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都會像保齡球一樣倒下 銀行家為何屹立不倒？

編者按：專欄作家 菲利普•斯蒂芬斯在《銀行家為何屹立不倒？》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國家和企業破產，政治領導人像保齡球瓶一樣倒下，世界各地的工人大量失業。我們都本該比現在富有得多。但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卻是一切如常。自由金融資本主義的世界是否變得更安全了？和訊網特摘編如下，以供理論界學術研究與參考。

是時候認輸了。銀行家們又是毫發無損。他們擊敗了政治家、監管者和憤怒的民眾，趾高氣揚地走出了大危機的廢墟。一些人以為2008年的沖擊會改變局面。但我們太天真了。銀行家一邊對數十億美元的罰金不以為然，一邊還領著幾百萬美元的獎金。

國家和企業破產，政治領導人像保齡球瓶一樣倒下，世界各地的工人大量失業。我們都本該比現在富有得多。但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卻是一切如常。自由金融資本主義的世界是否變得更安全了？簡言之，沒有。近期的兩則新聞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美國銀行業巨頭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又被罰款；二是巴塞爾的央行監管官員們放寬了要求商業銀行增加資本金、防范風險的規定。這些報導的引人注目之處，恰恰是它們似乎完全得不到關注：大銀行違法，金融監管機構退縮——這有什么新奇的？

以摩根大通的巨額罰金為例。杰米•戴蒙(jamie dimon)領導的這家銀行支付26億美元，了結了與伯納德•馬多夫(bernard madoff)龐氏騙局有關的刑事和民事訴訟。罰金幾乎沒有掀起一絲波瀾。還沒有哪位不知趣的官員建議讓曾經是“誠實銀行業”代言人的戴蒙考慮辭職。

別忘了，摩根大通此次受罰只是一長串罰單中的最新一筆。美國和歐洲銀行已經承認了一大堆罪名和違規行為，從洗錢到操縱利率、從欺詐客戶到魯莽交易不一而足。遺憾的是，這些事情太過司空見慣，沖淡了公眾憤怒和政治敏感性。

不論怎樣，摩根大通已經認罰200億美元，再罰幾十億美元又能對它如何？換做其他行業，首席執行官斷然挺不過代價如此沉重的丑行。可銀行家成了例外。他們從經濟的生產性部門攫取了大量租金，罰金數量與之相比不值一提。而且，罰金甚至可以抵免稅收。

巴塞爾委員會的規則制定者放過了大型投行：他們放寬了杠桿率新規，降低了投行為從事賭博式交易活動所需籌集的資本金要求。這些讓步標志著金融業八面玲瓏的公關運作再告成功。有時候，銀行看上去反而像危機的受害者，而不是肇事者。

2008年以來，情況一直如此。的確，法規修訂，規則收緊，以限制那些極其冒險的遊戲。資本金要求略有增加，稍稍降低了政府的擔保風險，略微減少了納稅人為銀行家獎金提供的隱性補貼。《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增加了華爾街的合規負擔。

這些措施雖受歡迎，但只是皮毛層面的改革。獎金過高、機構大而不能倒、高管權勢大到難受法律制裁——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未受觸動。

將簡單直接的商業銀行業務同高風險交易業務結合在一起的全能型銀行仍屹立不倒。結果是銀行的組織宗旨——為實體經濟提供必不可少的潤滑——仍然與危險、對社會無益的投機交錯在一起。

但納稅人仍在以擔保形式向銀行提供高額補貼，這偏偏又給銀行冒險賦予了動力。在缺乏真正競爭的情況下，由高級銀行家組成、自成一體的寡頭壟斷團體仍在為自己設定薪酬標準。銀行抱怨法規越來越多，但我們看見的不過是一系列小修小補措施，而非保障體系安全所需的根本改革。美聯儲(fed)前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所說的“未竟”改革依然原地踏步。

看得出大家都在向銀行家的“天賦神權”俯首稱臣，原因是什么？我想到了三點。

第一點毫不出奇：銀行對一切市場經濟的關鍵作用。政策制定者一旦將金融體系挽救於水火之中，便將注意力轉向實體經濟方面。面對著深度衰退和財政赤字劇增，他們不愿冒險讓金融體系的穩定再遭破壞。因此，他們決定小修小補，將就了事。

第二，改革本質上是內部人士的工作——即在危機前為金融體系開出“健康證”的央行官員和監管官員。他們希望讓體系更安全，但不想承認基本結構已經腐爛。

最後，在高賭注的嚇人把戲中，銀行的水平遠超政治家和監管人員。每次監管機構要求提高資本金或是強化審慎控制，都遭遇了銀行聲勢不小的威脅：他們將中斷對企業的信貸。政治家於是退縮了。

要對危機負責的不只有銀行。起作用的還有其他因素，特別是世界經濟的嚴重失衡。監管機構打了盹。

但神奇的是，銀行家的統治仍然未受影響。他們像古代國王那樣接受了一些制約，但制約可能被時光漸漸消磨掉。他們的權力和財富多半沒有遭到動搖。我有時候好奇：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的斷頭臺怎么了？（來源：ft中文網，譯者/劉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