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中國為什麼難以成為創新國家

馬光遠

在16世紀，中國的科技水平遙遙領先於世界，古代中國在科技方面為世界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可是，為什麼科技革命出現於歐洲，而沒有發生在中國？這是上世紀40年代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的著名的“李約瑟之謎”。現在，需要問的是：當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GDP第二大國之后，為什麼中國距離一個創新國家還有很遙遠的距離？

從2012年開始，筆者與新華社等單位聯合發起了“發現中國創造力”活動，通過實際調研，去尋找中國經濟中的創新要素，根據調研結果撰寫了《中國創造力年度報告》。我們認為，與中國的經濟規模、中國經濟的國際影響力以及中國的貿易地位相比，中國在創新領域和中國經濟的地位極不匹配：在國際創新領域，中國目前仍然屬於追趕型階段，除了個別領域，中國在大多數創新領域仍然落后於美國、日本、德國等第一梯隊，也落后於英國、以色列、韓國等第二梯隊，未來中國的目標是到2020年，全面超越第三梯隊，進入第二梯隊的創新國家。從科技研發投入的強度看，中國盡管近幾年來投入逐漸增強，並且在2011年達到創紀錄的1.84%，但與美國的3.07%相比，僅相當於美國的60%，研發經費支出數量規模也只有美國的23%。並且，中國研發投入強度也低於日本的3.26%，德國的2.82%，瑞典的3.40%，芬蘭的3.88和丹麥的3.02%。也低於韓國的3.74%，中國台北的2.90%和新加坡的2.09%。全國研發人員年平均經費分別只有美國的12%，韓國的17%和日本的10%。這些數字明，中國盡管已經是一個經濟大國，但在創新領域，中國仍然處在非常尷尬的地位，距離真正的創新國家有很大的距離。研究中國如何成為真正的創新國家，已經成為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大話題。

事實上，在金融危機之后，創新已經成為全球最為關注的話題。從人類經濟發展的基本脈絡看，每一次金融危機，事實上都為下一次的經濟躍遷醞釀著巨大的創新動力，一個國家的創新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條件？美國著名金融投資專家威廉·伯恩斯坦在其暢銷書《繁榮的背后：解讀現代世界的經濟大增長》一書中認為，1820年以來，人類經濟增長速度顯著加快，關鍵的因素是技術創新的大爆發。他將發明創新的前提歸結為四個因素：財權、科學理性主義、資本市場以及交通和通信技術的改善。在伯恩斯坦看來，一國繁榮的關鍵是與之相關的制度，即人們在其中思考、互動和從事商業往來的框架。精讀全書，筆者深深地為其雄辯的邏輯服。很顯然，私人權的保護是創新的動力，而科學理性主義是創新的思想基礎和前提，類似於科斯所言的思想市場；資本市場的重要性，今天的國人更是認識深刻至靈魂和骨髓，至於交通和通訊，更是成為時下正在熱議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話題。

很顯然，在時下的中國，除了交通和通訊，其余的三個條件極其殘缺。以金融和資本市場為例，中國封閉僵化的金融系統事實上不僅難以為中國的創新戰略提供強大的支撐，反而因其落后和某種程度的壟斷成為中國創新戰略的巨大阻力。阿里巴巴在紐交所上市，中國國內很多人都覺得很遺憾，可是，暫且不論中國的資本市場是否能夠撐起這個巨無霸，事實上，在推動創新方面，中國的金融體系真的已經完全落伍。有點幽默的是，過去三十多年，金融大多為政府主導的業服務，但政府主導的大多數業在創新領域几乎完敗，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中國的汽車業和最近的光伏業。而互聯網企業在當初興起的時候，因其巨大的風險和燒錢效應，國有資本是嚴禁進入的，不僅嚴禁進入，國有銀行和金融機構也是不允許給互聯網公司融資的，這樣的結果反而逼得很多互聯網企業到海外融資，併了以后海外上市的方便而通過設立離岸公司的模式使自己在法律意義上成為了一個外國公司。如果不是尋求海外融資，在中國現有的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下，阿里巴巴不要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能活下來就已經是很大的奇跡了。這次阿里巴巴的上市選擇，事實上再次印證了中國金融競爭力的短板。阿里巴巴先是選擇到中國香港上市，但中國香港嚴峻的法律制度不允許阿里巴巴在合伙人制度上的安排，阿里巴巴於是選擇了美國紐交所，但國內市場從來都沒有成為阿里巴巴上市的選項，哪怕分拆業務。不痛下決心改革中國的金融系統，這種尷尬還會繼續。

人類經濟發展的歷史也表明，每一次金融危機的到來，都是經濟大國調整業結構，通過創新提升經濟競爭力的契機。從2008年至今，發達經濟體在手忙腳亂應對眼前的危機的同時，几乎都出台了眼於未來的戰略新興業發展戰略。美國在2009年出台了《美國創新戰略：促進可持續增長和提供優良的工作機會》和《重整美國製造業框架》，重點發展清潔能源、生物工程業、航空業、電動汽車、納米技術業、智能電網等業；英國也在2009年出台了《構築英國的未來》的計劃，准備在低碳經濟、生物業、生命科學、數字經濟等領域突破，而日本提出了《面向光輝日本的新成長戰略》，重點發展環保型汽車、電力汽車、醫療與護理、文化旅遊和太陽能發電等業，金磚四國之一的印度也將信息、生物和材料三個領域作為優先發展領域，出台了《生物技術業伙伴計劃》，俄羅斯、韓國等也提出了自己的戰略新興業的發展戰略。反觀我們，因為錯失結構調整的良機，試圖通過房地的繁榮和廉價的信貸來度過危機，實在令人痛心。而更令人痛心的是，經濟每一次下滑，我們似乎都要重覆一次過去的錯誤。當下能夠救中國經濟的，不是要再次吹大房地的泡沫。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早就明白了一個道理：高技能、高才智的勞動力才是維持經濟競爭力的基石。美國經濟學家菲爾普斯就認為，房地投資過度一定會抑制創新，因為“房地吸納了本可以投資在生力提升、創新、醫藥技術、軟件或可替代能源領域的資金，而這些領域，能夠在未來真正推動美國經濟增長”。因此，他指出，“要想恢復經濟活力，再次實現增長，美國人需要克服對房子的酷愛。”很顯然，這種真知灼見更適合當下被房地救市言論誘惑的中國。

對於中國而言，要想在新一輪的全球經濟洗牌中不成為犧牲品，唯一的路徑就是痛下決心走創新之路，建設真正的創新國家。而要真正成為創新強國，除了在技術上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在金融等制度環境方面構建一個真正激勵創新的框架體系。技術的突破很重要，技術如同蛋，石頭孵不出小，但蛋要是沒有適宜的環境，也會變成臭蛋。建設創新型國家，既是一個技術變遷的過程，更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筆者一直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已經積累了非常好的創新的元素和土壤，“微創新”無處不在，願意創業的年輕人更是遠遠多於十多年前，實現技術的突破只是時間問題，而關鍵是，我們能否為創新提供一種真正的激勵和推動的制度框架。一個只有規模而沒有創新的國度如同只有龐大軀幹而頭腦不發達的巨人，只是樣子嚇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