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清末饑荒丁戊奇荒：饑民把石子磨成粉充饑

中國大地向來多災多難，尤以旱災最為揪心。秦漢至清朝兩千余年間，共發生了1022次旱災，平均兩年一次。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起連續四年大旱，赤地千里，饑民到處起義，成為明王朝覆亡的導火索。光緒初年的華北大旱，更是一場“二百余年未有之災”。從1876年到1879年，直隸(今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陜西等省，持續4年遭受大面積干旱，農產絕收，田園荒蕪，“餓殍載途，白骨盈野”，因饑荒及疫病致死的人共約1300萬。

此次災害是有清一代最大的一場劫難！因以1877(丁丑年)和1878(戊寅年)最為嚴重，故稱其為“丁戊奇荒”。其中河南、山西災情最深，又稱“晉豫大饑”。

“二百余年未有之災”

1875年初，年僅4歲的光緒，剛剛被扶上皇帝寶座，北方很多地區便先后呈現出干旱跡象。當年，京師和直隸地區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

一年后，旱情加重，以直隸、山東、河南、山西為主要災區，北至遼寧、西至陜甘、南達蘇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廣袤旱區。受干旱影響，華北大部分地區的糧食等農作物全面歉收，產量減半，山東收成甚至不及往年的三成。《山東通志》稱該年全省“大旱，民饑”。大旱引發的饑荒，致使一些災民“饑則掠人食”，過境者往往失蹤，人們為此甚至“相戒裹足”，不敢遠行。

1877年，華北旱情急劇升級，尤其是山西，旱荒空前。山西巡撫曾國荃向清廷奏報時稱：“晉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祲(jìn)奇災，古所未見”，“詢之父老，咸謂為二百余年未有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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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山西，饑民為了活命，樹皮草根都已吃光。絕望的民眾甚至取小石子磨粉，和成面狀吃下，或掘觀音白泥充饑，結果，不數日間，泥性發脹，腹破腸裂。當再也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吃的時候，“人吃人”的慘劇便發生了。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曾在日記中記下了山西受災的慘狀：城門口旁邊堆放著被剝光了衣服的一大堆男尸，一個疊著一個，就好像在屠宰場看到的堆放死豬的樣子；另外一邊同樣堆放著一大堆女尸，衣服也全被剝光，這些衣服全被送到當鋪換取食物了。這一帶路上的樹都呈白色，從根部往上10尺到20尺的樹皮全被剝光充作食物。

旱災的陰霾，同時籠罩在河南、陜西等省上空。許多災民“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攜幼，號泣中途，帶病忍饑，踉蹌載道”。走投無路的饑民甚至鋌而走險，聚眾搶糧。他們打著“王法難犯，饑餓難當”的旗號，攔路搶劫，糧價因此又陡增十倍以上。直隸地區也有災民組成“砍刀會”，專門搶糧。

而在甘肅東部、四川北部以及山東地區，旱災同樣嚴重，以致“炊煙斷縷，雞犬絕聲，父棄其子，兄棄其弟，夫棄其妻，號哭於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舉家悄斃，成人相殘食，殣（餓死的人）殍不下數萬”。

到1878年，大旱持續已三年，因旱災帶來的各種人間慘劇，更為嚴重了。河南境內，僥幸活下來的饑民大多奄奄一息，連割人肉的力氣都沒有了，一些氣息猶存的災民，倒地之后被餓犬、野狼殘食。在直隸河間府，一些壯年饑民竟在領受賑濟的時候倒死在地上。春夏之交，北方大部又因災害引發了瘟疫，河南幾乎十人九病，陜西“災后繼以疫癘，道殣相望”，山西百姓因疫而死的達十之二三。

據不完全統計，從1876年到1879年，山東、山西、直隸、河南、陜西等地區，受旱災及饑荒嚴重影響的民眾人數，多達1.6億到2億，約占當時全國人口的一半。直接死於饑荒和瘟疫的人數，約1300萬人，僅山西一省1600萬居民中，就死亡500萬人。

天災背后的人禍

“丁戊奇荒”為什么會造成上千萬的人死於非命？考查一下清朝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現實，不難發現，這場觸目驚心的大災害，既是天災，又為人禍。

自古以來，完善的倉儲制度和充足的糧食儲備是國家穩定的重要保證。與歷朝歷代一樣，清王朝也在各省、州、縣設置了糧倉，並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備的管理制度。但隨著清王朝的日益腐朽，倉儲制度也漸趨衰敗。各級官吏非但沒有及時采買倉谷，反而借機變賣、挪用、侵盜糧食。

1830年，戶部檢查全國糧倉儲備情況時發現，實存糧僅1400萬石，缺額達1800萬石。到1860年，全國只存523萬石了。無怪乎“丁戊奇荒”爆發之際，災區缺糧，不但無樹皮草根可采摘，“抑且無糧可購，哀鴻遍野，待哺嗷嗷”，很多人因此活活餓死。

同時，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清王朝腹背受敵，內外交困，元氣大傷。僅鴉片戰爭就耗去了國庫存銀的3/4，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又至少耗掉4億多兩白銀，此外還有對列強的巨額賠款和其他大小戰事的軍費，以致在1864年，清王朝國庫僅有6萬余兩白銀。“丁戊奇荒”發生時，“海內窮困已極”、“內外庫儲俱竭”，盡管清政府多方籌措，仍捉襟見肘。所籌賑款中，屬於部撥、協撥及截留的公款很少，受惠最多的山西也只有317萬兩，不足全部賑款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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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時局的動盪，更使得生靈涂炭，民不聊生。曾國藩就曾說:“近年從事戎行，每駐扎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 頻繁的戰火、社會的破壞、生態的惡化，嚴重削弱了清廷和民眾抗擊災害的能力。

另外，為了增加賦稅和財政收入，清政府竟允許並鼓勵民眾種植鴉片。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迫使清政府解除鴉片禁令，使鴉片貿易合法化。自19世紀60年代起，西方每年輸入中國的鴉片有5.6萬擔，中國白銀為此大量外流。李鴻章等人於是提議：“洋藥不能禁其來”，不如“開洋藥之禁以相抵制”，不惜以自種自產鴉片的方式與洋人抗衡。幾年后，全國各省幾乎都有鴉片種植，山西、河南、山東等重災區更是生產鴉片的重要基地。

以山西為例，1877年，山西耕地面積約為530萬畝（當時全國耕地約8億畝），其中60萬畝種植了鴉片。山西巡撫曾國荃后來曾說：“此次晉省荒歉，雖曰天災，實由人事。”因為種植鴉片不僅侵占良田和勞力，造成糧食不足，而且誘使相當部分農民自種自吸食，影響了健康和勞動能力。繼任山西巡撫張之洞也指出：“垣曲（山西運城境內）產煙最多，餓斃者亦最多。”

賣官籌款 義賑救民

大旱發生后，為了減輕災害帶來的嚴重后果， 清王朝還是多方籌措，采取了多種賑濟措施。

首先是賑糧。如山西災情發生后，曾國荃親臨災區核實災情，並按災情輕重分發賑糧，平糶糧價，廣設粥廠，賑濟災民。根據受災程度，“極貧者加賑四個月，次貧者加賑三個月”。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從賑糧的來源看，主要為開放倉儲或調運漕糧。整個賑災過程中，共調撥漕糧約70余萬石。

為籌集賑災款項，清王朝一度同意捐官。光緒三年（1877年）七月，在曾國荃奏請下，清政府發給他虛銜和實職的空白執照各2000張。曾國荃除了在山西就地開捐外，還派人到商賈富足之區，如天津、上海、漢口、寧波各處設捐輸局，按捐輸數量的多少，分別給捐者不同的官銜和官職。北方災區用此法集捐賑銀多達四五百萬兩以上。

另外，清政府甚至派員前往香港、新加坡、呂宋(今菲律賓)、安南(今越南)等地，竭誠勸募。僅山西、陜西兩省就募得銀1576萬余兩，賑糧分別約為176萬石和110 余萬石。李鴻章稱其“收繳轉運均極迅速”，“實為賑案中未有之盛舉”。

與此同時，“民捐民辦”的新賑災形式——義賑，也應運而生。上至達官名流、富紳巨賈，下至平民百姓，流民乞丐，就連遠隔重洋的愛國華僑也“向風慕義”，踴躍捐贈財物。聽到北方旱災的訊息后，南方“貧士捐膏火，婦女脫簪珥，百工減傭資”，很快整合巨款，並派代表攜至災區，發放到災民手中。義賑克服了官賑反應遲緩、救濟不力等弊端，三年多就募集“百十萬之銀”，拯救了“百十萬之命”。

在士紳集團的積極推動下，臨時性的散賑，逐步向制度化、綜合化方向發展。1876年，江淮、徐州等地受災，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岩“集十余萬金往賑，為義賑之始”。兩年后，上海協賑公所成立后，各地紛紛效法，一時間，各式各樣的義賑組織星羅棋布，幾乎遍及大半個中國。

義賑機構還把各地善堂統一組織起來，同時還廣泛聯系某些新式企業，如電報局、輪船招商局、報館等，使得以往民間的個人“義舉”，變成了全社會矚目的公益慈善事業，創造了一套新穎而有效的工作程式和方式，廣募賑源，操作流程透明公開，推動了傳統賑務方式和手段向近代化嬗變。

災害發生后，許多外國傳教士也投入賑災活動之中，於是出現了另一種救濟方式——“洋賑”。李提摩太是傳教士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1877年，他倡導成立了山東賑災委員會，次年，擴充為中國賑災基金委員會。甚至連英國倫敦也成立了英國捐助中國饑荒賑捐委員會。這些組織從海內外募集賑銀30多萬兩，救濟災民不下數十萬。此后西方基督教會和其他寓華外國人員相繼在上海、天津、山東等地創辦各種慈善救濟機構，募捐放賑，或與中國官方人士一道施賑。

在華洋人也是這次賑濟活動的參與者。據1877年3月《申報》報導，為賑濟山東饑荒，上海西商捐銀9000余兩，香港英國官商籌銀1000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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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民被逼“走西口”、“闖關東”

這次西南大旱，迫使大批返鄉農民工逃離家園，再次進城謀生。與此相對應的是，“丁戊奇荒”也引發了中國近代史上大規模的災民遷徙潮，其中尤以“走西口”和“闖關東”最為典型。

“丁戊奇荒”迫使大批山西百姓背井離鄉北上長城口外的蒙古，另謀生路，其中忻州、雁北等晉北地區最為突出。山西北部向來土地貧瘠，自然災害頻繁，生存環境惡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民謠，便是當時社會狀況的寫照。每遇災歉，人們不得不流離失所。

這些從災荒中遠走他鄉的逃難人，將晉文化帶到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與當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富有活力的移民文化。口外蒙古地區傳統單一的游牧社會，逐漸演變為旗縣雙立、農耕並舉的多元形態。

與山西類似，受“丁戊奇荒”影響，無以為生的山東饑民，大量外出逃荒，紛紛“闖關東”，以致出現了大規模的流民潮。他們拋棄家園，逃至產糧較豐的東北奉錦一帶，那里土地肥沃，人煙稀少，且與山東僅一海之隔，乘船當日可至，因此“闖關東”對山東災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至1877年4月底，逃出山東而投奔他鄉者已有300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