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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從來都需要權衡，沒有最優方案，只有次優或次次優方案。未來三到五年，是改革與風險賽跑的關鍵時期，成敗就在此三五年。學會釋放風險，才能化解大的危機，才能為改革爭取時間，創造條件。對於中國的改革而言，在這樣一個改革與風險在賽跑的關鍵時期，認清形勢，學會取舍，“十個指頭彈鋼琴”至關重要。經濟和政策求穩，改革和轉型求進，應是未來相當長時期我國的一個基本選擇。
中國當前面臨的最大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就是，改革與風險在賽跑！既要推進改革，又要釋放風險。這個問題事關經濟可持續、政治穩定和改革成敗。當前，改革的共識是具備的，經濟上的風險也是存在的。根據美國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描述，經濟長時期穩定可能導致債務增加、杠桿比率上升，進而從內部滋生爆發金融危機和陷入漫長去杠桿化周期的風險。經濟好的時候，投資者傾向於承擔更多風險，隨著經濟向好的時間不斷推移，投資者承受的風險越大，直到超過收支不平衡點而崩潰。這種資產價值崩潰的時刻被稱為明斯基時刻。很顯然，如果處理得好，我國完全可以避免明斯基時刻。
這就需要充分認清兩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層面是穩住：不要引起經濟大幅波動，紓解社會矛盾，確保社會穩定；第二層面是化解：穩妥化解風險，逐步釋放未來的風險。只有建立在這兩個層面的思考之上，改革才能務實而穩妥地推進。
當前，我國的改革還處於共識階段，合作遠遠大於分歧。如果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改革就有可能陷入巨大分歧。最後的解決辦法很可能是重走寬貨幣大投資的道路，風險進一步累積，為一下輪泡沫破滅埋下伏筆。基於這樣的分析，筆者認為，經濟和政策求穩，改革和轉型求進，應是未來相當長時期我國的一個基本選擇。為此，當前需要做好兩方面的工作。
其一，經濟上穩住，守住底線，就業尤其不能出現問題，為改革創造良好環境。短期看，經濟還得穩住，政策不宜過松或過緊。既不能讓經濟下滑過快，也不能過分寬鬆重新加杠桿，度的拿捏，非常重要。保持宏觀政策的定力需要高超的藝術。
關於中國的就業彈性系數研究表明，經濟增速下來，就業吸納能力未必下降，甚至由於第三產業的開放，就業吸納能力提高了。但是化解產能過剩以及其他結構調整所造成的失業問題，仍需要高度關注。
土地、國資國企、財稅、金融等領域的改革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要加快改革步伐，加快放松管制、簡政放權的力度，特別是對第三產業的管制放松和開放，為經濟增長創造增量和內生動力。很多人低估了這一類改革的重要意義，這實際上是為整個改革創造條件爭取時間。改革的速度慢了，后面的壓力就越來越大，這就是改革與風險賽跑。無論如何都要守住不發生系統風險的底線，為改革預留空間。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改革本身也是有風險的，例如金融領域的改革必須慎之又慎。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改革是需要考慮優先順序和方法論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檔案，實際上已經公布了整體改革的方案、時間表和路線圖。但是，無論是五位一體還是七位一體的改革，順序是什么？時間表和路線圖是什么？要以成立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為契機，盡快推出，“一分部署，九分落實”，給國民以期待，爭取國民對改革的更大支援。[NT:PAGE=$]
其二，打破剛性兌付，在可控范圍內釋放風險，防止風險繼續累積。現在主動釋放風險，比未來被動接受風險，兩害相權取其輕。具體做法是針對地方債務推行債務余額管理，促使債務增長與本地經濟增長匹配。目前我國國債水平在國際慣例的臨界點之下，在人均gdp安全邊際之內，總量還有擴張空間，主要體現在中央政府債務上。樂觀地看，大約還有十年的政府債務擴張期。不樂觀地看，也就三到五年。美國、日本、德國等10個國家在最近20年經歷了政府債務率從60%上升到80%的階段。平均起來，政府債務率從60%提到80%歷時10年左右。如此看來，當前我國還有適度擴張中央政府債務，遏制地方政府債務無度擴張勢頭的余地。地方債務的擴張表面是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本質反映了預算軟約束痼疾。財政體制改革看似改的是“財”，實際是改的“政”。沒有預算民主化和透明化，軟約束無解。
打破剛性兌付，也是為了最終防止道德風險。明斯基時刻被分為理性借貸、投機借貸、旁氏借貸三個階段。當前很多個案已過了投機借貸階段，到了旁氏借貸階段。剛性兌付既不符合契約精神，也容易產生道德風險。今年將有很多個案可能風險爆發，這也是檢驗決策者智慧和勇氣的時點。只要有底氣控制系統風險，就要容忍局部風險的暴露，這種局部風險越早爆發越有利於較大風險的釋放。
為了能以更緊迫的態度推動化解過剩產能，應允許僵尸企業退出市場。過剩產能去不掉，市場出不清，結構調不了。長痛不如短痛，大痛不如小痛，由此，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必須弱化，嚴格環保監管，倒逼產能過剩領域加快兼並重組和市場出清。
2013年是個特殊年份。由於全球qe潮，使外資再度大規模流入，外匯占款大幅回升，人民幣大幅升值。由於人民幣匯率的相對堅挺，以及中國與國外持續的凈利差，今年國際資本可能繼續凈流入，但流入速度較去年可能顯著放緩。美聯儲從縮減qe到退出qe，將對全球資本流動產生重大影響，我國需要做好資本凈流出的準備，同時要防止出現最壞情況。既要高度重視資本流出的風險，又要認清資本流動的趨勢。
決策從來都需要權衡，沒有最優方案，只有次優或次次優方案。未來三到五年，是改革與風險賽跑的關鍵時期，成敗就在此三五年。學會釋放風險，才能化解大的危機，才能為改革爭取時間，創造條件。對於中國的改革而言，在這樣一個關鍵時期，認清形勢，學會取舍，“十個指頭彈鋼琴”至關重要。（博客：管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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