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好壞就看目前這輪失衡調整中能否成功爬坡

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歷經早先時期超常快速擴張，近年呈現增速減緩調整與深層矛盾釋放的復雜形勢。新領導層審時度勢，創新思路，務實應對，苦干實干，成功遏制住經濟增速下滑勢頭，取得近年經濟增速穩中有進的良好形勢，並初步開創出全面深化改革與切實調整宏觀失衡的可喜局面。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中認為，實踐證明，千方百計穩增長、優先調整不刺激的政策取向是正確和有效的。以“常態”之心保持定力，堅持行之有效的宏調創新，中國經濟定能在目前這輪失衡調整中成功爬坡過坎，最終迎來新一輪自主景氣增長的更好局面。和訊網特摘編如下，以供理論界學術研究與參考。

根據中國國內媒體報導，2013年6月底，即將從巴克萊亞洲首席經濟學家職位離任的黃益平教授給該機構“全球客戶寫最後一份‘北京明信片’”，其中提出“likonomics（即李克強經濟學）”這個新詞，並以不刺激、去杠桿、結構改革作為定義三要素。這個新概念很快成為討論中國經濟政策流行詞匯，此后研究人員還提出不同版本“李克強經濟學”。（編者注，關於likonomics出臺前后，可參見黃益平教授為ft中文網所撰《破除“硬著陸”恐懼症》一文）

中國主流媒體也大體接受這個新表述。據觀察，“《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均曾多次引述，呈現出總體認可的態度（《東方早報(博客,微博)》2014年6月9日）。”不過最近“克強經濟學”概念——特別是其中“不刺激”定義要素引發新的評議與質疑。6月5日，中國權威官方媒體以“刺激與改革之辯”為題連發三篇文章，在肯定“克強經濟學”概念為“‘全面深化改革’作了充分的輿論熱身”同時，尖銳批評“其弊端在於，概念化的表述以偏概全，造成了刺激和改革對立的輿論假象。”

“不刺激”是否有錯？我認為答案並不確定，取決於怎樣理解“刺激”含義，特別是取決於如何看待刺激干預與穩增長政策關係。質疑“不刺激”說的各種議論，隱然存在一個立論前提，就是大抵認為不刺激便不能穩增長，或認為有助於增長效果的政策都應歸結為刺激。如這個前提立論能成立，為政者“不刺激”顯然是作繭自縛，用“不刺激”定義中國新領導層現實施政特點更會錯得離譜。

然而問題在於，把“刺激”與“穩增長”劃等號，或認為“不刺激”就難以“穩增長”的暗含前提假設，或許並不能成立。進一步討論，如果過於寬泛地界定刺激概念的內涵，在宏調實踐方面過於頻繁訴諸刺激，可能會具有潛在負面效果。因而“不刺激”本身或許並不錯；當然，假如一定要討論“李克強經濟學”定義內涵，“穩增長”或相關定義表述是不可或缺的。

把刺激政策與增長政策畫等號的前提設定，與中國經濟政策長期實踐情況並不吻合。改革開放幾十年基本經驗事實顯示，中國政府基於發展是硬道理的正確理念，實施各種經濟政策鼓勵與呵護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合理增長。在宏觀經濟景氣度較低和下行壓力明顯時期，更是多方設計和實施各種具有逆周期調節性質的擴大內需與鼓勵出口的穩增長舉措。高度重視發展與增長的目標，是中國長期經濟政策所呈現的持久而穩定的特征取向，也是當代中國經濟成長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重要保障因素，然而其普遍性內容顯然並不能簡單歸結為刺激，中國政府官方政策一般也不采取刺激表述。

從概念常識看，如筆者日前有關評論《刺激標簽不貼為宜》討論的，刺激一詞缺少學理層面的準確內涵定義。就政策討論實際情況而言，經濟刺激大體指政府在短期內采用大量增加負債和擴大貨幣供應等方法激活總需求和拉高經濟增速，特別是指經濟遭遇嚴重資產負債表危機特殊環境下采取超常托市手段以規避金融和經濟系統崩盤風險。由其原意決定，刺激政策比較凸顯超越經濟運行規律並從外部發力來干預宏觀經濟運行，並非具有對沖經濟下行壓力的所有逆周期調節手段或機制都屬於刺激措施。

在中國特殊體制環境和政策語境下，官方政策對采用刺激干預、貨幣寬鬆之類表述原本極為審慎，只是在2008年特殊情勢下破例實施四萬億一攬子計劃后，刺激之說才得以在宏調政策討論場合比較流行。筆者同意“四萬億”計劃在當時特殊形勢下有其歷史合理性，並肯定實施該計劃在推動總需求v型回升等方面取得多方面成就。然而也應看到，超常規刺激伴隨短期市場紀律約束不同程度放松，助推一些企業、部門、地方負債偏高與擴張過快，誘致一些市場主體對追加刺激措施依賴心態以及軟預算約束預期增加，這些情況應看作取得大規模刺激成效所支付的代價。近年中國經濟演變大勢顯示，調整宏觀失衡雖難免伴隨陣痛，其實是推動經濟增長重回長期可持續軌道的必經之路。過於寬泛地界定刺激內涵並以此作為政策討論前提，可能會模糊對調整客觀必要性的認知。

改革、調整、增長之間具有相輔相成關係，把穩增長與促改革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顯然不正確。然而穩增長並非一定要訴諸刺激，並且大規模刺激代表行政力量對市場運行調整超常干預，確實會在一定程度上對結構改革帶來不利影響。回顧四萬億刺激實踐，雖然當時決策層在主觀意愿上也要把實施一攬子刺激計劃與推進改革及結構調整相結合，然而客觀上難以做到兼得魚與熊掌。結果我們看到，刺激時期改革難免放緩與遲滯，個別方面甚至出現舊體制因素一定程度復歸跡象，“改革欠賬”積累使得十八大重啟改革面臨更為緊迫和復雜形勢。“不刺激”表述未必全面準確，然而它試圖總結刺激政策的經驗教訓也不無可取之處。

北京十八大之后，中國高層闡述經濟政策，實際包含了對刺激政策的反思意向與審慎態度。中國領導人對中國現階段經濟形勢“新常態”特點的科學判斷，從“三期疊加”角度對當前經濟形勢成因的中肯分析，對“保持定力”、“創新宏調”施政方法的多方闡述，從不同角度揭示目前經濟面臨下行壓力事出有因，深層矛盾需通過一個時期調整、改革、增長的組合措施逐步化解，而不應指望大舉刺激遮蓋矛盾以回避必要的市場調整。中國總理李克強上月在《求是》撰文總結施政一年多經驗時指出：“現在回過頭看，如果不是用改革的辦法，即簡政放權、創新宏觀調控方式、著力調整結構“三管齊下”，而是采取短期刺激政策，不僅去年的結果可能會大不一樣，而且今後幾年的日子也許會更難過。”

中國經濟歷經早先時期超常快速擴張，近年呈現增速減緩調整與深層矛盾釋放的復雜形勢。新領導層審時度勢，創新思路，務實應對，苦干實干，成功遏制住經濟增速下滑勢頭，取得近年經濟增速穩中有進的良好形勢，並初步開創出全面深化改革與切實調整宏觀失衡的可喜局面。實踐證明，千方百計穩增長、優先調整不刺激的政策取向是正確和有效的。以“常態”之心保持定力，堅持行之有效的宏調創新，中國經濟定能在目前這輪失衡調整中成功爬坡過坎，最終迎來新一輪自主景氣增長的更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