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階層沖撞 全怪中間階層扮演著“曖昧”的角色

中國社會沖撞激烈 全怪中間階層扮演著“曖昧”的角色

在社會沖撞中，中國的中間階層扮演著“曖昧”的角色，這是因為中國的中間階層並非西方社會中的中產階級，沒有形成統一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在社會沖撞中比較騎墻，在上層和底層的社會沖撞中，並未發揮緩沖帶和減壓閥的作用。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伴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我國正處於“政治—身份型”向“經濟—職業型”分層結構轉變的階段，社會資源重新分配，社會階層重新洗牌，社會分配兩極分化，利益格局紛繁復雜，這一階段通常是陣痛期，也是社會矛盾激化的高風險時期。貧富差距逐步拉 大、社會階層結構分化斷裂、社會階層間的對立沖撞、社會流動阻塞形成的社會堰塞湖、社會發展滯后的改革“內輪差”效應和公共服務的短腿等成為典型的社會風 險外殼。

社會風險，即社會整體性危機的可能性，社會風險通常由社會風險源、社會風險外殼、社會風險熵、社會風險后果四部分構成。社會風險源指社會風險的根源，社會風險往往根源於社會的內在矛盾;社會風險外殼指社會風險的表象或面具，社會風險往往是潛在的，不直接顯露於社會之中，社會風險通常隱含在某些起眼或不起眼的社會問題之中。社會風險熵是指能使社會風險爆發為社會危機的可能性及其損害程度;社會風險后果是指社會風險爆發后的危險狀況及其惡劣影響，通常以社會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本文即是對當前中國社會風險外殼的嘗試性研究。

一、貧富差距

貧富差距及其擴大化的總體趨勢是社會風險的重要征兆。貧富差距的適度拉開對於激發社會內生活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具有積極意義。然而，貧富差距的過度懸殊，不但不會促進經濟增長，反而會阻礙經濟增長，更會影響社會穩定，形成社會風險，造成社會動盪。

基尼系數是衡量貧富差距的重要指標。基尼系數是衡量一個國家居民收入差距、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綜合性指標，0.4為“警戒線”，0.4-0.5為差距偏大，0.5以上為高度不平均，表明社會處於可能發生動亂的“危險”臨界狀態。2012年12月，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研中心發布報告稱，2010年中國基尼系數為0.61，報告結論稱：“當前中國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見。”[1]2013年1月，國家統計局公布了我國2003年至2012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見圖1)[2]。從中可以看出，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盡管惠民生的若干強有力的措施使中國的基尼系數從2008年最高的0.491逐步地有所回落，但0.47到0.49之間的基尼系數也還是超出了基尼系數的警戒線。

財富集中程度也是衡量貧富差距的重要指標。王小魯在2010年發布的《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研究報告則認為中國收入最高的1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3]招商銀行(600036,股吧)與貝恩公司聯合發布的《2013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指出：2012年，可投資資產1千萬人民幣以上的中國高凈值人士數量超過70萬人，人均持有可投資資產約3100萬人民幣，共持有可投資資產約22萬億人民幣。2012年中國個人持有的可投資資產總體規模達到80萬億人民幣。[4]根據以上數據可測算：2012年，凈身價超過1千萬人民幣的富人只有70萬人，占中國人口僅0.05%，卻占有了中國財富的27.5%(22萬億/ 80萬億)，簡言之，0.05%的人占有了27.5%的財富。這些數據可見當前中國貧富差距的嚴峻程度。

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非常復雜。貧富差距的拉大與以效率優先為價值原則的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先富”戰略、收入分配體制不合理、行業壟斷扭曲收入分配、腐敗等灰黑色收入多有聯系。

二、社會斷裂

貧富差距在社會階層結構方面體現為社會斷裂，亦是非常重要的社會風險外殼。30多年以來，伴隨著貧富差距的拉大，社會階層分化日益明顯，並呈現兩極分化的趨勢，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斷裂性變化，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等階層占有了大部分經濟資源、公共權力、社會威望或社會聲譽等稀缺的社會資源，成為社會精英階層。而工人，尤其是大量的國有企業職工(約3000多萬)在市場化改革中下崗，或轉業、或退休;農民在工業化、市場化、城鎮化浪潮中或外出務工，或失地進城就業，被甩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之外，喪失了原有的經濟地位、社會保障等社會資源，又沒有得到更多新的社會資源，“農民、農業勞動者階層還是中國現在最大的弱勢群體”[5]。

社會階層結構的分化充分說明了社會階層斷裂的內在邏輯。陸學藝對社會階層結構的分化和斷裂進行了勾畫，他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為標準，通過大量的社會調查將社會成員劃分為十大社會階層。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社會階層結構已經從“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結構，轉變為由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科技專業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和失業半失業人員等十個階層構成的社會階層結構，每個階層占的比例依次是：2.1%，1.5%，0.6%，5.1%，4.8%，4.2%，12%，22.6%，44%，3.1%。[6]在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占比66.6%的工人和農民失去了原有的部分組織資源、文化資源和經濟資源，被甩到了社會結構的下層，甚至是底層，與上層所擁有的各種社會資源形成鮮明反差，結構斷裂的內在脈絡清晰可見。與此同時，中產階層的比重偏小，“2008年，我國的中產階層的人數只占總就業人員的23%。離現代化國家應有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的社會階層結構還有很大距離”[7]。中產階層的發育遲緩，加劇了社會階層結構兩極分化的社會風險。

當前中國社會階層的結構性斷裂“還表現在文化及社會生活的許多層面”[8]。利益斷裂是社會斷裂最本質的體現，利益斷裂使得“在一個斷裂的社會中，社會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異，有時會達到一種無法互相理解的程度”[9]。社會的結構性斷裂的結果是社會各個階層很難發現共同的利益基礎，致使各社會階層和群體之間很難確立社會共識，很難進行廣泛社會動員，很難實施有效社會控制。不僅如此，斷裂所造成的各個階層之間的猜忌與隔閡，極大地妨礙著社會信任的確立，刺激著各種純粹自利的短期行為。很明顯，這種情形是非常不利於防范社會風險或控制風險危害。可見，社會斷裂是社會風險的重要征兆。

三、社會沖撞

社會沖撞是社會階層結構斷裂的外在表現。可以說，社會階層結構斷裂內在地體現為社會階層的利益斷裂或對立，外在地則體現為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在社會行動和價值規範等文化及社會生活方面的社會沖撞。

價值沖撞或意識形態沖撞是社會沖撞的主要表現形式。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存在的差別越大，社會意識的差別也就越大。隨著階層分化斷裂，各個階層在價值觀念上的分歧也勢必日益嚴重，進而相互沖撞。精英階層與下層民眾在國企改革、醫療教育改革、房地產熱以及其他一些有關改革和社會政策的看法和主張上似乎變成了穩定的反對派，在價值觀念或意識形態上產生了比較激烈的沖撞，體現了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沖撞和裂痕的加深。

貧富差距和階層斷裂的兩極化最直接地體現為仇官、仇富情緒，可以說仇官、仇富情緒是價值沖撞直接的表現。

群體性事件是社會沖撞的極端形式，嚴重的群體性事件就是社會衝突。據統計，1993年我國發生群體性事件0.87萬起，1994年增加到1萬多起，2005年達到8.36萬起，2006年達到9萬起[10]。近年來，每年因各種社會矛盾而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多達數萬起甚至十余萬起[11]。甕安事件、烏坎事件、啟東事件等典型的群體性事件多因征地拆遷、環境污染、勞動爭議、干群關係緊張等具體問題引發。農民工、征地拆遷戶、下崗工人及其他無業人員、一線工人、個體攤販、復轉軍人、“蟻族”大學生等底層和弱勢階層通過人群聚集來以“人勢”對抗“錢勢”和“權勢”。轉型時期的階層分化和社會斷裂導致了階層內認同感增強和群體意識增長的同時也加劇了階層間的利益衝突和價值衝突，最終誘發為群體性事件。

在社會沖撞中，中國的中間階層扮演著“曖昧”的角色，這是因為中國的中間階層並非西方社會中的中產階級，沒有形成統一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在社會沖撞中比較騎墻，在上層和底層的社會沖撞中，並未保持理性、客觀的立場和態度，並未發揮緩沖帶和減壓閥的作用。

社會階層結構的斷裂和利益分化決定了社會沖撞不可避免。那么，從社會風險的視角該如何看待社會沖撞呢?學術界關於社會對立和衝突存在兩種相互對立的分析思路，“衝突論”的階級階層分析強調各個階層之間的利益衝突，強調對社會現實的批判;而“功能論”的階級階層分析則強調社會分化現象有其合理性，強調協調各個階層之間的利益關係和社會整合。事實上，在當代社會中，階級階層之間的關係都有其兩面性，既存在相互利益的矛盾性，也存在相互利益的可協調性。因此，借鑒這種思路，我們可以把社會沖撞分為合理沖撞和違規沖撞，如果把社會沖撞控制在合理沖撞的范圍內有利於社會互動，緩解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如果任由違規沖撞蔓延泛濫，社會風險就被放大，社會就會陷入危機和動盪之中。

當前中國社會階層之間的對立之所以沒有由社會沖撞演變為社會衝突，其根本原因是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政權的穩定。基尼系數在擴大，但中國沒有出現兩極分化，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因為高速經濟增長，哪怕是最低收入人群也能改善生活，因此社會穩定能夠保持。[13]“階層之間的衝突並非注定引發重大外部性社會衝突”，“在世紀之交，階層之間的衝突有所增加的跡象明顯。貧富差距的加大不斷會引發社會矛盾。但是，這些矛盾如果不與國際國內的政治動盪相交織的話，就不至於引發全域性的外在化的社會政治衝突。”[14]可見，要防止貧富差距、社會斷裂和社會碰撞所隱含的社會風險演化為社會動盪或社會危機，在不可能完全消除貧富差距、社會斷裂和社會碰撞的情況下，需要允許社會的合理碰撞，使社會矛盾保持在可控范圍之內，而要做到這一點，保持社會政治穩定是根本之策。

四、社會堰塞湖

社會流動是社會學的重要概念。隨著社會轉型的不斷推進，貧富分化的加劇和社會階層斷裂的形成，社會地震使得社會底層向上流動的閥門被逐漸關緊，社會流動開始出現阻滯現象，社會堰塞湖開始形成。所謂社會堰塞湖指的就是轉型時期形成的阻礙社會底層向上層流動的藩籬，是社會流動出現阻滯的現象。改革開放以來人口流動的加速和社會流動的阻滯之間形成鮮明的反差，這種矛盾和張力蘊涵了巨大的風險，而且會強化由其他原因產生的各種社會風險。

社會堰塞湖之所以形成，源於市場化改革中產生的貧富差距以及由此形成的馬太效應。貧富差距體現為三種資本分配的不平等。一是物質資本，即貨幣以及其他物質財富。二是人力資本，由體現在人身上的技術水平、知識、智慧、經驗構成。三是社會資本，即人際關係。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這三種資本的結合創造了財富。三種資本中的任何一種資本都是上層精英占優勢，底層大眾居於劣勢。改革雖然以機會平等的方式為農民、工人等社會階層提供了大量的機會，但是伴隨著改革邏輯的深化演進，底層群眾在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方面與精英層事實上的不平等卻在加劇，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精英與非精英之間的流動藩籬，即社會堰塞湖正在形成並悄然加固，社會垂直流動中向上流動的門檻日漸提升。

社會堰塞湖的存在使社會結構失衡，使當前社會各階層之間流動渠道梗阻，形成了一個很難跨越的界限，使得先賦條件成為社會階層劃分的重要根據，而自獲條件成為補充要素，影響了社會垂直流動速率的增大，固化了社會階層的結構性斷裂，各階層逐漸“板結化”、“凝滯化”，不利於社會的穩定和安全，蘊含著很大的社會風險。

五、改革“內輪差”效應

伴隨著經濟轉型和社會轉軌，改革進入深水區，改革的“內輪差”效應凸顯。所謂改革的“內輪差”就是指經濟改革與社會改革不同步，社會改革滯后於經濟改革，社會結構調整滯后於經濟結構調整，其本質就是社會墮距。

“內輪差”是指車輛轉彎時內前輪轉彎半徑與內后輪轉彎半徑之差。由於“內輪差”的存在，車輛轉彎時，前、后車輪的運動軌跡不重合。在行車中如果只注意前輪能夠通過而忘記內輪差，就可能造成后內輪駛出路面或與其他物體碰撞的事故。對於中國這輛巨型卡車來說，在經濟社會轉型(“轉彎”)過程中，經濟改革是前輪，社會改革是后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標志著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經濟轉型成功實現。然而在這個轉型過程中，經濟增長被過分強調，改革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形象地說，經濟改革前輪轉彎較急，轉彎半徑較小，社會改革這個后輪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視，產生改革“內輪差”。

改革“內輪差”產生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原則在2006年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上已經開始調整為兼顧效率和公平)發展導向下，過於追求經濟增長速度，把應該設定到社會領域的資源和機會也設定到經濟領域中。近年來，盡管中國在社會建設和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已經有比較大的增長，但與當前世界上的發達國家，甚至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還有比較大差距。物質產品的日益豐富與社會公共產品的短缺形成鮮明對照。第二，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並沒有帶來社會體制向適應市場體制的方向轉變。一是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一些已經不合乎時宜的體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根本性的改革(如戶籍制度、財政體制、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二是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原則和要求相適應、相匹配的社會體制沒有得以及時建立和完善(如收入分配調節制度等)。第三，社會公共產品的過度市場化改革延誤了社會改革的時機。上世紀90年代后期到本世紀初，部分政府自身公司化和市場化，教育、醫療等典型的公共產品被過度市場化，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房地產市場化等口號及其實踐大行其道。很多學校、醫院被一賣了之，事實證明，公共產品的這種市場化改革是不成功的，結果就是上學貴、上學難，看病貴、看病難等現象導致民意沸騰，怨聲載道。政府隨后又調整政策，這不但浪費了大量的經濟資源和行政資源，更為重要的是耽誤了社會領域的正常改革，使社會發展更加滯后於經濟發展。

改革“內輪差”內在體現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社會結構的變動滯后於經濟結構的變動。陸學藝認為當前的中國社會結構大約滯后經濟結構15年，“當前我國的經濟結構已經是工業社會中期階段的結構，而社會結構還處在工業社會的初期階段。存在著嚴重的結構差，這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最大的不協調，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存在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畸形尷尬狀況，這是產生當今中國諸多經濟社會矛盾和問題，而且久解不決的結構性原因。”[16]具體來說，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的不匹配體現為就業結構、城市結構、社會階層結構、人口結構、家庭結構與產業結構、消費結構的不匹配。

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社會結構滯后於經濟結構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特殊性和復雜性。中國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的工業社會的轉型與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同步進行，雙重轉變既是轉型中的活力，也使得在轉變過程中經濟與社會出現脫節或“內輪差”成為可能，這個過程困難重重，矛盾多發。

改革“內輪差”使貧富差距由經濟領域擴展到社會領域，社會成員在經濟資源方面的差距擴大為在社會資源方面的差距，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在經濟改革中經濟利益被剝奪之后，由“單位人”變成“社會人”，跌落到社會生活領域，又因為社會保障等機制的不到位而缺少相應的社會補償，從而加劇了社會階層的結構性斷裂，加深了社會風險的程度。當前，唯有不斷改革如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就業體制、財政體制、社會保障體制等社會體制，使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原則和要求相適應，並不斷增加社會建設投入，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改革“內輪差”帶來的負面效應，更好地防范社會風險。

民生困境和公共服務的短腿凸顯改革“內輪差”效應。社會發展的滯后，主要表現為社會事業、社會制度和社會規範建設、社會治理的滯后，突出表現為公共服務的短腿，在社保就業、醫療衛生、教育、住房、公共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均等化、滿意度等方面存在明顯不足。增加公共服務產品種類和數量，提高公共服務產品的質量和效率為主要目標，加快推進住房、養老、社保、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方面的社會改革，提升改革的溫度，打造溫暖型改革，打造公共服務的城鎮化，使社會改革與經濟改革同步協調推進，對於防止改革的“內輪差”效應進一步擴大，有效防范和化解社會矛盾與社會風險，保證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