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曉梧：工人罷工權利不明確 完善勞動力市場必須面對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發表演講

和訊保險（和訊放心保）訊息 由北京大學中國保險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ccissr）主辦的“2014年第十一屆北大賽瑟（ccissr）論壇”於4月18日在北京大學隆重舉行。本屆論壇的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戰略思考與路徑選擇”。會中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以“發揮市場設定勞動力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為題發表主題演講。他表示，市場來設定勞動力資源的時候有兩點不公平需要進一步解決，農民城鄉不公平，壟斷性行業和一般性競爭行業不公平，

此外，他認為工人的罷工權利不明確，依法治國，為什么不依法罷工？這些問題都是我們進一步完善勞動力市場必須面臨的，這是一個敏感的經濟社會問題，但是也是健全勞動力市場，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總體來講，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勞動保護，社會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規並嚴格執行，完善勞動仲裁和法律援助機制，為勞動者公平獲得合法收入和基本社會福利提供法律保障，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既要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也要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

以下是宋曉梧的發言實錄：

現在中央已經成立了深化改革的領導小組，應該說會加大改革推進的力度。金立群董事長講到就業和經濟發展的關係，經濟發展增長速度和就業發展速度關係。中國經濟收入彈性是最低的，一般發達國家經濟稍微一降，它的失業率就上漲，經濟稍微一上升，失業率就下降，很明顯。在金磚四國里面巴西高一些，印度0.2，俄羅斯比我們高。

下面我講講我今天準備的題目。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提出了市場在設定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個提法應該說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並沒有哪個經濟學家或者搞改革的人明確提出來過。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關於這樣一個重大的理論進展，對它的闡述和解釋也還有待於進一步深化。

我認為作為一個重大的理論進展，從問題導向的角度來看，就要看一看我們現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有哪些問題阻礙了它發揮這樣一個決定性作用？

我認為主要是在生產要素資源設定上，我們離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還差很遠。一般的生活資料、消費品的生產，大多數價格已經市場決定了，但是在資本、土地和勞動力這三大生產要素方面，應該說它還有很大的問題。

我講一下勞動力資源設定問題，從兩個方面談談我的想法，一個是勞動力市場的一般性，一個是勞動力市場的特殊性。

先看勞動力市場的一般性與公平競爭，首先這兩個分割並不是由於市場競爭造成的，我們知道城鄉有差別，但是如果是一種自然發展過程，不是行政分割的，局面和現在是不一樣的。

行政性壟斷也是一個大的問題，我們先看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主要在於農民工到了城里從事城市的工作，但是仍然不能成為和城市平等的就業者，過去這個歧視更嚴重。

現在農民工具體數字我不講了，關於劉易斯拐點，前年農民工又增加了3.9%，去年增加了2.4%，從總量上來看，農民工的轉移並沒有減少，這個和劉易斯拐點有點相違背，它是一個結構問題，不展開說了。

這是我們剛剛去世的一個先生的研究成果，他總結了農民工七個70%，從事建筑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70%以上，從事城市中苦臟累險工作的70%以上，工傷事故受害者中的70%，大中城市外來農民工70%住在城鄉結合部，城市各類刑事案件中70%發生在城鄉結合部，刑事案件中涉案人員70%是農民工等等。

中國經濟發展平穩，就是龐大的農民工可以制造低廉的出口商品，一旦市場有什么波動，農民工又回農村去了，不會像美國、歐洲造成城市大量失業農民，現在情況已經發生根本變化了。

市民化的意愿，八成農民工即便不放開戶口也將長期留在城鎮。愿意回農村定居的農民工只占8.8%，只有7.7%的新生代農民工愿意回農村定居，而老一帶農民工的比例是13.3%，當前城鎮化的當務之急是農民工的市民化，提供國民平等的就業環境。

城市率到51%，要把不能享受基本社會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務，包括教育、醫療等農民工拋除在外，我們城鎮化連40%都不到，要提供國民平等的就業環境，這樣才能使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市場平等就業。因為作為一般的任何要素市場，都要有公平的競爭環境。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方面，就是行政性壟斷分割的勞動力市場，這個也是我們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世界市場轉化過程中不到位，產生的問題。

壟斷性行業里面暴露在金融行業，國家發改委編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對18個壟斷行業進行分析的結論是我國行業間工資差距中，有約30%是由行政性壟斷因素造成的。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制組對203壟斷行業與競爭行業之間的平均收入差異進行分析，得出受教育程度對兩類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具有40-50%的影響作用，而行政性壟斷造成的差異則占影響因素的60%左右。這是北京師范大學對壟斷與競爭行業收入決定機制比較詳細的一個分析。

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業有沒有差距？也有差距，但是應該看到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業差距主要是這個行業職工受教育程度的差異，這是經過深入研究的。

我們剛才研究的結果，受教育程度影響占的比例是不夠的。壟斷收益還涉及資源稅、資源產品價格等問題，打破行政性壟斷，合理調整行業之間的收入水平，這都是政府應該做的。

這是行業收入差距的國際比較，一般發達國家，真正發揮市場調節作用，最高與最低行業差距是多少，只有巴西比我們高一點，巴西是2002年的數字，近十年來巴西的幅度是在大幅度縮小的。

剛才講的這兩個問題，我們在市場來設定勞動力資源的時候，如果從問題導向來看，從勞動力市場一般性來看，需要公平競爭環境來看，有兩點不公平。農民城鄉不公平，再一個壟斷性行業和一般性競爭行業不公平，這兩個需要進一步解決的。

下面從勞動力市場的特殊性來看一下，勞動力市場有什么特殊性？勞動力市場與其他任何市場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勞動力與其所有者（勞動者）永遠不可分離，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市場。

我們不能說因為勞動力市場特殊，所以市場就不能起決定性作用，土地市場很特殊，所以市場不能起決定性作用。

這個問題進一步研究，兩個所有者在市場發生交換的時候，購買勞動力，其他的生產要素，兩個所有者的關係只發生在市場交換那一瞬間，交換完了，你的東西歸我了，但是勞動力不是，這兩個所有者的關係不僅發生在市場交換的那一瞬間，要一直延續到企業生產或者單位工作過程中，不能直接使用人家的智力和體力，必須通過所有者來使用他的智力和體力，這就是勞動者和所有者的關係。

其實西方經濟學對這個問題認識也和我們現在一些學者不一樣，我們有些學者認為論述勞動力的商品，是市場派，論述勞動力不是商品，是保守派，其實西方經濟學反而很少爭論說勞動力是不是商品，只是把勞動力視作一種商品，在生產管理中，用供求來調節。

確實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再強調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力成為商品。但是我覺得這樣一個問題，大家可以看到，正是由於這樣一個特殊性的存在，勞動力資源設定產生這樣一個特殊的問題，它的企業家和工人關係不僅在市場交換過程中，要延續到生產過程中，請問到生產過程中的這個關係怎么解決？因為勞動者是個弱勢群體，企業家、資本家是強勢群體，如果政府到企業內部去干預勞動關係，必須要求建立一個集體談判的制度，這就是西方勞動力市場經過原始積累階段以后，發生了大量的勞動糾紛，劇烈階級斗爭以后，終於走上了這樣一個集體談判的道路。

所以集體談判一點不影響市場決定，市場主體討價還價，這樣一個關係在國際上已經通行了，1949年國際勞工組織通過集體談判公約以后，調整勞動關係和工資福利通行的原則，作為一個國際勞工組織最基本的一個原則，寫在這個章程里面了。

我們從90年代初也開始推行集體談判，但是正如200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關於檢查工會法實施情況的報告所指出的，企業工會干部大多數是企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這種情況造成工會干部很難真正代表職工的利益。由於缺乏有序、有效的集體談判機制，我國企業的勞資糾紛多以無序方式進行，其中集體爭議案件大幅度上升，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因素。

進一步完善集體協商機制，要明確雙方的組織權利，要明確談判權利，另外就是工人的罷工權利和企業家的權利，我們對組織權利好像不是太明確，但是在積極推行集體談判，要建立一個中國特色的談判機制，但是我覺得它很難離開市場經濟一般的這種規律。

這個問題是很敏感的問題，我在最後一次參加政協會議的時候提了一個提案，用法律來規範工人的罷工權利，但是政協最後給了我一個回復，說正研究一個提案，不予立案。

這個問題我在不同場合都呼吁過，我認為工人的罷工權利不明確，依法治國，為什么不依法罷工？這些問題都是我們進一步完善勞動力市場必須面臨的，這個問題我很早就提出來了，但是沒有解決。這是一個敏感的經濟社會問題，但是也是健全勞動力市場，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最後說說勞動力市場的特殊性與社會保障，從問題出發，主要是兩大問題，一個是不夠公平，一個是可持續性應當引起關注。

建立更加公平的基本社會保障制度，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寫的就是建立更加公平的基本社會保障制度。當時中國50人論壇布置給我一個任務，就是寫一個社會保障的建議，我說如果從問題出發，就是兩個，不夠公平，可持續引起關注。

現在我覺得基本社會保障按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向來改革，這里面有幾個問題，一個就是實行普遍關聯原則的基本特殊保障項目，可以先在統籌區域內實現均等化，再逐步向全國統籌過渡。實行就業關聯的基本社會保障項目，其待遇標準與職業就業期間的工資相關聯，不能設定絕對均等的標準，但可以設定相對均等的標準。扭轉地區間基本社會保障待遇逆向轉移的趨勢，統籌規劃城鄉基本社會保障。

這是當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所占的比例還是很低的。另外要高度重視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性，過高的福利以及人口老化給一些歐洲國家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當然我們和歐洲的發展水平不一樣，所以不應該是人家減肥我們也減肥。

但是我們要警惕，因為社會保障制度是一個長期的經濟社會制度，一旦設立以后，不能老改。保基本確實很重要，要讓出一定空間給我們的保險業，給我們的企業年金，但是現在這方面做的不夠，基本我們研究的結果，是國家基本保障比較企業的保險，還有醫療保險，發展的還微乎其微。

再一個就是延長退休年齡，這個有爭論，另外是調整個人賬戶基金，這個爭議也很大，有人主張做16%的大個人賬戶，我的意見是縮小個人賬戶，增加其中社會平均工資，增加公平性，這個問題也在爭論。

最後還有一句話，發揮市場設定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里的內容，老人老批評，你們有些人光講市場決定，不講發揮政府作用。

在勞動力市場的培育方面要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中國的政府和其他成熟市場經濟的國家不一樣，還肩負著培育市場勞動力的作用，去打破行政分割，這就是政府去打破，行政分割政府不去打破，不會自然打破的。

另外就是提供社會保障，現在這些方面都存在很多問題，像我們政府應該監管的一些問題，由於地方政府的競爭而放寬勞動標準，甚至社會保障標準都不去管，最近發生很多問題，最低工資變成了天花板，本來是最低工資，變成最高工資了。這些問題都讓政府來管是有問題的，要發揮集體談判的作用，但是我們集體談判作用發揮的不好。

總體來講，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勞動保護，社會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規並嚴格執行，完善勞動仲裁和法律援助機制，為勞動者公平獲得合法收入和基本社會福利提供法律保障，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既要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也要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我的發言完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