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兵：歐洲困境屬歷史宿命 僅靠一體化難以根除

和訊網訊息 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項兵日前撰文稱，當代歐洲所顯露出的狀態和發展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點像19世紀初的中國。1840年再往前幾百年，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軍事、技術等多方面都處於世界領先者地位。一個國家在偉大了幾個世紀之后出現傲慢和發展停滯，這是或許規律的結果，是很自然的事情。

“歐洲未來的變革不僅需要貨幣聯盟、財政聯盟及政治一體化，歐洲可能還需要文化的再造，如同文藝復興之於歐洲發展的歷史意義那樣。”

在項兵看來，當前的歐洲正面臨四大困境，這也是制約未來發展和變革的問題。

首先是人口的低速增長與老齡化問題。歐盟28國總人口5.1億人，人口自然增長率（0.24%）、65歲人口占比（18%）、勞動參與率（57.5%）等多項數據的全球比較都表現出明顯的人口老齡化趨勢。

其次，歐洲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較強，但在“大風流與顛覆式創新”方面遠不及美國。歐洲沒有自己的蘋果（apple）、谷歌（google）、臉譜（facebook）這樣的企業，這是導致其經濟增長緩慢的原因之一。由於缺乏這種顛覆性創新能力，同時在成本競爭方面面臨新興市場企業的挑戰，歐洲企業的全球競爭力被“夾”在了中間。受此影響，歐洲企業的全球整體競爭優勢在下降。

第三，在全球市值最大的30家it企業中沒有一家是歐洲的企業。根據智庫機構burgel對世界上市公司500強的研究，在1950-2007年間，歐洲只誕生了12家大公司。可以說歐盟匱乏新興企業對老牌企業的沖擊與顛覆。

第四，歐洲相對匱乏創業精神與鼓勵創業的環境。根據《經濟學人》雜志的報導，在創業階段的企業家數量占本國成年人口比例的統計中，主要歐洲國家遠不及美國及巴西、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主要歐洲國家在法律上對創業設定了諸多限制。比如在德國，創業失敗企業破產后，相關人士只能在6年后才可以從事新的創業活動。在法國，經理人員在企業破產的9年內不可再創業。此外，在德國，公司破產的企業家們可能會面臨終身禁止在大公司擔任高層管理職位的懲罰。歐盟國家對創業的法律限制與打擊是歐盟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不過，對於中國而言，歐洲還有很多可以學習之處。

首先，歐洲人雖然心態日漸保守，但這種心態也讓許多歐洲傳統的優勢產業歷久彌新，比如在品牌管理、生產制造管理、產品設計和奢侈品管理等方面，形成了獨特的“鎮山之寶”，有許多在全球市場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偉大商業機構。未來，中國企業應在先進的科技、品牌管理理念與實踐、設計、運營等方面向歐洲企業積極學習。

其次，歐洲的社會制度具有一定的獨特性。歐洲有著相對較好的社會流動性，基尼系數在世界比較中處於較低水平，貧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相對不突出。從人均收入、貧富差距（基尼系數）、社會福利（免費高等教育、全民公費醫療）和公共財政支出等四個維度及多項指標分析看，某種意義上講，除英國之外的主要西歐國家已進入高福利的社會民主主義（西方稱之為 social demorgracy）發展的高級階段。在促進社會和諧和實現包容性增長等方面，北歐、法國、德國、瑞士等諸多歐洲國家有著豐富和成功的實踐經驗。在實現包容性增長方面，中國可以借鑒歐洲成功的經驗，但同時也要吸取南歐諸國相對失敗的教訓。

第三，歐洲在可持續發展方面有非常強的政治意愿與擔當精神，愿意為可持續性發展付出代價。從某種意義上講，歐洲實踐了中國傳統儒學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可持續發展理念。

第四，在文明、歷史與文化遺產的保護等許多方面，歐洲也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理念、靈感與方法。

目前，歐盟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2013年gdp達到17.4萬億美元（美國為16.9萬億美元），中國是世界第二大單一經濟體，2013年gdp為9.3萬億美元。2013年，中國與歐盟的商品貿易總額為5590.6億美元，歐盟是中國第一大商品貿易合作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中國則是歐盟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可以看出，中歐經貿合作在某種意義上講涉及了彼此的核心經濟利益，雙方應著眼於未來不斷完善與提升合作。

“中國與歐洲都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以中國歷史的300年為一個朝代更迭的周期看，中國和歐洲都經歷了多次的政治跌宕，有過數輪的社會調整與制度化變革。從這個角度看，美國雖然是當今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但它建國只有238年的歷史，還沒有走完一個完整的政治周期。從其目前的發展狀況看正面臨著越來越多的結構性矛盾，美國已經成為全球收入與財富不均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項兵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