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中國官員為何敬鬼神不敬蒼生

和訊專欄作者 鄧聿文

唐朝詩人李商隱在《賈生》一詩中，有一句“不問蒼生問鬼神”，是用來諷刺漢初明君文帝夜半召見當時的大才子賈誼，卻不問天下蒼生，而轉問鬼神之事。后人也就把這句詩用來指那些不管民間疾苦，而沉溺於風水算命佛事等迷信的官員。

這種“信鬼神不信蒼生”的官員哪個時代都有，不過好像於今更烈。有研究人員2007年曾發布《中國縣處級公務員科學素養調查報告》，顯示一半以上的縣處級公務員多少都存在相信求簽相面星座預測和周公解夢四種迷信的情況。不過在我看來，這個數據有些偏保守，一個證明是，多數落馬官員都很“迷信”。新華社日前就刊發了一篇報導，直指官場盛刮迷信風，報導列舉了好多“問題”高官求神拜佛的事情。

從公開的資訊來看，最“邪乎”最“虔誠”的迷信高官，要算河北省原常務副省長叢福奎，叢1995年到河北任職后，認為仕途已到頂點，產生了心理不平衡，拜一位“女大仙”為師，家中設佛堂道臺，每月初一十五都要燒香念經打坐拜佛。為了得到神的“保佑”，他還在被褥下鋪了五道佛令，在枕頭下壓了五道道符。

最新的則是剛被雙開的四川省委原副書記李春城，官方公布的罪名包括“濫用職權進行封建迷信活動”，據悉，李將親人墳墓遷往都江堰后，曾請風水先生做道場等花費千萬；還在一個重大投資項目接連出現不利突發事件后，安排道士做法驅邪。

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不語怪力亂神，所以儒生一般是信蒼生而不信鬼神的，古代的官員基本出自儒生，因此，官員主體一般也都不信這個東西。雖然那時也有很多貪官污吏，但腐敗就是腐敗，不用鬼神來打掩護。可見，現在的官員從認識上講，還不如古代的儒生。

為什么有這么多官員迷信風水求簽相面？原因很復雜。不過，從大的時代背景來說，以下兩個因素至關重要。一個是信仰的缺失。中國是個世俗社會，這雖然弱化了中國人的信仰，但並不表明中國人尤其是官員在漫長的古代社會就沒有信仰，上面說的儒家的教導或儒教就是古代讀書人特別是官員奉行的道德規範，是一種不是宗教的信仰，對大多數人讀書人和官員具有內在的戒力。

然而，自孔夫子被紅衛兵小將打倒踩上一腳后，中國人就開始什么都不信了，內心少了戒律和敬畏，特別是在目前高度分化的時期，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因為跟實踐高度脫節早已被官員自己拋棄了，傳統也沒了禁忌，那么，剩下的也就只有金錢和權力，成為事實上的信仰。在這種情況下，傳統文化中被認為迷信和糟粕的東西，如算命和風水等因其直觀性和神秘性，就最容易侵入那些空虛的靈魂，成為這部分官員的“信仰”。當然，“風水”等並非全是迷信，它也有一定的科學成分在內，港台商人就非常注重風水。但敬鬼神與把鬼神用在公權力方面，不是同一回事。

另一因素則是社會環境的不確定性。台灣政論家南方朔曾指出，台灣政治人物也過分迷信風水，原因與台灣政治變化長期不穩定有關。他說：“因為在官場的‘政治死亡性’很高輪替很快，政治人物的不安全感就很深，命運的不確定感就會提高。”此種不確定性其實在大陸官場更高。

轉型社會的一大特點就是不確定性，一切都是變動不居的，你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么，這個社會是向前進還是向后退，每天都有一些讓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出現，沒人能夠準確地預測，或者預測往往是走樣的。在這樣一個社會，對於官員和政治來說，會有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一個官員今天看起來高高在上，大權在握，不可一世，轉眼間就可能成為階下囚。最近被“雙規”的一些官員，在被帶走的前一刻，其光彩形象還出現在當地的報紙或電視上，一點跡象都沒有。當任何一個環節的意外，都有可能導致身敗名裂，墮入深淵，怎能不叫官員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所以，面對命運的這種不可捉摸，官員也會有一種無力感，從而，從神秘主義的迷信中尋找一種心理上的安全，就不奇怪。

世界之大和復雜，超出了人的想象和認知，每個人在內心都有一種對命運必然性的迷信，害怕出現未知事物或挑戰，盡管共產黨理論上信奉唯物主義，但執政黨的領袖們有時也會去一些著名寺廟“求神問卦”。這無疑也會對官員們的迷信產生不好的示范影響。

邏輯上講，中國的官員多是無神論者，是不該敬鬼神的，但從信仰自由來說，若官員的迷信無關權力和腐敗，只是作為私人之事，敬鬼神也無妨。當然，從中國的情況來看，要消除官場盛行的迷信之風，執政黨必須加快建構全社會認可的價值觀，建設清明的政治文化，減少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增強選官的制度化，讓人民做到有信仰，並握有選官的權力。

（文章來源：華爾街日報(博客,微博)中文網；本文作者鄧聿文系知名專欄作家，中國政治觀察者，致力於中國的改革和轉型研究。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