典市場經濟匿名環境下“生意歸生意”的生硬，平添了幾層東方主義的醇厚溫情。

自貿區的東方主義

對東方世界而言，自貿區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舶來品。自貿區談判的先決假定是，國家之間本處於對立或相互設置貿易壁壘的狀態，各國為了保護本國“幼稚”產業而設立一些規則來增加對手國競爭者的成本，以使得本國生產者在本國市場上能不被對方擊敗。

例如設置高的關稅，政府從中也抽取了好處，本國企業也得到了保護。隨著本國產業效率與自信的提升，開始與對手國開展談判，以放寬本國壁壘為籌碼，換取對方降低壁壘從而為本國企業的產品與服務占領對方市場創造機會。

上述過程及其背后的理念雖已成為當今世界的通識，但與傳統東方世界人物往來史上“天下一家”的觀念是格格不入的。“天下一家”體系之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秉持的是兄友弟恭，厚往薄來。這個厚往薄來與朝貢貿易論者所言的，中央王朝單方面的超額“回賜”並不相同，而是一切參與者都是秉持一種恭敬嚴謹、厚人薄己的態度，來開展人員交往與財貨交易，而不是只圖自己在交易中占盡便宜。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注意兼顧各方舒適度”。

只有真心把對方視為朋友兄弟，才能將對方國家的生產者也視同本國的朋友而非敵手（對於本國的消費者而言，這更是顯而易見的事實），肯真心照顧對方的利益，人物交往才能持久，才不會因為一時一事的沖擊而彼此背棄。這在東方文化中並不罕見。

香港的“世界船王”包玉剛曾說，“簽訂合同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慣例手續。紙上的合同可以撕毀，但簽訂在心上的合同是撕不毀的。”1970年航運市場景氣，許多船廠都在日本造船，后來市場逆轉，船廠紛紛退訂，包玉剛堅持在造船公司最困難的時候繼續訂船，緩解了日本船廠的燃眉之急。后來日本造船界視其為尊貴的主顧，景氣回升之后，不管多忙都優先接包玉剛的訂單。

向兩國私人部門的利益讓渡

這些在西方標準新古典市場經濟看來可能過於理想化的狀態，對東方世界來說其實不過是歷史的常態。在全球化的當下，這樣的常態注定要被現代的、匿名的市場經濟所拋棄了嗎？從中韓經濟交往來看，未必如此。

盡管尚未簽訂自貿協定，中國與韓國之間的雙邊貿易額在去年已經達到2742億美元，超過了韓美、韓日貿易額的總和，今年更是有望突破3000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韓國最大貿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場、最大進口來源國、最大海外投資對象國、最大留學生來源國、最大海外旅行目的地國。

這些事實意味著，中韓自貿協定的簽訂，很大程度上不是中國對韓國或者韓國對中國的“讓利”或放棄“壁壘”，而是中韓兩國的政府或公共部門，向中韓兩國的人民或家庭與企業等私人部門讓渡利益。

有人擔心中韓自貿協定的簽訂會沖擊中韓與其他經濟體的經貿關係。事實上，盡管關稅等貿易壁壘的拆除有利於國際貿易的開展，但長期貿易格局歸根結底是由不同經濟體之間，由自然稟賦和社會歷史所決定的生產結構上的差異造成的。

以“視人如己”、“先做朋友，后做生意”的眼光來看，自貿談判中的關稅的削減，主要不是為了在商業競爭中擠垮對手，而不過是順應巨額國際貿易的參與方減少私人部門利益向公共部門轉移，防止發生福利耗散的自然要求。隨著貿易額的不斷增加，削減關稅的要求也就愈加迫切。從這個意義上說，中韓自由貿易區是各有其比較優勢又相互需要的兩個經濟體之間，貿易量不斷增加的結果而非原因。這也是歷史發展的事實。

中國對韓國並未“見外”

中韓之間的朋友經濟當然不限於自貿區合作，貨幣合作也是重頭戲，是照顧雙方彼此關切的重要表現。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對外經濟的重要舉措，其客觀的后果，不僅是有利於中國自己，也是通過這種貨幣交往來為國際社會降低全球經濟體系以往高度依賴於單一貨幣美元的風險作出貢獻。

中韓的貨幣合作已經具備良好的基礎，據韓國中央銀行統計，截至今年5月末，韓國銀行系統的人民幣存款余額達到約700億元。繼美元之后，人民幣已經成為韓國第二大外幣存款幣種。在此背景下，中韓之間的巨額貿易仍以美元為主要計價和支付結算媒介，不僅增加了中韓兩國企業的匯兌成本，還平白增加了匯率波動的風險或對沖匯率風險的成本。

人民幣國際化也給包括韓國在內許多合作伙伴以機會。倫敦、盧森堡、新加坡等早就提出希望成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要求，韓國政府在今年4月也提出建設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的意向。盡管從區位版面來看，韓國建設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可能對中國既定的推進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建設有一定的影響，但此次訪問的“在韓國首爾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給予韓方800億元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額度”等成果，對韓國的意向作出了善意的回應，這表明中國對韓國並未“見外”。

從大的方面看，中韓的朋友經濟可能是對西方標準經貿合作方式的一種改良與超越，是東方主義的區域友愛精神面向現代化的“創造性轉化”。更美好的未來，還有待於中韓兩國去共同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