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企仍貼著國家資本主義標簽 遠大影響力被低估

龐大國企的影響被低估 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他的新書《民進國退》(markets over mao)中提出了一個觀點，即中國龐大的國有企業的影響被高估了，並且中國經濟不應再被貼上“國家資本主義”的標簽。但其他“中國通”則不這么認為。他們表示，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依然把控著經濟命脈，這一點體現在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上。拉迪這本書勢必會引發一場有關中國經濟已發生多大變化的討論。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研究員史劍道(derek scissors)在拉迪即將發布新書之際首先發聲。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中國經濟中市場和國家的地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因此當一位像拉迪這樣有名望的觀察人士宣稱中國經濟中市場占主導地位時，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他的觀點缺乏說服力。拉迪將表現與重要性混為一談，對混合實體的歸類也顯得武斷和不恰當。恰如其分地講，中國經濟是一種混合經濟，過去十年是傾向市場還是國有並不分明。

拉迪詳細記述了國有企業的低資產回報以及國有企業在工業增加值中所占比例的降低，以此證明國有企業的低效。毫無疑問，中國的經濟發展（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依靠的是“民進國退”。國有企業的表現及其在經濟中的重要性與35年前甚至20年前已大為不同。

但國有企業的低效並不意味著其重要性屈居次席。國有企業的低效使之變成一種沉重的負擔，這一事實與中國經濟是市場化經濟的看法相衝突。拉迪試圖淡化國有企業的角色，這也與他在其他一些問題上的觀點相悖，因為他也強調政府金融管制造成個人消費減少，比如國有銀行付給儲戶的利息微不足道。

有許多例子可以反映出國家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不妨思考一下中國經濟增長過於依賴投資推動而對消費的依靠不足這一受到普遍討論的問題。該現象出現於2003年，當時國有銀行大量放貸引發一輪持續長達十年的投資潮。

官方數據顯示，2002年年中至2003年年中，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的放貸增速提高超過一倍。當時正值胡錦濤開始擔任中國新一代領導人之際。那時利率處在低位。2002和2003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分別為12%和約27%。

2008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高峰時期，中國本應對表現不佳的國有企業領域進行改革。但中國政府當時卻要求國有銀行以非商業貸款的方式發放了人民幣數萬億元信貸。據渣打(standard chartered)估算，截至2014年年中，中國債務規模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由2008年的接近150%升至250%，這表明國家對金融的控制損害了整體經濟。胡錦濤的上臺令國家在經濟運行中扮演了一個更重要的角色。

[NT:PAGE=$] 中國現在將此視為一個失誤。2013年11月召開的十八大三中全會吹響了高度自由化的號角，如果中國本來就是市場經濟，那么就不需要這樣做了。改革計劃並未特別側重於國有企業轉型，而是側重於像高度扭曲的土地和勞動力市場限制之類的問題，這類問題也是由政府干預造成的。

而“國有企業業績遜於民營企業”這種觀點則具有誤導性，把所有的公司簡單地劃分為國有或民營兩個陣營。但現實情況則更加復雜。

拉迪援引的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2年的總投資中民營部門占到了一半，國有部門占到了三分之一。但統計局並不是這么看。民營和外商獨資企業的2012年投資占比為29%，國有企業投資占到32%。統計局把其余部分的投資主體視為既不是國有也不是民營，理由很充分。

很多中國企業既不是真正的民營商業企業，也完全不同於過去的國企。比如計算機企業聯想(lenovo)。拉迪認為，這家公司是一家民企。但聯想是由聯想控股有限公司(legend)控制的，在2009年之前，聯想控股有限公司的多數股東是中科院。因此在2009年之前，聯想可以被認為是一家國企。

中國泛海控股(000046,股吧)集團(china oceanwide)隨后收購了聯想控股有限公司的大部分權益。表面看來，中國泛海是一家民營企業，但卻從國家統戰部贏得了“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稱號，而這樣一個稱號與完全民營的企業概念格格不入。中科院目前仍是聯想控股有限公司的重要股東。因此，聯想最適宜的分類是混合所有制企業。

國企的弱點不應與國家的重要性相混淆。國家的致命影響力比國企表現糟糕這一問題要更為深刻。

毫無疑問，中國經濟是混合式的，在生產力較高的民營部門和日益嚴重的國家扭曲之間進退失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