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發展的悲喜劇：骨子里有其他民族沒有的固執

日本發展的悲喜劇：骨子里有其他民族沒有的固執

作為中國一衣帶水的鄰舍，與東亞其他國家一樣，在決定其經濟發展態勢的民俗民情、政體安排與公共政策上，日本具有頗為復雜的特殊性。坊間有學者習慣將日本等東亞國家作為“儒家文化圈”的成員，為儒家的當代合法性辯護，也為中國制度變革與某些公共政策的出臺提供辯護。這種說辭嚴重傷害了中日和平友好關係，並阻礙了中國向全球先進文明開放。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我們理當回到事實來重新認識日本，進而理解這個國家面對西面這個幅員遼闊的“老大帝國”的特殊心態。日本人對言行一致等行為規則的要求，具有超出一般東亞民族的苛刻性。道德專斷下難以包容多樣性，在對待外來生活方式方面，若非基於功利考量的“拿來主義”，客觀上也導致日本經濟缺乏由創新而來的后勁，且加劇這個民族心靈世界的閉關鎖國。

東亞島國驕人的經濟發展

根據英國the guardian （《衛報》）以及日本內閣府、《日本統計手冊》等資料所提供的數據，2011年日本國內生產總值高達5.9萬億美元（世界第三），人均超過4.5萬美元（全球排前20名）。其銀行業、金融業、航運業、保險業及商業服務業處於世界領導地位。作為亞洲第一大城市和全球地區生產總值最高的城市，世界金融、航運和服務中心，東京更是令人羨慕。即便中國官方媒體很不喜歡，日本還是獲得了2020年夏季奧運會的主辦權。

作為一般中國人，我們長期忽視日本的金融成就。日本在金融文化方面的輻射力與日本在金融資本上的實力的巨大反差也的確讓我們傾向忽視日本的金融力。事實上，與諸多國家傾向日本擁有世界上資產最龐大的銀行，郵貯銀行；三菱ufj金融集團、瑞穗金融集團和三井住友金融集團在世界金融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東京證券交易所更是僅次於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全球第二大證券交易所。

在過去，由於日本特殊的宗族文化以及建立在這種官方主導的“趕超”戰略中的權貴資本主義，例如三菱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通用集團的超級企業財閥，2009年僅在三菱旗下的世界五百強企業就達到8家。其高科技產品制造商包括東芝、松下、索尼、夏普、佳能、日立等多家知名公司。汽車產業中的本田、馬自達、豐田、日產等公司的產品暢銷全球。

根據著名的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的說法，日本的工業用機器人產量占世界一半以上。在這背后，是其位居世界第三的科學研發能力。日本全國有約70萬的科研人員，高居全球第三的科研經費，使得日本在電子電器、手機通訊、汽車、機械、工業機器人、光學、化學、半導體和金屬等等領域屢獲殊榮。

有篇專門介紹日本經濟的題為“start your business in japan”的文章指出，作為山區國家，日本實行小型機械化，其單位耕地產量世界第一。日本對待森林的態度特別能感受到這個國家對本國的愛和精明算計遠遠超過對“普世價值”等話題的興趣：作為世界上森林覆蓋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其覆蓋率高達65%以上的林業主要為生態環境服務；木材基本使用進口資源，是世界上進口木材最多的國家。這方面的主要提供者為東亞的中國和東南亞等國。

2012年7月江蘇南通發生了一起群體性抗議事件，成因即日本一家紙業公司涉嫌排放廢水，引起了啟動市民的強烈不滿。涉事企業為王子制紙集團。2013年9月11日，用百度搜尋該公司，其官方域名下，顯示的文字為“王子制紙集團是日本最大、世界第六位的造紙公司。王子控股株式會社在華事業總部位於上海市，請關注中國江蘇省南通市的江蘇王子項目。”對比歐美企業，日本在華的各項投資，例如汽車工業，都很容易卷入引起民眾抗議。

日本經濟增長每況愈下

提起奧運會，日本一般國民一定百感交集。從法理意義上說，東京是1940年奧運會的舉辦城市。可是，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對日本來說，早在1937年7月，就陷入了中國的長期戰爭狀態。戰爭使得那一次奧運會沒能舉行。直到1964年，東京才再次成功舉辦奧運會。作為日本百年外交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次奧運既使日本走出了“二戰”所塑造的不正常國家形象，又給其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對中國來說，1964年處於“文革”的前夕；對蘇聯來說，1964年10月，赫魯曉夫被撤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部長會議主席職務和蘇共中央委員資格。可以說，日本在“冷戰”中成功舉辦了一次奧運會。

今天中國越來越喜歡談“紅利”，例如“改革紅利”、“人口紅利”。套用這個說法，日本的發展是以“冷戰紅利”為基礎的。美國為了扶持日本、韓國等國家對抗東方社會主義國家，其在朝鮮戰爭中的大量軍事開支轉化了日本的訂單，成為日本戰后崛起的重大保障。美國駐日占領軍領袖麥克阿瑟在朝鮮戰爭前后的對日貨幣和經濟政策的變化，即為證明。

不僅僅依賴於“冷戰紅利”，日本經濟的動力還包括：合作廠商、供應商、經銷商與銀行緊密相連成一個團體（即財閥），並形成了實際上鼓勵壟斷、限制中小企業的政商同盟。強大的企業工會和終身雇傭制度，則保證了員工的利益，強化了員工對企業的忠誠感。

大約可以以1964年奧運會為標志性事件，日本自1960年代開始了持續長達30年的高度增長，被譽為“日本戰后經濟奇跡”：1960年代內閣總理池田勇人提出“所得倍增計劃”，經濟年均增長10%的增長，諸多世界跨國企業都誕生於這一時期；1970年代初期遭遇石油危機，經濟仍有平均5%的增長；1980年代則平均增長4%。

由此可見日本經濟發展越來越緩慢。這也正常；合適的趕超戰略有利於縮小本國與世界領先水平的差距，差距縮小后再發展就難了。問題不在這里，而在日本所墮入的結構性陷阱：從1990年代開始，主要由於1980年代末的過度投資所造成的資產膨脹，以及證券及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化”，最終在與美國的競爭中，日本的泡沫經濟瓦解，從此近乎一蹶不振。

經過“二戰”后的復甦，60年代日元兌美元匯率保持在360:1。70年代日元開始升值，加之全球石油危機，日本經濟增長率一下子從10%降到5%左右。巨大的股市和房地產泡沫這種結構性危機的導火線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匯率從1985年的239:1上升到1992年的128:1，直到1995年的80:1，然后開始逐漸回落。

當然，還有這個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危機。今年8月底，日本總務省最新人口調查顯示：日本全國人口為1億2639萬3679人，與2012年相比減少26萬6004人，連續四年減少（其中，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創下24.4%的新高；15至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降至7895萬7764人，其降幅為125萬人，勞動年齡人口占所有人口比例亦下降到62.47%）。

有學者由此斷言，以后日本會國中無人。日本“人口紅利”消失。房地產泡沫，更是整整毀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自主創新能力，使底層民眾的積蓄成為官方背景深厚的大資本的取款機。這樣的文化-政治-財經的結構的邏輯是，日本不可能成為世界性創新的發源地。

正是在這樣的結構體系中，后來發生的新型科技革命和日本沒有太多關係。且不說“矽谷”、蘋果這樣的新興產業，在傳統的產業方面，例如汽車制造業、貼近新技術革命的手機制造等方面，日本也逐漸被越來越西方化的韓國等新興國家所趕超。

日本為何在東亞領先卻在自由度和創新能力上不如歐美世界

全球有三個國家特別強調紀律，分別是德國、日本和以色列。以色列的分工合作秩序緣於猶太主義的以律法為中心的信仰文化。德國人之如此，原因在於這個國家的路德宗基督徒在羅馬法下發展起來的對政府和共同體的過分順服（說起來這與歐洲大陸的宗教改革有關）。區別於上述以一神論為信仰特征的國家，日本也強調順服。

與歐美基督教猶太教、甚至於中亞伊斯蘭教的“一神論”相比，凡是奉行“萬物有靈論”的民族普遍缺乏嚴謹的紀律，在程式和制度上的缺乏忠誠度，導致這些民族長期很難發育出現代意義的法治。羅馬法、普通法、教會法誕生於歐洲。在中東，還有更為保守的猶太法和伊斯蘭教法。現代中國人談到這些宗教法律體系，動輒思維短路，以為有人又在鼓吹“文革”。其實不然。對人類社會來說，由於能避免無政府主義和叢林法則，有法總比沒有法好。

大約在中國唐朝，日本學習的是中國的“中華法系”。中華法系的特征之一就是外儒內法、尊卑有別。到了現代工商業時代，中華法系就甘拜下風；中國在晚晴實際上就拋棄了中華法系。日本則在“明治維新”中主動拋棄了中華法系。即便如此，同為實行中華法系的國家，由於嫡長子繼承制實際上被落實，日本在國家文化方面總體上迥然有別於中國。

今天有中國學者認為賣淫嫖娼僅僅涉及到私德問題。這是錯誤的。就社會關係而言，賣淫嫖娼涉及男女兩性關係；夫妻是最簡單的共同體。兩性關係下產生的嬰兒則會進一步通過家庭的方式進入到繼承制度中去。古代頗多國家允許一夫多妻制，或者認為賣淫嫖娼合法；在這種社會狀況下，為了避免財產繼承上的混亂局面，正常國家普遍實行嫡長子繼承制。

作為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項原則，嫡長子繼承制規定王位和財產必須由嫡長子（嫡妻即正妻所生的長子）繼承。中國古代西周天子的王位由其嫡長子繼承，其他庶子作為“別子”被分封到各戰略要地。同為“封建制”的古代歐洲也實行嫡長子繼承制，客觀上維護了貴族傳統。然而，奉行“聖王創世，天命靡常”的中國，很快就在皇位繼承等一系列環節上破壞了嫡長子繼承制。有歷史學者考察說，從秦到清兩千年間，只有2/5的帝王是依據嫡長子繼承制繼位的（見：譚平：《中國古代皇位嫡長子繼承制的計量分析》，載《成都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加之不斷發生的各種爭斗，種種亂象直接導致了歷屆政府權威的迅速失落。

對比中國，日本可謂在歷史上罕見針對中央權威（天皇）的底層革命與高層爭權斗爭。

產權素來是制度經濟學和政治科學的基礎命題。其交接程式更是政權組織形式的核心話題。由於規範了經濟和政治“產權”的交接秩序，單在政體方面，歷經千年未曾中斷的日本皇室血統，塑造了幾乎完全有別於所有東方國家的制度體系。日本的民間社會井然有序，絕對不會如中國式“眾子繼承制”中幾個兒子為了繼承家族式企業的主導權而“富不過三代”。

進一步地，神道教下對兒童早期教育中的社會化和“山上大君的監控”，在如此雙重監控和抑制下，日本國民的人格被高度同構化。對比中國，這個方法避免知識分子那種“說了就等於做了”的“因言稱義”邏輯和“雙軌道德”局面。與某種形式的背叛出賣的“無恥文化”相比，日本形成了一種明顯區別於西方“原罪”意識、以功名為評價標準的“恥文化”。由此，一代一代的日本人，確立起了一種獨具日本特色的“分工合作秩序”和精英治理體系。

由此，每次國家發展到了危機關頭，日本都很容易達成全國性的共識。對國家轉型來說，無論是明治維新，還是“二戰”戰后和平憲法體系之建立，只要天皇發話，整個日本高度達成共識。這正是日本走向強大的根本保證，也是這個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品質所在。

嫡長子繼承制在日本有個演變過程。為了將該制度推向全國各領域，根據1873年太政官布告263號和1875年太政官指令，嫡長子具有絕對的優先繼承權。昭和22年，修訂后的民法規定各子女繼承權平等。在古代，“別子”們組成通曉武藝、以戰斗為職業的“武士”；在軍國主義時代，這個職業軍人團隊則策劃多次軍事政變，直接推動了“二戰”的爆發。換而言之，這種繼承制和特色的“恥文化”的代價是日本普通國民成為了經濟動物和軍事動物。

基督化的英國也一度實行嫡長子繼承制。“別子”只能選擇參軍或者去修道院。根據歷史學家的考察，在歐洲，嫡長子繼承制下類似出現了一道奇特的現象：1.參軍的人數大為增加；2.修道院事業大為發展。可見，在民間社會被邊緣化的別子們，無論東西，職業軍人成為一個共同的出路。可是，即便如此，對比日本，由於全民的基督教化，尤其是國家政權受基督教的強有力制衡，進入修道院反而有利於制衡政府權力。不僅基於個體內在上的信仰性，而且在外在的政治博弈之均衡中，除了納粹等特殊時代，歐洲的職業軍人都得到了制衡。

基督教的修道院是歐洲傳統教育體制的一部分，嫡長子繼承制則使歐洲的貴族傳統得到了繼承。正是教會與貴族相對於中央集權的博弈之均衡，使歐美憲政成為必然。對這些國家而言，只要再次確認福音性的人與人在位格上的絕對平等，創新與自由就成為可能。所謂再次確認福音的過程，根據基督教思想史與教會史的一般考察，人們一般將其功勞歸於martin luther和john calvin在16世紀所掀起並被一代一代人繼承的新教改革的精神。只要確認這種精神，歐美民族在經濟發展上、在制度創新上就能源源不斷地被開發出新的動力。用歐美文明的話語來說，神聖性必須“道成肉身”，為了人的尊嚴“死去活來”，也即“復活”。

與歐美的“復活”相比，日本堅持東亞性的“萬物有靈論”和“祖先崇拜”。這固然繼承了祖先的文化，卻容易導致墨守成規。這從他們對“靖國神社”的態度可見一斑。不理解日本文化的中國人認為他們在“拜鬼”。若說這是“拜鬼”，中國的祖先崇拜更少么？區別僅僅在於，日本人的“拜鬼”帶有極大的“嫡長子繼承制”之特色，且極富競爭與好斗意識。只是，這種競爭與好斗意識，很少體現為內部的叢林法則，而是在日本民族外的國際生存競爭中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正是因此，近代日本的作為深受韓國、中國等東亞鄰居的不滿。

日本缺乏歐美意義上的新教改革，卻有東亞其他民族絕不具備的對“行為規則”的敬畏意識。也是這種固執，當韓國、台灣等東亞經濟體越來越重視制衡權貴資本、保障中小企業發展的時候，日本人對本國的權貴資本主義卻似乎毫無招架之力。原因在於，對和平憲法保障下的日本而言，在這個時代，只要東亞大陸都是一窮二白的國家，日本國家不至於陷入到多少深重的外來危機，因而各屆內閣的“改革”總難引起全國性的反響。

不過，一旦具備民主的框架，日本就很容易從一個阻礙生產力發展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國家飛躍到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對探索“中國向何處去”來說，這足以讓仁人志士羨慕了。從“制度經濟學”所特別關注的“社會分工合作體系”之形成這個角度來說，日本的發展充分告訴了我們一個道理：只要一個民族確定了行為規則的至上性，無論這個規則多么不近人情，總比那種“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見《聖經》“士師記”）的局面要好很多很多。

日本發展有哪些教訓值得東亞民族深入警惕？

中國民間一直有股以日本為敵的習氣。中日民族的歷史恩怨和地緣爭端，足以發生一些超出我們想象力和接受力的事件。熟悉外企在華狀況的人士多少都知道，中國勞工很少在歐美資企業中大規模罷工，日本在華企業卻經常發生激烈的勞資衝突。不能把這種矛盾簡單歸咎到當前體制所進行的民族主義教育。對歐美等國，官方媒體的妖魔化也沒少到哪里去。

這就涉及到歐美企業與日本在華企業在決定經營方式的文明路徑上的巨大差異。1637年-1638年，中國明朝末年，江戶幕府時期的日本發生了一場島原之亂。這是一場發生在天主教徒和政府之間的戰爭。幸存的信徒被迫進入了“地下”；對基督教的禁絕直到明治維新時期方取消。由於日本文化對外來文化的極大排斥性，就西方化的實際成果而言，占總人口1%不到的日本基督徒中的部分精英分子主張的是不符合聖經原則“非教會化”。

東亞多數國家都在文明路徑上日新月異，一度為日本殖民地的韓國更是翻天覆地。美國《時代》周刊1993年7月“精神上的轉移”一文指出：“31年前汝矣島教堂剛剛建立時，韓國基督教徒的人數僅有120萬，自那以后，基督教徒的人數猛增，幾乎每10年增加一倍，尤其是新教教徒增長迅速。到今天，韓國4500萬人口中，約1/3是基督教徒，其中新教教徒為1180萬人，羅馬天主教徒300萬人，另外，總人口中40%的人是名義上的佛教教徒……10名將軍中，有9名是正式入教的基督徒。去年參加總統競選的三名主要候選人也無一例外，獲勝的金泳三就是保守的鼎峴里長老會的長老。許多著名的工商界人士也是基督教徒。新教教會已向海外派遣了至少2000名傳教士。”卸任不久的李明博總統，也是如此。

如果說韓國是儒家依附性文化在地緣戰略危機中基督化轉型、普世價值化轉型的特殊案例，體現出了借源文化的根本特征，日本卻體現了典型的自源文化之特征。而從世界地緣政治來看，歐亞大陸東西兩面的島國，基於保障秩序的嫡長子繼承制下，日本迄今的和平發展靠的是平民堅忍到“死”的順服精神，英國則以教會與法治化解了社會矛盾。

直到2012年7月，日本政府才改變了執行多年的資格外活動許可制度，允許外國留學生持簽證進入日本一刻起自帶資格外活動許可證，也就是可以合法打工。這種事情在歐美一般不會發生。不僅如此，激烈的意識形態衝突一般發生在歐美與中國之間，很少在日本和中國、以色列和中國之間發生。原因都在於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精神超過了他們對“自由民主”這種“普世價值”的關注度。根本原因則在於，日本和以色列同樣缺乏基督教性的福音精神。換而言之，如果中國要進行現代化建設，除了科學技術和管理細節等命題，若非出於經濟利益考慮，其制度文明（尤其是人權保護）方面，他們常常懶得“好為人師”。

經歷19世紀的“明治維新”和20世紀軍事民主化改造中的“和平立憲”，如今的日本，仍然是個在文化-政治-社會三者高度同構、互相頑強支援的自治體。櫻花、和服、俳句與武士、清酒、神道教構成了傳統日本的兩個方面：菊與刀。其體系之剛硬，可謂舉世罕見。於是，普通日本人只好一方面拼命工作，一方面下班時間流連在居酒屋等地解酒文化消解壓力。

或者可以說，在美國文化的強勢影響下，經過一百多年的變遷，韓國已經從一個東北亞意義上的薩滿教（主張“萬物有靈論”）主導的國家轉變為一個占人口20%的精英中的80%是基督徒的國家。其變遷，正是韓國近年來努力走出權貴資本主義體系、確立平民主義化的中小企業扶持政策的基礎，也是韓國未來有望更加強有力制衡日本的民間動力所在。

由此，與日本相比，中國人對外來文化的包容度更高一些。只要經歷合理的規劃，讓官民矛盾不至於發展到一個無法承受的程度，尤其是確立起對“行為規則”的“敬畏”這種“法治主義”精神，中國就可以成為一個更有美好未來的國家。就利益而言，對西方人來說，也是與其接受一個保守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日本，不如成全一個日益“西學東漸”的中國。

一個文明的體系，理當由精英承擔更多責任、平民又有較大能力制衡精英，由此形成多中心秩序，如此才能建立起能世世代代繼承下去、不斷發揚創新的分工合作體系。由於人類生活方式和信仰體系實際上的多樣性，這種分工合作體系不可能是某些理想主義者所期待的單一意識形態或者單一宗教體系。日本是有分工合作體系的，但其進一步發展卻困難重重。

反過來，對中國來說，這樣分析日本文明，實際上是在面對這個東方鄰居的喜怒哀樂，以及深刻理解他們的憂傷、無奈與痛苦。由於社會結構中對年輕人的沉重壓力和過分掠奪，例如權貴資本主義對中小企業生存空間的壓制，長期房地產泡沫的存在，日本青年人被逼入一種依靠個人主義的荒淫消遣才能度日的狀態。這些現象直接導致了一個社會的理想主義激情的喪失和人口增長率的下降（生育率的下降所體現的是人們不愿意承擔代際性義務）。

在日本近幾十年的高速發展又陷入結構性、文明性困境中，我們儼然看到了中國“改革開放”迄今的影子：同樣的人口紅利下降、“改革共識”難以產生（導致“改革紅利”幾近喪失）、房地產泡沫、壟斷財閥導致官僚主義。中國是否應該吸取日本的教訓盡快結束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政策以挽回豐厚的“人口紅利”，這個命題亦不可忽視。中國的政府與企業如何建立一個確保可持續發展的分工合作秩序，進而吸取日本人對行為規則的敬畏精神、卻能避免其輕視各種創新（如制度創新、產業創新）的陋習，更是值得人們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