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湖漁夫：支付寶與余額寶的資本增殖模式

在迄今為止的對支付寶和余額寶的網絡輿論中，我們可以發現，太多的人在片面強調支付寶和余額寶的某個方面的優勢，卻匱乏對支付寶和余額寶的贏利模式和資本循環過程進行深入考察。以支付寶和余額寶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是一把雙刃劍！其有利的一面和不利的一面共存；因為優勢，它會在某種有利於它的社會環境中迅速勃興，成為一時之雄；同樣因為社會環境的改變，它也會從勃興的巔峰墜落，很快地成為昨日黃花。對外資主導的互聯網金融的未來片面樂觀缺乏充分的依據，同樣是不靠譜的；互聯網金融的未來演進依條件的不同而具有多種可能路徑。本文重點研究支付寶與余額寶的增殖模式或者資本循環模式。

支付寶和余額寶自身及其相關的資本循環

支付寶（中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是由阿里巴巴集團ceo馬云先生在2004年12月創立的國內目前領先的獨立第三方支付平臺，也是阿里巴巴集團的關聯公司。支付寶公司致力於為中國電子商務提供“簡單、安全、快速”的在線支付解決方案。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成長為全球最領先的第三方支付公司之一。目前支付寶的結算費率在千分之三左右，遠低於銀行的百分之三水平。

2013年6月13日，阿里巴巴正式上線余額寶業務，用戶將支付寶中的資金存入余額寶，即可自動購買天弘基金旗下的天弘增利寶貨幣基金，當時可獲得4%至5%的年化收益率。據天弘增利寶貨幣基金發布的三季報，截止2013年三季度末，天弘增利寶資金規模已達556.53億元，超過規模470.24億元的華夏現金貨幣基金，成為我國市場上最大的公募基金和貨幣基金。該季度，天弘增利寶貨幣基金共實現利潤約3.6億元，平均每天進賬400萬元。據阿里巴巴方面曾透露，余額寶開戶數當時已超1600萬，貨幣基金累計申購已超過1300億元。天弘基金相關負責人表示，天弘基金當時管理的基金總規模為668.29億元，天弘增利寶占了絕大部分。與銀行理財產品不同，余額寶的投資下限僅為1元，門檻極低，余額寶設置投資上限為100萬元，投資者全都是散戶，被網絡輿論捧為草根階層的理財神器。

新技術的產業應用，是與新技術的資本化同時發生的；因為新技術的支撐，使得市場中資本循環賴以發生的市場交易關係或者信用關係體系結構發生改變。資本循環的實質，不過是兩次交易關係，以從一批低價的賣方買進作為資本循環的起點，然后將買到的商品與要素經過加工或者組合，甚至不必組合，再賣給另一個或者一批愿意出高報價的買方，到達資本循環的終點。支付寶以阿里巴巴的電子商務作為基礎，而余額寶則以支付寶的結算平臺作為基礎；阿里巴巴的電子商務公司、支付寶公司和余額寶基金因為它們在服務業上的關聯與資本融合，成為三位一體的壟斷聯合體。金融服務業因為雇傭了勞動者而成為一個勞動生產部門，而成為一種特殊的產業。支付寶公司和天弘基金管理公司聯合成為一種金融服務產業的企業聯合體，也成為金融服務產業鏈中的一個環節，因此和銀行一樣，屬於產業資本的范疇。

借助互聯網技術及資訊傳遞平臺，阿里巴巴的電子商務與支付寶開創了一種新的商品交易或者貿易模式，交易過程的交貨是在線下進行的，而買賣雙方的結算則是通過支付寶在線上完成的，這種模式逐步替代傳統的批發零售模式，借助於互聯網這種搜尋和資訊傳遞平臺，處於不同地點和試點上的買賣雙方跨越它們的時間空間和資訊傳遞障礙，開始他們的詢價和討價還價過程；它們的交易要么形成產業資本循環（這里的商業資本循環被看成產產業資本循環的一部分）的起點，要么處於產業資本循環的終點。支付寶則居於期間，通過支付托管實現支付保證。這種過程化分步支付方式應合了交易的過程性特點，款項從啟動支付到所有權轉移至對方不是一步完成，而是在中間增加中介托管環節，由原來的直接支付改進到間接匯轉，業務由一步完成變為分步操作，從而形成一個可監控的過程。款項轉移與貨物配送按步驟和條件相向運動，各行其道，兩相呼應，同步起落，雖然第三方介入交易過程，在買賣雙方自律的基礎上，附加第三方的自律，同時進行程式控制和交易分步實現，在相當的程度上大大降低了買賣雙方產生機會主義行為的可能性。其最大優勢，就是使得商品的生產者與商品的消費者直接交易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因為資訊引導，線下的交貨過程或者物流配送體系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直接構建，省卻了以往的因流通環節產生的輾轉運輸；而在買賣結算上，減少了以往可能存在的多個結算環節和次數，也大大避免了付款違約的可能性；電子商務因此省卻了傳統貿易過程中批發與零售環節、不同的資本在這些環節投機性加價的市場商品流轉與流通的耗費或者成本。這也是在電子商務平臺上的商品售價低於傳統商店和超市的原因，更是電子商務和支付寶業務逐漸發展壯大的原因。

支付寶公司的基本業務是為電子商務客戶提供結算服務，它的資本預付來自於其股東實繳的股本，在資本循環的預付中主要體現為是支付寶平臺的辦公場所折舊或者租賃費用、網站運行、設備和技術維持、人工工資和其他零星的雜費，其資本回流則來自於結算手續費以及在銀行托管、作為企業存款的利息。其中結算的服務收費是主要收入來源。電子商務的買賣雙方可能在進行他們自己的產業資本循環或者商業資本循環，同時向支付寶公司支付結算的雜項費用，而支付寶公司則在提供結算和中介服務的同時進行自己的產業資本循環。

以支付寶平臺為基礎，余額寶得以被插入活期存款人與銀行之間，以發行電子基金券向存款戶借用貨幣資本，形成以基金券購買為形式的借貸關係，這是信用資本循環的第一階段；以支付寶平臺為基礎，向在這個平臺上活動的人們或者企業借入貨幣資本。而在信用資本循環的第二階段，則是余額寶基金又將從眾多散戶手中借來的貨幣資本，經過組合后轉手存入銀行，與銀行簽訂協議存款合同，也就是貸放出去，以定期存款的或者協議利率的方式產生貨幣基金收益。借進來和貸出去也就是信用資本的融通信用過程。而信用資本循環還有一個回流過程，也就是信用資本的本息回流和雙重借貸關係解消；余額寶基金向銀行擷取存款並要求銀行付息，實際上就是銀行歸還向余額寶基金的借用款項，基金購買者從余額寶擷取本金及其收益，也就是所謂的基金贖回。這是一個產生於活期存款人與銀行之間的新的信用資本循環，其模式類似於傳統銀行的活期存款業務當中“公共汽車效應”的機制；相對於原有的信用資本循環鏈擴展了一個中間環節，占據這個中間環節的是支付寶公司和余額寶基金這種企業聯合體。貨幣基金以實際支付給基金購買者的收益作為借入貨幣資本的利息，而與銀行協議存款收取的利息作為貸放貨幣資本的利息或者收益，貨幣基金的管理費或者服務費則類似於銀行的存貸款利息差。這種資本融通方式的達成有兩個前提，其一，必須提供比銀行活期存款或者類似期限的定期存款更高的利率報價或者收益率報價，才會對存款人或者市場的貨幣資本借出方有吸引力，引導他們前來購買基金券而形成借貸關係，因此將基金券“賣”出去；其二，籌集到的貨幣資本，同樣按照信用資本循環的慣例，必須以高於基金購買者收益率的利率或者收益率貸放出去，因此找到以更高利率報價借用余額寶基金所籌集貨幣資本的使用方（銀行或者證券的賣方），再次形成借貸關係；如此完成信用資本循環機制的構建。

余額寶是天弘增利寶這個貨幣基金的品牌，天弘基金管理公司的資本預付來自於其股東的實收資本，在資本循環的預付中同樣體現為辦公場所折舊或者租賃費用、網站運行、設備和技術維持、人工工資和其他零星的雜費，其資本循環的回流或者收入來源則是對托管的客戶資產的利潤部分按比例收取基金管理費。余額寶基金則是在向基金購買這門提供資產管理服務，在提供這種服務的同時進行自己的產業資本循環，貨幣基金以管理費的方式從基金購買者那里收取，同時與基金購買者形成服務協議關係，向他們出售自己的金融服務，並且以這種服務方式或者產業資本牟利方式支援一個信用資本循環過程。余額寶基金首先在基金收益中扣除了管理費，才將剩下的部分反饋給基金購買者，這種基金管理費看起來是資本融通的必要成本與費用，表面上類似於成本扣除方式，這是站在信用領域的維度觀察的結果。

這就是以相關聯的其他資本循環為市場環境的支付寶公司和和余額寶基金自身的產業資本循環模式，也是支付寶和余額寶背后的市場增殖模式或者所謂“市場價值”挖掘過程，其中的資本回流與資本預付的差額，就是支付寶和余額寶的利潤來源。

市場關係結構的改變：所謂的“金融創新”

支付寶和余額寶的增殖模式是一種以相關的人、企業之間新的市場關係為基礎的資本循環方式。新的市場關係體系及其資本循環模式被構建起來，資本循環的路徑和市場組織方式與原來的模式相比已經變化，新的資本循環方式所帶來的利潤被參與其中的企業（支付寶公司和余額寶基金）所收獲。資本在既有的市場關係體系中利用自身擁有的資源與技術，對資本運動的空間與時間組織體系進行改造，新的市場關係路徑或者結構被織造出來。支付寶公司和余額寶基金的贏利模式或者資本循環方式就是所謂企業挖掘 “市場價值”的實質，也是“金融創新”的實質。

實際上，因為資本逐利的自發性，不僅是跨國資本，而且也包括國有資本，所謂的“市場創新”和“金融創新”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比如超市業態相對於傳統百貨商店而言是創新，參與其中的企業因為運輸、儲存、物流分配過程被重新組織而形成一個新的市場關係體系。

所謂“金融創新”，並不是什么神秘的東西，對所謂“金融創新”的吹捧不過是資本獲利之后貪婪本性的張揚與得意，開始吹噓的背后不過是騙人的把戲的成功，盡管在此之前可能有更多的黯然失敗事件。

大數據技術引起的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

壟斷從來就不是某個產業資本的規模問題，而是在某個市場中既有的市場關係維度向某個產業資本實體的集中程度問題。因為在市場中企業處於壟斷地位，相應的產業資本循環在它所涉及的市場環節或者市場關係維度中實現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新技術之所以能夠被產業化應用，是因為將新技術資本化的產業資本，能夠重新構建起一個新的資本循環模式，並且在這種新的資本循環模式中，因為單位產品和服務的成本與費用相對於未采用新技術的同行，具有明顯優勢，從而將它的市場同行逐步擠出所在的市場並且形成壟斷。支付寶和余額寶之所以能夠在結算服務和逐步擠占銀行的活期存款服務市場環節，並且在這兩個領域處於目前的市場壟斷地位，恰恰也是因為它應用新技術，在結算業務和理財業務中的成本更低。

作為基礎性的社會結算系統以及金融活動的最底層的活期存款系統，都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系統的社會覆蓋性及其密度。我們首先看看傳統銀行業與支付寶和余額寶聯合體的不同。在某個地理區域和城市內，銀行是以一定的人口及企業的地域分布特點來設立和建設營業網點，和這個地域或者社區的人群以及企業發生金融服務關係一般呈現輻射性特征，維系這些關係也就必須進行網點建設、購置機器設備以及培訓人員和發放工資。一個國家的銀行系統則意味著一個龐大的網點群。在過去10多年，幾乎所有的商業銀行均通過物理網點的擴張，以帶動其存款和信貸規模的擴張。而在支付寶的市場推廣過程中，因為和諸多銀行建立合作伙伴關係，也就極大節省了這些必然發生的沉沒成本。支付寶和余額寶聯合體的結算及理財服務，又是附著在互聯網平臺上、在互聯網進入千家萬戶和移動通信設備在社會大規模普及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電子商務和支付寶同樣避免了互聯網建設的巨大沉沒成本，因為在它們產生之前這種沉沒成本就已經發生了。這兩類沉沒成本在人們考察和分析支付寶和余額寶增殖模式及其生存條件的時候，常常被置於視野之外。

在傳統銀行網點與它們的客戶的關係維度中，彼此的互動是通過客戶步行或者使用交通工具到網點辦理業務而展開的，日常聯系通過電話預約銀行上門服務等方式實現，后來才有了網絡銀行支付與結算業務。支付寶和余額寶在客戶關係的積累方面首先是通過電子商務和既有銀行系統進行的，阿里巴巴和傳統銀行積累的客戶關係鏈被他們通過大數據技術直接拿過來就用，付出的代價太過低廉。因為與客戶的服務關係在網上進行，不僅規模經濟效果的實現比銀行經年累月地互動和積累要快得多，單位服務成本因為大量客戶群的很快形成而迅速降低。銀行因為其技術水平和成本特點，也就無法為小客戶提供符合其個體特點的隨身服務，因為從成本核算上來講得不償失；銀行因為在經營上所固有的成本規模和結構，在單筆業務上的分攤無法低到對小資本客戶提供個性化服務還能盈利的程度，因此銀行在與余額寶爭奪活期存款客戶時也就處於下風。范圍經濟效果也很明顯，比如客戶不必再因為辦理業務而往返奔波，耗費體力與時間，改用云+端（后臺云計算+手機客戶端）服務、智慧搜尋等工具，客戶體驗因此自然不同。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優勢又反過來推動人群和企業行為習慣和方式的改變，進而促動整個市場行為模式漸變，支付寶和余額寶因此低成本快速擴張，在新的資本循環環節形成壟斷地位。

而銀行和互聯網卻是支付寶和余額寶存在的必備條件或者基礎，支付寶和余額寶與銀行和互聯網公司合作成為它們隱含的成本優勢。銀行和互聯網公司對支付寶和余額寶而言，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它們與支付寶和余額寶合作，是因為共同利益；但是如果在利益上出現衝突，支付寶和余額寶的隱形的沉沒成本就會顯性化。企業可以在某個市場占據壟斷地位，但是在相關產業鏈上，它的生存與活動無法孤立。

支付寶與余額寶的社會成本

市場是利益流轉與分配的場所或者機制。在市場中因為交易關係或者信用關係的發生，在有人受益的同時，必然會有人受損，這些損失有些是有形的，可以進行計量和按照合約或者法律的規定進行賠付；有些是潛在的，只有發生之后才能對損失予以界定。支付寶和余額寶都是外資直接或者間接控股的有限責任公司，它們的控股股東，主要的財產均在海外。就公司的本身而言，因為我們獲知公司具體的財產情形及其分布，難以估計因為某些社會責任需要這兩家公司承擔相關責任的時候，它們究竟有多少實收資本作為責任保障。外資的互聯網公司因為本身的推卸責任和只圖獲利的動機，被處置的時候執法部門可能僅僅收到一個域名和一枚公章。余額寶上的資本金僅有5億元，而且這5億元中有多少水分不得而知，如今基金管理的客戶資產超過5000億，資本金率僅有0.1%，遠小於國家對銀行的資本金率8%要求，而且不需要按銀行要求擷取20% 準備金。一旦發生意外，就會是一個亂攤子，受損的只能是這些購買基金券的客戶。換言之，這種社會性傷害的成本可能被基金公司及其股東撇得一干二凈。或許人們認為筆者在危言聳聽，不過讓我們回顧一下日本比特幣交易平臺mt.gox的倒閉，或許就能了然。

mt.gox（中國玩家俗稱“門頭溝”）是一個比特幣的交易和結算平臺，一度占有全球比特幣交易量的80%，其鼎盛時期的市場價值總量在8千億元到1萬億元人民幣，並不比阿里巴巴電子商務和支付寶平臺遜色多少。mt.gox本身也是一個電子商務平臺，只不過專營比特幣。今年2月份，日本比特幣交易平臺mt.gox被駭客攻擊，被“黑”掉的不僅是比特幣，而且包括寄存在平臺上的結算現金。給銀行的警示在於，mt.gox同樣和日本相關銀行進行結算與支付合作，日本銀行業的技術水平不會次於我們，但是“駭客”還是找到了系統的漏洞將錢財席卷而去。在出事之前，該公司負責人也是多次信誓旦旦表示已經堵上了所謂的“系統漏洞”，讓玩家們寬心。這些比特幣和現金，究竟是被“黑”還是被公司負責人監守自盜而暗中卷走，目前仍然撲朔迷離。而給我們的客戶們的警醒是；互聯網企業平臺上積累的資財沒有被“黑”，只是因為不夠數或者時機不到！不少中國玩家已經栽在所謂的“門頭溝”里已是前車之鑒。至於是通過“駭客”技術還是不乏案例的卷款潛逃方式，那就是肇事者的選擇！

很顯然，作為外資公司，因為它們本身就是為了利益或者利潤而來，在社會責任與成本問題得分攤上必然是能少則少，最好沒有；其后果必然是那些和他們發生市場關係的人們來承擔這些隱形的社會成本。附帶指出，雖然支付寶作為第三方介入交易過程，在買賣雙方自律的基礎上，附加第三方的自律，同時進行程式控制和交易分步實現，在相當的程度上大大降低了買賣雙方產生機會主義行為的可能性；但是這種自律形式畢竟不是一種具有強制性的機制，介入的第三方對於交易失敗的賣方或者買方的爽約行為，制衡和制裁措施仍然有限。阿里巴巴采取將違約者踢出去的辦法，在電子商務平臺仍然興旺、通過這個平臺還有錢賺的情況下，多少會有一些作用；如果阿里巴巴的平臺日漸冷落，客戶或者平臺運作者撈一票就走，而且被追究的幾率很低，機會主義行為發生的幾率就會大大提高，加速平臺的垮塌；mt.gox的垮塌也是在生意走下坡路之后。也有客戶投訴支付寶賬戶資金通過快捷支付方式被盜走，而究竟是銀行還是第三方支付的責任難以厘清。換言之，如果出了問題，他們只管賺錢，可沒辦法去理睬和救濟受損者；誰和他們搭界，誰只有自認倒霉。

在支付寶和余額寶絢麗的市場光環背后，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發達“訣竅”。問題在於，監管部門的種種舉措被他們予以暗中抵制和拖延，並且操縱所謂的“輿論”進行反對和指責，這些都不過是外資企業私利使然。這種局面反而應該堅定監管部門采取行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不是得過且過。在支付寶和余額寶所謂“成功”的增殖模式、暈輪效應的背后，我們應該看到外國資本的狡詐與貪婪，看到光環中潛伏的種種陷阱！（本文作者清湖漁夫系和訊博客著名博主、和訊評論專欄作者）

參考文獻：

《比特幣的財富黑洞是如何挖成的？》，清湖漁夫；

《企業與產業資本循環》，清湖漁夫；

《產業組織中的壟斷》，清湖漁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