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要穩定需借鑒北洋軍閥時期楊增新治疆模式

編者按：近代歷史上，新疆治理最成功的范例，非楊增新莫屬。楊增新執掌新疆的1912至1928年，正值北洋軍閥時期，中央政府內閣更替了近50次。中央政府無力顧及邊疆地區，“協餉”名存實亡，新疆內部危機四伏。楊增新逐一化解危局，逐步實現了新疆由亂到治的轉變，在其主政的中后期，新疆的武裝力量更是削減到主政初期的一半。楊增新去世時，“全省人民巷哭野祭，女人孺子亦相向而哭”。

與中國中央政府史無前例幫扶新疆、新疆公職人員“5+2、白加黑”（7天x24小時）式工作，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新疆進入了一個爆恐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反省與探尋什么樣的治理模式能夠穩定新疆，顯得尤為迫切。

以史為鑒，或許能夠找到某些答案。近代歷史上，新疆治理最成功的范例，非楊增新莫屬。楊增新執掌新疆的1912至1928年，正值北洋軍閥時期，中央政府內閣更替了近50次。中央政府無力顧及邊疆地區，外蒙古即在這一時期宣布脫離中國而獨立的。由於中央政府失去權威，“協餉”（新疆財政收支不能平衡，主要支出均由中央政府的戶部和稅收富裕的省份撥款協助）也名存實亡。外部失去了中央支援，而新疆內部危機四伏。西面的伊犁，革命黨人受內地辛亥革命的刺激，發動武裝起義，形成割據政權；北面的阿爾泰，遭受沙俄操縱的外蒙古，發動武裝入侵；東面哈密有鐵木爾領導的農民暴動；而在南疆地區，哥老會通過暗殺地方官員，制造恐慌。

當時，新疆的最高行政長官袁大化深感無力治疆，而將執掌新疆的權力私自授予副手楊增新，攜帶家眷逃回內地。楊增新逐一化解危局，逐步實現了新疆由亂到治的轉變，在其主政的中后期，新疆的武裝力量更是削減到主政初期的一半。楊增新去世時，“全省人民巷哭野祭，女人孺子亦相向而哭”。“當地老百姓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繼續懷念楊增新本人和楊增新時期”，百姓提到楊時皆使用敬語“楊將軍”。（1990年版《維吾爾族歷史》）。這種極高的聲望在相對封閉的南疆甚至延續了百年。據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楊鐮，1986年他在若羌縣遇到百歲羅布人庫萬•庫都魯克，老人依然不是直呼楊增新，而且使用敬語“老將軍”，談到動情處，淚水奪眶而出。

筆者認為，楊增新治疆模式可以概況為“從思想到行動的全面保守主義規則”，主要有如下表現：

一、思想保守。

1、對國外的宗教思想，露頭就斬草除根。楊增新尤其對外來宗教勢力的有極高警覺，他認為“辛亥革命后，外蒙、西藏的離心，主要是由外國人蠱惑的。”對外來宗教勢力，推行行政首長負責制，嚴防死守。1915年，疏附縣知事（縣長）肖鑒章因為沒有對屬地小阿圖什莊的學校請土耳其人、泛突厥主義艾買提、卡馬爾為“教習”及時發現並制止，而被楊增新革職查辦。

2、對於中國內地當時興起的新思想，則寄予屏蔽。楊增新在進入新疆的主要關口設置管卡，其功能之一，就是截留宣傳內地新思想的宣傳品。楊增新甚至指令郵政官員，故意延遲內地報紙在新疆的發行時效，包括迪化（烏魯木齊）在內，能夠看到都是半年以前的內地報紙。

二、宗教信仰政策保守。

“從前服官甘肅，習知回教底蘊”的楊增新，充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在此基礎上，對宗教信仰采取了“積極維持現狀”的政策，主要表現為：

1、只允許教民到官方認定的清真寺里信奉正宗伊斯蘭教，而嚴禁“另立教派、私立門戶”， 堅決清除“私立道堂、在家聚徒念經”。楊增新諭令阿訇：“阿洪為傳教之人，禮拜寺為念經之地，所教之經，以謨罕默德天經為正宗，自昔至今，由來已久，人民亦各相安，從未有私開道堂秘密傳經之事。”

2、不準建新、也不準翻修清真寺。他認為，“各屬城鄉禮拜寺甚多，回纏（對新疆地區信仰伊斯蘭教居民的舊稱）人民自應入寺禮拜誦經，何得格外復立道堂？即考之回教經典，亦無此項名目”。因此，指令各縣知事查封新建之道堂，並將其拍賣，所得錢款歸捐建者。

3、承認上層宗教人士的世襲的特權。“查纏民篤信宗教，尊重阿洪，為牢不可破之習慣”。公眾場合，楊增新座位兩邊必定是阿訇，以此通過對宗教人士的尊重，烘托對宗教信仰的尊重。與此同時，楊增新對阿訇有兩個絕對不允許：絕對不允許阿訇跨地區傳經布道，此舉從源頭避免在新疆出現像伊朗霍梅尼那樣一呼百應的宗教領袖；絕對不允許阿訇私自接觸外國人。

在楊增新的保守宗教政策下，宗教基本上發揮“曉勸回民（泛指信仰伊斯蘭教的中國人），遵奉天經，各安本分” 作用。

三、經濟政策保守。

從北洋軍閥、到民國再到新中國，中國的官吏普遍有新建大項目、大工程來標榜現代化的強烈沖動。楊增新是罕見的例外，他認為官方投資的大工業工程近於壟斷且易造成虧損，於民生無益。其主政時期，不僅沒有發展任何一個大工業工程，反而將虧損的官辦企業租賃給個人經營。這種不與民爭利的經濟政策，在客觀上產生了讓利於民的效果。楊增新時期，新疆的民營輕工業得到了很到的發展，出現了出口創匯企業。如阿圖什的穆薩巴尤夫家族皮革廠的產品成功行銷歐洲市場。

楊增新唯一革新的方面就是吏治。楊增新是新疆近代歷史上，唯一一個即沒有啟用其老鄉和門生故吏、也沒有讓自己的親屬插足新疆事物的新疆主政者。因為楊增新自己清廉公正，所以他能夠以國家分裂的后果來警示新疆官員：“念西藏以自治，非獨藏人之罪也，我漢官之不肖，迫西藏以自治，而后英人得而乘之也。” 同樣，因為楊增新自身的清廉，其開創了“民告官”的“郵稟”舉報制。回纏百姓控告官員，只需貼上郵票寄來，無需躬遞。凡官員遭舉報，輕則立即查辦，重則先撤后查，倘若查無實據，不追究控告者責任。

與此同時，在大幅度削減官員數量后，楊增新推行“高薪養廉”制度。雖然新疆官僚的薪酬是內地同級官僚的數倍（也有資料稱是內地的十倍），但是由於新疆官員數量被大幅削減，整體並沒有增加財政支出負擔。楊增新曾經自豪的講“十年以來，從未加賦稅，從未借債，人民負擔尚輕”。

誠然，楊增新治疆並非無懈可擊，“從思想到行動的全面保守主義規則”治理新疆，聽上去沒有“開明治疆”時髦。大陸史學界對楊增新的評價，也基本上停留在《大公報》在楊增新遇刺身亡后的評論上，重復地給楊貼上“保守落后分子”的標簽 。 但是，楊增新治疆模式，在即不需要中央財政支援，也無需武裝力量維持的情況下，實現了“17年來，新疆各族人民相安無事，沒有鬧過亂子”。這種即不需要“胡蘿卜”、也不需要“大棒”而實現新疆穩定的“保守主義”治疆，不正是新疆實現長治久安需要的政府治理模式嗎？(來源：聯合早報網，作者王強是中國旅美學者，曾任職中科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