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從來不是好東西 歷史上沒有成功過

“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此次三中全會決定中引人關注的經濟體制改革舉措。從概念的提出上來講，混合所有制經濟並不是一個新概念，十五大、十六大都提到過，只是沒有作為改革的重頭戲。這次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搞混合所有制經濟，主要是推進企業層面的混合所有制化，特別是包括中央國企、地方國企在內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化。

對於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化來說，很多人以為最大的支援者和受益者應該是民營企業。其實不然。自晚晴以來，我國民營企業的發展歷程可謂“命運多舛”，甚至現在仍然有一些有歷史感的民營企業家，一聽說要搞“混合所有制”，心里就一陣陣發緊，不知是福是禍。因為我國近代以來的150年歷史上，混合所有制對於民營企業來說，從來不是一個“好東西”。民營企業在混合所有制中失去的主要是企業和資產，收獲的主要是血淚。

遠的不說，先說離現在最近的一次“混合所有制”運動——上世紀50年代的公私合營。國家政策在短短幾年內發生急劇變化，從原來命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保護民族工商業”，急劇地向“一大二公”的模式改變。民營企業（教科書上被稱之為民族工商業企業）只能被動地接受自己的命運，開始搞公私合營，搞“混合所有制企業”。一開始，在私營企業中增加公股，國家派駐干部（公方代表）負責企業的經營管理；企業由“資本家所有”變為“公私共有”，公方代表居於領導地位；“資本家”喪失企業經營管理權。然后，對於“混合所有制企業”中的民營股權，采取贖買予以快速國有化，或定息制度進行蠶食式國有化，十年定息期滿，企業完全被國有化。很多民營企業和品牌在這一輪混合所有制運動中消失不見，一代企業家紛紛凋零；存活至今的品牌如王老吉、全聚德、同仁堂(600085,股吧)，仍然是國有企業持有經營，失去了家族傳承。民營企業家心中的“恐懼”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此次“混合所有制”運動。

再往上就是國民黨的國民政府時期，1927年至1949年。眾所周知，國民黨秉承的是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但多數人並不知道的是，在“民生主義”中，孫中山的主要思想是“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國家資本就是以四級國有企業“中央國營企業、省營企業、市營企業、縣營企業”組成的國有經濟體系；私人資本就是民營企業。用現在話說，也是搞“混合所有制經濟”，只是民營經濟要和國有經濟分工協作：凡是民營效果比國家經營效果好的，都應由民營資本來做；不能由民營資本做的或者有壟斷性質的，都應由國家經營；在當時條件下，一切天然資源與一切壟斷性事業“悉當歸國家經營，所獲利益歸之國家公有”，這些領域包括鐵道、商港、煤炭、鋼鐵、石油、水力、航空、大商業等。這種政策的實施結果，就是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持續上升，到1944年國有經濟在工業產值中比重已經上升到約36%，1947年上升到42%，民營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這輪“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結果是眾所周知的。

事實上，中國搞“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歷史還能往上溯，那就是晚晴時期。晚清被迫對外開放后，民間資本對輪船航運業十分感興趣，想申請成立股份制航運公司，清政府根據傳統體制拒絕了民間申請。在具有相對先進性的官僚（洋務派）主導下，一種在舊體制框架下利用民間資本的企業模式被發明出來，即官督商辦模式--企業采用股份制，股份分為官股和商股，官股是政府或封疆大吏的代表，有“紅頂”和品級（即行政級別）但多數並不出錢，商股就是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家的股權，日常經營歸商股，最終控制權歸官股。這種“混合所有制企業”的先進之處在於，在官僚企業中引入了“企業家因素”，因此短期內獲得了成功。但是其根本問題在於“官股”和“商股”的不平等，不能真正按現代公司治理法則運行，官員慢慢掏空了整個公司，“商股”最後不得不退出。鄭觀應對此憤懣至極，寫下長詩《商務嘆》：

輪船招商開平礦，創自商人盡商股。

辦有成效倏忽變，官奪商權難自主。

總辦商董舉自官，不依商律由商舉。

律載大事應會議，三占從二有規矩；

不聞會議集眾商，股東何嘗歲一敘？

不聞歲舉查帳員，股息多少任所予；

調劑私人會辦多，職事名目不勝舉；

不洽輿情無是非，事事輸入糜費巨；

用非所學弊端多，那得不受外人侮？

名為保商實剝商，官督商辦勢如虎；

華商因此不及人，為叢驅爵成怨府。

這首詩需要慢慢地品味，細細的琢磨，之后能夠發現民營企業家的心酸和對官督商辦模式的極度失望。在官僚企業中引入企業家因素，比只聽行政指令的官僚企業是有一點進步，但有行政級別的官股和商股如何能平等，如何能按董事會規則行事，企業如何做重大資訊披露，企業如何不被掏空等問題，都是官督商辦體制不能解決的。事實上，這些問題也是今天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化必須解決的。當然，把原有的國有獨資企業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業，遠比發起設立混合所有制企業要難得多，前者有數不清的歷史包袱和問題需要解決，比如企業的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財務數據即其他重要資訊的透明化、國有資產的估值、國有股減持的比例及價格等等。因此，這一次搞混合所有制經濟想要成功，必須要搞出新東西，是非要下一番功夫不可的。

馮立果為經濟學博士后，獨立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