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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清末饑荒丁戊奇荒:饑民把石子磨成粉充饑

※來源:金融界

中國大地向來多災多難,尤以旱災最為揪心。秦漢至清朝兩千余年間,共發生了1022次旱災,平均兩年一次。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起連續四年大旱,赤地千里,饑民到處起義,成為明王朝覆亡的導火索。光緒初年的華北大旱,更是一場“二百余年未有之災”。從1876年到1879年,直隸(今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陜西等省,持續4年遭受大面積干旱,農產絕收,田園荒蕪,“餓殍載途,白骨盈野”,因饑荒及疫病致死的人共約1300萬。

此次災害是有清一代最大的一場劫難!因以1877(丁丑年)和1878(戊寅年)最為嚴重,故稱其為“丁戊奇荒”。其中河南、山西災情最深,又稱“晉豫大饑”。

“二百余年未有之災”

1875年初,年僅4歲的光緒,剛剛被扶上皇帝寶座,北方很多地區便先后呈現出干旱跡象。當年,京師和直隸地區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

一年后,旱情加重,以直隸、山東、河南、山西為主要災區,北至遼寧、西至陜甘、南達蘇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廣袤旱區。受干旱影響,華北大部分地區的糧食等農作物全面歉收,產量減半,山東收成甚至不及往年的三成。《山東通志》稱該年全省“大旱,民饑”。大旱引發的饑荒,致使一些災民“饑則掠人食”,過境者往往失蹤,人們為此甚至“相戒裹足”,不敢遠行。

1877年,華北旱情急劇升級,尤其是山西,旱荒空前。山西巡撫曾國荃向清廷奏報時稱:“晉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祲(jìn)奇災,古所未見”,“詢之父老,咸謂為二百余年未有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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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山西,饑民為了活命,樹皮草根都已吃光。絕望的民眾甚至取小石子磨粉,和成面狀吃下,或掘觀音白泥充饑,結果,不數日間,泥性發脹,腹破腸裂。當再也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吃的時候,“人吃人”的慘劇便發生了。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曾在日記中記下了山西受災的慘狀:城門口旁邊堆放著被剝光了衣服的一大堆男尸,一個疊著一個,就好像在屠宰場看到的堆放死豬的樣子;另外一邊同樣堆放著一大堆女尸,衣服也全被剝光,這些衣服全被送到當鋪換取食物了。這一帶路上的樹都呈白色,從根部往上10尺到20尺的樹皮全被剝光充作食物。

旱災的陰霾,同時籠罩在河南、陜西等省上空。許多災民“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攜幼,號泣中途,帶病忍饑,踉蹌載道”。走投無路的饑民甚至鋌而走險,聚眾搶糧。他們打著“王法難犯,饑餓難當”的旗號,攔路搶劫,糧價因此又陡增十倍以上。直隸地區也有災民組成“砍刀會”,專門搶糧。

而在甘肅東部、四川北部以及山東地區,旱災同樣嚴重,以致“炊煙斷縷,雞犬絕聲,父棄其子,兄棄其弟,夫棄其妻,號哭於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舉家悄斃,成人相殘食,殣(餓死的人)殍不下數萬”。

到1878年,大旱持續已三年,因旱災帶來的各種人間慘劇,更為嚴重了。河南境內,僥幸活下來的饑民大多奄奄一息,連割人肉的力氣都沒有了,一些氣息猶存的災民,倒地之后被餓犬、野狼殘食。在直隸河間府,一些壯年饑民竟在領受賑濟的時候倒死在地上。春夏之交,北方大部又因災害引發了瘟疫,河南幾乎十人九病,陜西“災后繼以疫癘,道殣相望”,山西百姓因疫而死的達十之二三。

據不完全統計,從1876年到1879年,山東、山西、直隸、河南、陜西等地區,受旱災及饑荒嚴重影響的民眾人數,多達1.6億到2億,約占當時全國人口的一半。直接死於饑荒和瘟疫的人數,約1300萬人,僅山西一省1600萬居民中,就死亡500萬人。

天災背后的人禍

“丁戊奇荒”為什么會造成上千萬的人死於非命?考查一下清朝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現實,不難發現,這場觸目驚心的大災害,既是天災,又為人禍。

自古以來,完善的倉儲制度和充足的糧食儲備是國家穩定的重要保證。與歷朝歷代一樣,清王朝也在各省、州、縣設置了糧倉,並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備的管理制度。但隨著清王朝的日益腐朽,倉儲制度也漸趨衰敗。各級官吏非但沒有及時采買倉谷,反而借機變賣、挪用、侵盜糧食。

1830年,戶部檢查全國糧倉儲備情況時發現,實存糧僅1400萬石,缺額達1800萬石。到1860年,全國只存523萬石了。無怪乎“丁戊奇荒”爆發之際,災區缺糧,不但無樹皮草根可采摘,“抑且無糧可購,哀鴻遍野,待哺嗷嗷”,很多人因此活活餓死。

同時,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清王朝腹背受敵,內外交困,元氣大傷。僅鴉片戰爭就耗去了國庫存銀的3/4,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又至少耗掉4億多兩白銀,此外還有對列強的巨額賠款和其他大小戰事的軍費,以致在1864年,清王朝國庫僅有6萬余兩白銀。“丁戊奇荒”發生時,“海內窮困已極”、“內外庫儲俱竭”,盡管清政府多方籌措,仍捉襟見肘。所籌賑款中,屬於部撥、協撥及截留的公款很少,受惠最多的山西也只有317萬兩,不足全部賑款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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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時局的動盪,更使得生靈涂炭,民不聊生。曾國藩就曾說:“近年從事戎行,每駐扎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 頻繁的戰火、社會的破壞、生態的惡化,嚴重削弱了清廷和民眾抗擊災害的能力。

另外,為了增加賦稅和財政收入,清政府竟允許並鼓勵民眾種植鴉片。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迫使清政府解除鴉片禁令,使鴉片貿易合法化。自19世紀60年代起,西方每年輸入中國的鴉片有5.6萬擔,中國白銀為此大量外流。李鴻章等人於是提議:“洋藥不能禁其來”,不如“開洋藥之禁以相抵制”,不惜以自種自產鴉片的方式與洋人抗衡。幾年后,全國各省幾乎都有鴉片種植,山西、河南、山東等重災區更是生產鴉片的重要基地。

以山西為例,1877年,山西耕地面積約為530萬畝(當時全國耕地約8億畝),其中60萬畝種植了鴉片。山西巡撫曾國荃后來曾說:“此次晉省荒歉,雖曰天災,實由人事。”因為種植鴉片不僅侵占良田和勞力,造成糧食不足,而且誘使相當部分農民自種自吸食,影響了健康和勞動能力。繼任山西巡撫張之洞也指出:“垣曲(山西運城境內)產煙最多,餓斃者亦最多。”

賣官籌款 義賑救民

大旱發生后,為了減輕災害帶來的嚴重后果, 清王朝還是多方籌措,采取了多種賑濟措施。

首先是賑糧。如山西災情發生后,曾國荃親臨災區核實災情,並按災情輕重分發賑糧,平糶糧價,廣設粥廠,賑濟災民。根據受災程度,“極貧者加賑四個月,次貧者加賑三個月”。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從賑糧的來源看,主要為開放倉儲或調運漕糧。整個賑災過程中,共調撥漕糧約70余萬石。

為籌集賑災款項,清王朝一度同意捐官。光緒三年(1877年)七月,在曾國荃奏請下,清政府發給他虛銜和實職的空白執照各2000張。曾國荃除了在山西就地開捐外,還派人到商賈富足之區,如天津、上海、漢口、寧波各處設捐輸局,按捐輸數量的多少,分別給捐者不同的官銜和官職。北方災區用此法集捐賑銀多達四五百萬兩以上。

另外,清政府甚至派員前往香港、新加坡、呂宋(今菲律賓)、安南(今越南)等地,竭誠勸募。僅山西、陜西兩省就募得銀1576萬余兩,賑糧分別約為176萬石和110 余萬石。李鴻章稱其“收繳轉運均極迅速”,“實為賑案中未有之盛舉”。

與此同時,“民捐民辦”的新賑災形式——義賑,也應運而生。上至達官名流、富紳巨賈,下至平民百姓,流民乞丐,就連遠隔重洋的愛國華僑也“向風慕義”,踴躍捐贈財物。聽到北方旱災的訊息后,南方“貧士捐膏火,婦女脫簪珥,百工減傭資”,很快整合巨款,並派代表攜至災區,發放到災民手中。義賑克服了官賑反應遲緩、救濟不力等弊端,三年多就募集“百十萬之銀”,拯救了“百十萬之命”。

在士紳集團的積極推動下,臨時性的散賑,逐步向制度化、綜合化方向發展。1876年,江淮、徐州等地受災,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岩“集十余萬金往賑,為義賑之始”。兩年后,上海協賑公所成立后,各地紛紛效法,一時間,各式各樣的義賑組織星羅棋布,幾乎遍及大半個中國。

義賑機構還把各地善堂統一組織起來,同時還廣泛聯系某些新式企業,如電報局、輪船招商局、報館等,使得以往民間的個人“義舉”,變成了全社會矚目的公益慈善事業,創造了一套新穎而有效的工作程式和方式,廣募賑源,操作流程透明公開,推動了傳統賑務方式和手段向近代化嬗變。

災害發生后,許多外國傳教士也投入賑災活動之中,於是出現了另一種救濟方式——“洋賑”。李提摩太是傳教士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1877年,他倡導成立了山東賑災委員會,次年,擴充為中國賑災基金委員會。甚至連英國倫敦也成立了英國捐助中國饑荒賑捐委員會。這些組織從海內外募集賑銀30多萬兩,救濟災民不下數十萬。此后西方基督教會和其他寓華外國人員相繼在上海、天津、山東等地創辦各種慈善救濟機構,募捐放賑,或與中國官方人士一道施賑。

在華洋人也是這次賑濟活動的參與者。據1877年3月《申報》報導,為賑濟山東饑荒,上海西商捐銀9000余兩,香港英國官商籌銀1000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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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民被逼“走西口”、“闖關東”

這次西南大旱,迫使大批返鄉農民工逃離家園,再次進城謀生。與此相對應的是,“丁戊奇荒”也引發了中國近代史上大規模的災民遷徙潮,其中尤以“走西口”和“闖關東”最為典型。

“丁戊奇荒”迫使大批山西百姓背井離鄉北上長城口外的蒙古,另謀生路,其中忻州、雁北等晉北地區最為突出。山西北部向來土地貧瘠,自然災害頻繁,生存環境惡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民謠,便是當時社會狀況的寫照。每遇災歉,人們不得不流離失所。

這些從災荒中遠走他鄉的逃難人,將晉文化帶到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與當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富有活力的移民文化。口外蒙古地區傳統單一的游牧社會,逐漸演變為旗縣雙立、農耕並舉的多元形態。

與山西類似,受“丁戊奇荒”影響,無以為生的山東饑民,大量外出逃荒,紛紛“闖關東”,以致出現了大規模的流民潮。他們拋棄家園,逃至產糧較豐的東北奉錦一帶,那里土地肥沃,人煙稀少,且與山東僅一海之隔,乘船當日可至,因此“闖關東”對山東災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至1877年4月底,逃出山東而投奔他鄉者已有300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