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何謂“改革”？

美奇金（北京）投資咨詢有限公司(j capital research)聯合創始人anne stevenson-yang撰文稱，2012年中國領導層換屆后，習近平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帶領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往天安門廣場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重新開放的國家博物館對館內展品做了調整，反映了中共在詮釋中國近現代史方面的一些微妙變化。在新的描述中，歐洲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的重要意義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對中共真正血脈的追溯，即從鴉片戰爭到1919年學生運動這段歷史時期涌現出來的愛國志士。習近平做的另一件事是南下訪問深圳，這次訪問被普遍拿來與鄧小平1992年3月重啟中國改革的南巡相比較。

2014年3月10日，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毫無疑問，習近平的意圖是要讓中共變得更加強大和純潔。中共的形象不再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而是身正德馨的中國古代傳統的繼承者。對於這些在清朝覆亡后第一批按照世襲原則攀上權力巔峰的核心政治精英來說，中國古代傳統繼承者的形象是再合適不過了。

觀察人士大多沒有注意到這一轉變，他們一直以來都期待著應該跟在改革藍圖之后出臺的具體經濟措施。國內外媒體此前都宣稱2013年的三中全會是一個分水嶺事件，新一屆領導人會在這次會議上宣布新的大規模經濟改革的細節。如今商界和學術界許多人都想知道，是什么阻礙了改革計劃。

然而，真正並且劇烈的改革其實就在眼前，觀察者們只是找錯了方向。最根本的變化是權力的重大重組，兩個新的超部委級委員會——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建起來了。事實上，設立這兩個委員會的初衷就是要超越政府機制的影響。誰將執掌這兩個委員會的問題在一段時間內著實引發了一番猜測，后來官方宣布兩者都由習近平領導。

值得注意的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並未在這些新機構中扮演重要角色。要說總理這個職位已經被邊緣化了也許還為時尚早，但是目前為止我們看到了這種清晰的跡象：從1994年朱镕基實施重大經濟改革以來盛行的黨政之間的工作模式正在被顛覆。在過去這種工作模式下，黨組織負責提供高層次的、結構性的框架，讓政府機關制定細節，以打造一個現代化、制度化的治理機制。

整個上世紀90年代，這樣一種權力劃分有效管理了舊經濟管理體制的迅速消解。朱镕基大刀闊斧地削減了政府機關的規模。由於缺乏人力管理經濟組織的增長，整個體系不得不適應現狀並減少微觀管理。

胡錦濤上臺后，對政府機關的控制減弱，官僚體系急劇擴張。最常聽到的抱怨就是政府應該減少對經濟的干預。目前的新結構就是為了打破這一官僚體系。國家安全委員會把對軍隊和警察的控制權結合起來，同時打破了省與法院系統之間的聯系。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將經濟管理重新定義為國家安全的一部分，提醒人們就業是主要關係到社會穩定的問題。

中國問題分析人士關注改革圖景，並試圖發現中國逐步走向經濟自由化的進展，以致於忽略了這個問題。海外與中國國內對於什么是“改革”的理解存在脫節，這實際上導致了對外資商業參與的根本誤解。在中國當今的后三中全會時代，“改革”意味著清退和擠壓制度化的官僚體系，並向一個僵化的體制注入個人權力。這意味著打破那些可能招致行賄的層層文書工作。

不過，中國在使用“改革”一詞時，從來沒有、也從未有意貫徹執行法律法規，以便對日漸增長的經濟進行透明的規模化治理。規則被認為是徒勞的，是核心執政階層施行其意愿的障礙。中國為數龐雜的新法律法規以及監管規定是灰色的，當局在執法上有很大空間。其后果便是在工商業實際監管中留下很大程度的混亂。

就此而論，去年11月份中共全體會議未能出臺監管方面的改革措施雖然令人失望，但並不意味著改革進程的弱化，相反卻表明改革的成功。新的領導層不需要屈從於讓人縛手縛腳的系列法規，也無需通過難以駕馭、只顧自身利益的部門層級來施加影響。

縱觀整個中國歷史，最高統治者擁有從土地、鹽礦到鑄鐵廠等一系列生產資產。政治權力和金融財富的一致歸屬是中國的基本特色。在封建王朝時代，打擊腐敗並不是讓最高政治領導層無法創造家庭財富的原則性之戰。對於那些將資產從各地轉向中央的渠道，中國向來都是警惕監督和定期清理相結合，而這些資產原本就理所當然地屬於中央所有。

就這一點來說，習近平政府可能遠超鄧小平和朱镕基，成為1912年末代皇帝離開紫禁城以來最為傳統的一屆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