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21世紀改革慢下來了 怎么辦？

轉型、升級、創新、顛覆，八個字，四個詞。轉型、升級是近十來年講得比較多的事情，但是革命尚未成功，還有待我們努力。

那么怎么能夠轉型、升級成功呢？轉型、升級這十幾年，大概從1995年開始，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的時候，就開始講轉型、升級。轉什么型呢？開始叫增長方式轉型，后來叫經濟發展方式轉型。轉型的核心內容就是升級，產業要升級，要提高它的效率，要有技術創新。但是這個事情干了這么多年了，還沒有實現。

問題出在什么地方？兩個五年計劃過去了怎么還沒有轉過來呢？當時有一個結論，是說存在體制性障礙。正好2003年中共中央通過一個決定叫做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定。這個決定當中點出了這一條，就是我們的經濟發展仍然存在很多體制性障礙，所以叫推進改革。把這個體制完善下來，才可以實現轉型。

這個決定是一個非常好的決定。所以我們在2005年制訂五年規劃、十一五規劃的時候就用了這個詞，而且做了具體的分析。當時分析這個體制性障礙集中在一點上，就是政府在資源設定中起主導作用。這是一個最大的體制性障礙。因為19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會就明確了，要讓市場在資源設定中起基礎性作用。正好是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和接著而來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開啟了我們從1994年開始的改革。這個改革，為我們中國經濟崛起創造了體制的基礎。

但是，我們在總結時發現，到了21世紀這個改革慢下來了，甚至在某些領域出現了倒退。政府在資源設定當中變得作用越來越大，因此妨礙了第十個五年計劃當中的繼續實現轉型升級。應該說做出了一個正確的結論，但是遺憾的是，這個結論做出之后，幾乎有十年的時間沒有得到實現。

這就造成了我們十八大之前全國熱烈討論的一個問題，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為什么我們取得了這么大的成就，但是問題積累起來了？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十八次代表大會對這個問題做出了一個明確的答案。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決定做說明時說的。這個核心問題就在於在資源設定中到底是政府起決定作用還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十八次代表大會、十八屆三中全會對這個問題做出了非常明確的回答。市場要在資源設定中起決定性作用。三中全會根據這個決定，做出了具體的戰略部署。我們現在正在執行這個戰略部署。所以我對這八個字的回答我想說三點意見。

第一，我們需要清楚地認識我們現在所處的歷史地位。我們現在在做一件什么事？這就是十八次代表大會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所做的部署：我們要建立一個現代的市場經濟體系，或者說在一個民主法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體系。

今天下午我在閔行吃午飯的時候說了幾句。回想我們在閔行開始辦學以來，歷屆同學為什么能夠取得優異的成績？而且從學院獲得的知識支援了我們在創新創業上做出了很多成就。這個歸根到底歸功於什么？當然有很多方面的貢獻。有我們學院的領導，學院的老師，上海市、交大的支援，其實歸根到底，我們有幸趕上了上一波改革的浪潮。

我記得很清楚，1989年以后，我們學院的前身整個教學工作停頓了。我們和中方的領導單位的關係處得不是很融洽，所以就想要找一個新的“婆婆”，搬一個地方。這個時候政府換屆了。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會之后換屆，1993年國務院換屆。國務院換屆之后，我們的行政領導單位是中方的國家經委的主管國際和干部教育的副主任，就是陳副主任。陳副主任認為，前一任國家經委的領導提出放我們走是不妥的，他力圖挽留，但是因為過去處得不好，我們這里特別是外國教員堅持不留在北京。

在1992年到1993年期間，我們物色了很多地方，派出我們的校董來上海接觸。因為在1994年上海發展戰略制定過程當中，我跟上海的幾位老領導都比較熟悉，所以學校讓我來敲敲邊鼓。這個時候正好是十四次代表大會和醞釀十四屆三中全會50條決定的時候，改革的情緒高漲，浦東的開發如火如荼，所以我在上海接觸了汪道涵老市長和當時的徐匡迪市長。

這兩位新老市長都是具有世界眼光的。認為上海這個地方、浦東這個地方應該有這樣一個學校，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有中國深度、全球廣度的一個管理學院。所以他們欣然表示歡迎中歐到上海來。有空的時候我想來看看浦東，我就來到了金橋，當時朱院長就來問我來上海干什么？我就講到了我們學院的前身有意來這里。

后來我找到徐市長的時候，教衛辦說，金橋開發區歡迎中歐，而且愿意拿出自己保留的地給中歐。上海當時有好幾個地方都在爭取。我們經過討論研究，大家一致同意中歐落戶金橋。當時金橋還相當荒涼，后來我們決定來了，現在事實證明這是相得益彰，學院得到了很大支援，實際上浦東和金橋開發區得到了世界性的聲譽，有這么好的一個學院。

我們之所以能在這里辦學，同學們能夠取得這么大的知識上的收獲、事業上的收獲，是因為我們乘上了改革的大潮。而今天我們是什么樣的情況呢？用一句流行的話來說，就是加快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是說，我們在前一段時間，改革碰到了某些障礙，或者說有所滯后，而我們今天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現在的中國經濟和20年前的中國經濟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的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要深化改革，提出的要求就非常高了，不是當年的那個了，大致上放開一線市場空間，我們民間創業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就發揮出來了，這造就了我們過去20年的輝煌。但是你反過來回頭去看，其實那不算什么。何況，這20年，我們改革有一些方面還沒有觸及到，所以出現一個情況，我們20世紀建立起的市場經濟，充其量就是半市場經濟，以至於到了21世紀出現了某些回潮之后，這個經濟當中的很多問題就非常嚴重。就是政府在資源設定中越來越起到主導作用，壓抑、抑制了市場作用。所以我們就無法轉型，而且從另一方面來講，腐敗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

我們在20世紀建立的基礎上，要向前走，全面深化改革，我們的目標是什么呢？這兩天給MBA上課，我就特別強調要認真讀一讀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2020年，我們到底要達到一個什么目標，最核心的一句話就是：經濟體制改革是核心。經濟改革要達到什么目標呢？就是要建立一個市場體系。什么樣的市場體系呢？叫做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現在世界上有很多市場經濟國家，他們各有各的特點，但是都有一個共同點，這八個字四個詞所形容的市場體系就是我們要建立的市場體系，是跟世界上所有成熟的市場體系的基本性質是一樣的。這跟我們現在的市場體系是差別非常大的。比如說它的四個特征是統一的，我們現在的條塊分割是非常厲害的；它是開放的，就是說對所有市場主體是一視同仁開放的，是實現負面清單的，也就是說沒有法律禁止都是可以進入的；是競爭性的，而我們這里行政壟斷到處都存在，競爭性是很差的；是有序的，也就是說是建立在規則基礎上，或者建立在法制基礎上的，我們現在的無序競爭、惡性行政、行政干預、紅頭檔案制度等等問題非常多。

我們不但要在商品市場上建立起這樣的市場來，而且要在所有的市場——包括商品市場、服務市場、土地市場、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上，都建立起這樣的體系，這是一個非常宏大的任務。

你說要照鏡子，什么樣的市場呢？我們上海自貿試驗區所描繪的圖景大概也就是將來我們國內市場的場景。這樣一個自貿區的試驗，要建立起一個跟全世界將要普及的貿易和投資規則完全一致的市場。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宏大的任務，我們確實是站在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和新的歷史起點上，對這一點我們需要有非常真切的把握。

我常常聽到一些同學講，我們改革會有一些什么措施出臺，我會抓住什么商機。這些商機能抓住是必要的，但是這中間常常有一個問題，想的是小事，不是大事。當然同學會有一個想法，說我能干什么呢？我只能被動適應，政府推進什么改革，我從中可以抓住什么商機。我覺得這樣想就太消極了，這么宏大的一個歷史性的事業，我們不能被動地想著在里面賺一點小錢。要有理想和抱負，要有歷史的責任感。

所以我就有了第二點意見，我們應該認真研究改革規劃，要研究我們能夠出什么力，我們怎么參與，我們怎么讀出有關的方面來實現這個改革。希望不但是說2020年我們一定要建成，最好各個方面的設施建成越早越好。人生苦短，雖然各位還是壯年，但是能夠讓你們發揮全才時間也是不多了，不能被動地等到2020，而是要主動參與。

第三點意見，我們還要做一個準備。就是要準備在新的市場制度體系之下，在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中我們怎么做生意。怎么來確定我們的經營戰略，怎么來改善我們企業的公司治理。怎么來加強我們的企業管理。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也許有人覺得這個很容易，到那個時候這樣體系建立起來之后，我們學學政策，學學條文就可以了。不是那么簡單的。過去這個體系下，政府在資源設定當中起很大作用，各級官員一句話就決定了一個企業的生死存亡、賺錢還是虧本。所以形成一些不好的經營習慣，這種經營習慣也許是被動形成的，但是會很頑強。

最近幾年我有的時候也到國外去轉轉，看看外國的資料。對我們中國商人，或者對於我們中國的市民，就多少有點像現在香港居民或者是台灣同胞那樣，叫又愛又恨。你們經濟很強大，你們又有政府的支援，但是你們有一些商業行為真的是不敢恭維。我在80歲以前在幾個國內的上市公司、H股公司做獨立董事。從本世紀初開始，我們公司的香港司機反感越來越大。說現在在香港開車太困難了，你們大陸人從來不管紅綠燈。當然在香港來說，出了交通事故他是要根據法律判責任的，我們公司的司機說，我們不愿意撞人，但是他不管紅綠燈就那么過馬路，讓我們開車都困難。

最近幾年，一些境外企業對於我們一些企業缺乏企業精神的這種做法是深有怨言。我們一定要注意，讓所謂“關係是最大的生產力”這個時代過去。創新才是生產力，那么我們就需要學習，而且鍛煉這種能力，靠創新來做強我們的企業，靠為社會提供更好的產品、更好的服務來賺錢。

我就講這么三點意見供各位參考，謝謝大家。（福布斯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