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余棟：警惕制度供給不足 創業潮推動體制轉軌

央行貨幣政策司副司長姚余棟

  　和訊網訊息 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新供給2049戰略圓桌”於日前召開。本次會議以“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展的經濟學解釋”為主題，眾多名專家、學者出席。央行貨幣政策司副司長姚余棟發表了主題演講，姚余棟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在於供給管理三層次的“新三駕馬車模式”：“中央改革，地方創新，個人創業”。

“供給管理模式”是解決有效供給不足的有效方式，提供了經濟制度的多樣性創新，有利於市場活力的釋放和企業創新。在供給曲線大幅度向右方平移時，如果中央政府不愿意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和推動“制度變遷”，會導致制度供給不足。

世界各國的地方政府很少有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這樣有激情和創新精神，面對異常復雜和各具特色的地方經濟社會環境，往往能找到一個與中央大政方針一致又適合經濟全球化和當地實際情況的解決方案，綜合各種要素創造有效供給；中國人開始集中精力創業，商業才能得到了發揮，億萬創業者弘揚企業家精神，不斷地模仿和創新，實現常規創新和革命性創新，勇於"創造性的破壞"，發動了商業領域的“人民戰爭”，培養著商業文明，推動經濟體制的轉軌。

以下為姚余棟發言實錄：

我們改革開放從1978年算已經有36年了，今天我們也取得巨大成就，我們這次提出供給的悖論，第一次在這里提出供給悖論，休克療法，漸進改革，這次從供給悖論上已經得到一個非常明顯的驗證，還提出供給管理的動力學，三駕馬車。

36年的中國改革，大家可以看，紅線是人均gdp，黃的是經營增長速度，36年左右，實際上從建國開始，可以說是個爆炸性增長，其中有幾個階段，十二屆三中全會有幾個重要階段，十四屆三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現在已經進入十八屆三中全會了。

2010年，我們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1年進入中等偏上的收入國家行列，然后中國的貿易總和2012年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貿易國。2013年人均gdp超越六千美元，現在國家發改委在做十三五規劃，實際上是個人均的高收入國家了，很快逼近一萬美元。所以，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如此巨大，是人類奇跡。

什么是中國經驗？弗里德曼說過，“能解決中國經濟改革的人應該獲得諾貝爾獎”，像白重恩老師說的，確實還有很多匪夷所思的地方，或者不是人們常理的地方。我們重點提出供給的悖論，什么叫供給悖論？美國經濟學家eggertsson2010年發表了文章叫“paradox of toil”，他提出的勤勞悖論非常重要，供給曲線會反轉，正常的情況下，是這個圖，正常情況下我們都知道這是供給曲線，這是需求曲線，但是危機的情況下，需求曲線會發生正向的，供給曲線跟需求曲線結合在一起，正常狀態下，需求曲線還是這樣倒的45度，你推進供給端午，我們這個概念是非常簡單的，但是也很有震撼力，會導致你的價格下降，你的生產力增加，這是我們一直解放生產力，推進供給改革的目的。eggertsson解釋的時候說一定情況下需求曲線會出現反轉，這樣會導致什么結果呢？如果你推進供給改革，推到這個地方會導致價格下降，經濟衰退。怎么會出現這個情況？出現一個合成謬誤，我們在這種情況下越努力越糟糕，就像凱恩斯說的勤儉悖論，為什么出現這種情況，會不會出現這種情況？eggertsson這個人有可能將來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這個文章非常重要，如果利率趨近於零，中央銀行也不可能降利率了。

舉這樣的例子，經濟出現衰退，衰退的情況下你需要減少你的購買，預期減少購買，這個衰退不是立刻就能結束的，這個時候會出現什么結果？你就不那么購買了，消費會下降，同時廠商預見到零利率已經到零了，你價格還要下跌，會導致什么呢？實際利率在增加，名義利率接近零了，價格還在跌，廠商面臨的實際利率是不是增加？增加了我就不搞供給了。所以，整個投資需求也下降，你的消費需求也在下降，這就跟費舍爾說的債務的惡性循環有關係，債務情況下通縮，通縮導致債務更高，更高以后債務越大，越大通縮越嚴重，這次是國際金融危機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名義利率逼近零利率的情況下，如果大家越努力或者進行改革，完了。

為什么？比如這個危機正常情況下我們都努力，現在危機了，大家都找工作，一找工作勞動力市場價格下跌了，本來名義利率下跌了，結果你價格一下跌以后，特別勞動力市場還有一些彈性的時候，會導致名義利率上升，實際利率上升，廠商面臨實際利率上升，我廠商干嘛要生產？我就會減少生產，減少投資需求，老百姓覺得價格可能還會跌呢，不只這次，是個跨周期的，價格還會跌，我還買嗎？我不買了，於是會出現惡性循環，出現震撼性的反轉，整個需求曲面反轉。

所以，他和麥克建量化寬鬆的理論就基於這個理論，那個時候供給已經不靈了，我們必須進行大量的量化寬鬆，拯救供給端才能把這個世界給整回來。那個世界不是正常世界，qe解決的不是正常世界，現在已經初步證明qe還是成功的，無論在日本，還是在美國。

供給端的改革是有界限的。所以，這是我們想說的一個核心意思，大家想想，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西方就說為什么搞休克療法？一個鴻溝在這兒你為什么不跳過去到市場經濟，現在從這個理論已經很明確了，像華盛頓共識，貿易自由化，市場定價，宏觀穩定，私有化，薩克斯的“休克療法”，特別是俄羅斯改革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一旦出現都打破了，整個貿易體系都崩潰的情況下，那個時候需求就反轉了，你不能搞改革了，越改革越糟，這個時候反過來說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是成功的，如果我們像“休克療法”也一樣。那時候需求已經不是正常的情況需求了。

這是非常深刻的，某種意義上不可思議的例子，為什么一定要用量化寬鬆？就是需求一定要注入流動性，什么概念？改革一定是主動和漸進的，你不要去跳崖式的改革，像休克療法，那種跳是不行的，反而推不了改革，付出的代價是非常慘痛的，也不要完全靠倒逼，等到逼那天需求反轉了，你再改革就完蛋了，可能會出現嚴重的問題。所以，改革的視窗期像凱恩斯說的好的時候不想改，壞的時候改不了，這是凱恩斯在一戰、大蕭條時總結，人類總是這樣的情況，經濟好的時候不愿意改，壞的時候改不了，確實這樣的道理。所以，中國總是在成功的時候改，這就是中國成功的地方，一定是漸進主動的改革。

供給管理的三駕馬車，供給管理的戰略就是漸進主動，同是中西結合，中醫主要是供給端改革，西醫就是控制總需求，防范通貨膨脹，所以，兩者是結合在一起的。三駕馬車中國還是供給不足。諾斯提出制度變遷的時候是兩個集團，先有集團參與制度變遷，然后第二個集團。我們認為新三駕馬車推動中國經濟改革，概括為12個字“中央改革，地方創新，個人創業”，中央政府，幾次三中全會大大推動了中國的改革，是中央銳意改革，然后地方創新，地方創新剛剛白老師也說了特惠制，蕪湖那個事情，現在地方創新的例子特別多，包括我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創新，包括李總在深圳搞的很多創新的試點，包括華為也都是地方創新，包括上海自貿區的試點，地方政府的創新是一個重要的動力來源，不光是中央政府，還有個人創業。

地方的幾次創業，跟大家匯報，因為中國有一個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東部率先、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多中心的增長，有不同的渠道，為什么創新？多種原因，中國確實造就了一個制度的多樣性，而不是單一性。

個人創業我們感覺是蔚為壯觀的全民創業的浪潮，1989年，民營企業在國家工商管理局統計中列為私營企業課目，當時80多萬，很少，1997年才90多萬，大家想想2008年已經到了700萬，美國中小企業就是700萬，現在我們簡政放權，已經形成增長到1000萬了，這些還是企業，還不包括那些夫妻店，個體工商戶，個體工商戶有三千萬，現在我們有一千萬的中小企業，加上三千萬的個體工商戶，個體工商戶某種程度上也是企業，有四千萬，宏大的歷史創業的浪潮，但是還不夠，按我們人口總數，我們將來企業應該在兩千萬左右北京好，它將來也是推動中國整個供給管理的一個非常強大的動力。

按照大數法則也不愁馬云少，終究會有更多的優秀企業家出來的。

我們的一個展望，十八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刻開的一個全會，給出了在如此關鍵的時候，中國還能維持中高速增長至少十年的時候，它是一個漸進主動的改革，又是一個漸進改革，又是一個全面改革，這個時機非常之重要，因為將來中國增長正常情況要收斂的。所以，未來的7年到2020年是如此關鍵的全面推動改革。這個時機視窗是不可錯過的，不要去倒逼。所以，我覺得新供給經濟學整個大家共同努力，就是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改革方案注入正能量，這樣把整個改革努力在7年左右時間推完，那中國將來就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上一個新的臺階。

最後，新供給在洪行長，賈所長領導下，目前已經提出了三個悖論了，第一個是“王慶悖論”，你預計的都挺好的，但是資本市場把你的實體虛擬經濟會提前透支，透支以后導致實體經濟資源不足，最後你反而做不到，這是很重要的一個。

第二個就是“盛世悖論”，是我在一個書里提出來的，我們努力的開創一個很好的環境，布登勃洛克家族效應，就是孩子不行，因為孩子生長的環境太好了，孩子缺少艱苦奮斗的精神。盛世也很難持續，因為有這個效應。

今天也是新供給提出第三個悖論就是“供給悖論”，在利率逼近零的時候，在經濟危機或者金融危機的時候或者巨大的災難的情況下需求會反轉。所以，用一句話說這種推進供給管理是有時間視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