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習近平領導風格比較：后者面對更加復雜的情況

鄧小平與習近平領導風格比較 后者面對更加復雜的情況

鄧小平對中國的影響深遠，他的傳奇也將直接影響到我們對習近平執政的評價。為免過早對習近平的功過下定論，我們有必要恰當地解讀鄧小平的政治影響。今年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 40年前，鄧小平開啟了后毛澤東時代的改革開放進程。如今，外界及中國人民都看到了改革開放帶來的變化，並可借此評價鄧小平政績的內容和意義。如今，習近平作為中國新任最高層領導人，大家難免會在某程度上將他與鄧小平比較。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比較的兩個方面是：領導規則和領導風格。

成功的領導人必須有戰略性眼光，能夠看到時代中潛在的挑戰，能夠做到官民相親，帶動民風，同時避免激發過多的外部衝突。 1977年至1985年，鄧小平的全方位“戰略”逐步顯山露水，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清晰。不過更重要的是，根據其戰略方針所制定的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國內政策給外界吃了一顆定心丸，贏得了信任與合作；而隨著中國在外間取得聲譽，加上國際環境變得寬鬆，也令領導層更容易在國內取得成就。

鄧小平戰略的核心思想在於重新定義那個時代的中國，從毛澤東的“戰爭與革命”轉為“和平與發展”。這種轉變意味著國家改變發展重心，避免動員群眾發起極端運動、階級斗爭，也避免采取革命者的姿態挑起與其他國家的爭端，轉而大力推進國內政策，利用國內的人才和資源實現經濟與人文發展，並積極與全球其它國家合作，達致發展目標。

習近平與中國共產黨絕不會摒棄鄧小平“和平與發展”的戰略。不過，早在習近平上臺之前，這一戰略已附加了一個新的定語：“在新形勢下”。大衛•布拉德利（david bradley）在《中國簡報》中解釋，“在新形勢下”強調以下兩方面：首先，中國要加強實力，保護並推動其“核心利益”。其次，中國在國際社會面臨著各種威脅。

以上這兩點在“和平與發展”理念中並沒有體現出來，但如今根據“在新形勢下”的原則，中國可以更加積極強勢，無需隨和通融。這一概念也包含了一個認知，即中國現今的實力的確讓外界不安，但同時也給予中國更大的空間以增加軍備。相較鄧小平時期的戰略，如今的戰略使外國更加不安，不過在國內能夠喚起民族主義情緒，頗具號召力。

比較鄧習異同的另一方面，便是他們各自所面臨的局勢。每位領導人都要肩負起上一個時代遺留的困難與挑戰，並需要把握當今時代的機遇。對於中國人來說，在毛澤東之后，黨國不再過多地干涉人民的生活，人們也開始有機會改善自己的經濟條件。此外，鄧小平在實施改革之初，中國社會仍處於農業社會階段，社會結構相對簡單，幾乎沒有中產階級。

相比之下，習近平的任務更加艱巨，他面對的是情況更加復雜、結構更加分散的社會和官僚機構，還有來自其他方面的壓力，例如上一輪改革中受益的集團會抵制有損其利益的政策。

而且鄧小平上臺時，由於外界對大幅改革的期望極低，因此能夠輕易達到“超過預期”的成果。但當前，外界對中國的期待高了許多，中國經濟表現也有可能出現變化，習近平要滿足期望就困難得多。即便鄧小平在執政初期面臨文革左派激進分子的阻礙，但他仍比習近平更容易在政治上實施可行的戰略。

反腐行動在中國自然受到歡迎，不過當政治關係和政黨統治仍是中國政治的重中之重時，反腐應該如何公正地按照法治進行呢？

這便要說到執政風格了。可以用一個西方諺語來形容鄧小平的執政：“不要貪多嚼不爛”，即改革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所及。他實施改革近20年，從政治領域最容易的環節下手，在過往成功業績的基礎上爭取政治擁護與支援，隨后再推進難度更大的措施。

去年中國召開了十八大，今秋還將舉行四中全會，相關政策方案值得稱許，但涉及領域龐大：讓市場在資源分配的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構建法制監管體系，為民營企業、國有企業、外資及中資企業創建公平的競爭環境；構建法律及司法體制，建成可預測性高、更加公正、透明的司法程式，從而滿足國內外的期望。然而這些加在一起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任務，而且沒有明確的輕重緩急順序，引發外界質疑落實的可行性。

為了推進相關計劃，習近平自己擔任大部分關鍵政策委員會的領導人，幾乎讓自己為結果承擔責任。相比之下，鄧小平把問題扛上身之前，除了確保事情在可行的控制范圍內，總是小心謹慎以確保一切順利（或預期將順利）。

那么，到目前為止我們應作出何等評價？習近平與鄧小平所處時代不同，因此面臨的挑戰也不能同日而語。如同鄧小平一樣，習近平面臨的許多挑戰也同樣棘手。鄧小平實施改革時注重輕重緩急，努力在政治資源和自己的政治雄心之間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