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新生：中國改革指數的腐敗邏輯

ccvi中國價值指數首席研究員崔新生

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內部人”分肥或搶劫

那些認為腐敗是改革必然代價的觀點，並沒有找到腐敗與改革的根源，並非是改革與腐敗是必然性的孿生或伴生物。這一點，沒有任何足以說服的例證。即使如此，能夠如中國這樣，長時期、反復地改革與腐敗緊密相連，重復付出腐敗代價推動改革本身，無論是對於制度本身、或者社會不平等承受能力，都是不可持續的。

那么，為什么循環往復於這一輪回？一切歸於體制本身的尋租基因並不為過。因為一是體制本身的含金量；二是“內部人”信任機制。這就導致中國從改革開始，每一次改革部署，都會自然孳生一個屬於“這一次”的特殊利益群體或鏈條。比如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之“先富起來”政策，即造就了官倒群體，計劃內外價差，則是主要利益空間；1990年之后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資本市場及國有企業改制蘊含的“價差”，包括控制上市公司指標，所形成的上市前后巨大泡沫，則成為基本的暴利空間，包括房地產的資源控制價格等等；2000年前后伴隨奧運會設施建設，而進行全國房地產主題大躍進，與此相關的房地產業、金融業體制內外的轉換過程，出現更深程度、更廣泛的尋租空間。

每次改革拉滿政策弓弦，政策密集夾帶利益輸送，社會及國家財富迅速向“內部人”集中。“內部人”橫跨體制內外兩界，他們深知政策風險幅度，掌握風險邊界的底牌，懂得如何在暴利之間火中取栗地有效避險。他們是體制的“自己人”，由此構成中國特色的、“自己人”政策投機階層，他們鎖定政策趨向，一正一反、一明一暗，在政策啟動時盤踞縱深，在政策效力進入市場化后即退隱而瞄準另一波政策機會，即時評估投機利潤和博利風險，伺機進入並動物兇猛。

政策投機者必富

在中國沒有任何一項投資，可以回避或不利用政策風險，如今這一點已經被冠冕堂皇地冠之於“制度紅利”或“改革紅利”，這是多么可怕的普遍現實！因為其自上而下充分肯定、強力推動政策投機的“合理性”。政策投機存在，則意味著改革必然腐敗，投機取巧永遠高於勤勞致富。

從1980年左右，到如今全面深化改革進程，重大的體制改革和政策集群式運動，至少不下於數次，而隨之各種各樣配套政策，更是不計其數。盤點這一過程的“政策紅利”，即可給出一定比例的腐敗規模。

這還不包括一些突發的偶然事件，而密集出臺的應對政策，比如內部之汶川抗震救災、外部之四萬億經濟刺激。只要出臺政策，“內部人”即聞風而動，迅速調整政策逐利規則，進行內外部滲透操縱。汶川大地震，筆者在《金融時報》撰寫零成本減災計劃方案，地震區政府部門迅速與本人取得聯系，表示該方案非常振奮，之后半月無訊息，當地好心人方解釋，所有與抗震救災有關的財務和決策，當地政府已經不能插手，而我的計劃或方案，自然會壓扁其中中央到地方的政策利益空間。地方政府既不能拒絕、也不可能拒絕與這一力量合作，每一層級盤根錯節，則隱藏著牟利鏈條。

再比如四萬億投資，本人在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網）撰文四萬億次級投資危機，應建立金融減災基金。在地方政府紛紛發愁四萬億錢從何來時，嶄新的鈔票，已經紛紛從各大銀行的提款機吐出。而四萬億，其中有多少的“點數”，被化為其中的“傭金”或“合理”損耗等等，進行了財務挪移。

所以，改革開放的真正受益者，不是真正是中國特色市場里折騰的老百姓，而是與行政特權千絲萬縷的特殊階層。

誰在制造政策牟利機會

為了保證政策的權威性和執行力，必然通過行政極權效用最大化這一路徑。所以，作為政策投機者一部分的經濟學家們，一方面處處嚷叫市場不平等或不公平，另一方面則積極通過各種渠道和手段介入決策，以自身的建議成為政策而為榮。政府為了張揚行政極權，必然歡迎對自己有利的決策建議，如此與經濟學家們形成政策利益勾結。於是，經濟學家成為政策投機暴利的始作俑者之一，而其中名聲最大者，自然是政策投機利益最大獲得者。

當政策驅動市場化成為“中國模式”之后，自上而下的每個人都成為政策投機客。企業界參政議政，並不是為了承擔多少企業責任，而是可以以此向政策投機利益階層更近靠攏，或成為其中的一員，方便在某項政策出臺時捷足先得。於是，就必須繳納“門檻費”即通過腐敗權利階層，而獲得成為“內部人”的資格。

在這一循環路徑依賴下，無人不一邊詛咒政策的反復無常，一邊削尖腦袋投入政策的懷抱。而真正成為政策率先的受益人群體，則早已諳熟政策投機規則。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以官倒為例，即因為他們的父輩在權力中樞，是政策的制定者、甚至是政策的化身；到了本世紀初同樣如此，如壟斷領域改革開放、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政策放開等等，最大得益者同樣如此，圍繞權力中樞，結成成群結隊的政策投機“內部人”特權利益集團。可以說，每一屆政府、每一次重大的決策，伴隨著數屆政府“內部人”利益集團之間的爭權奪利、極權博弈，同時控制本屆政府的政策投機勢力范圍。

與此同時，經濟學家或決策咨詢者，則必須要通過與“內部人”特權利益集團結為同謀或同黨，狼狽為奸最後大家分肥。

這一循環路徑愈發駕輕就熟，中國改革開放倘若不打破這一路徑迷局，所謂腐敗只能重復而且更為隱蔽和巧妙。

混合所有制需從根源上解決問題

最大的腐敗，是政策性腐敗。政策制造投機機會，投機機會創造行政尋租空間，然后尋租者與租賃者周圍迅速形成“內部人”集群，形成腐敗利益共同體。

在十八大三中全會及《決定》前后，同樣也與以往一樣，我們正在經歷這一改革開放歷史性的政策性腐敗時機。混合所有制，包括城鎮化運動，同樣也是其中的政策腐敗焦點。

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節點，即政策投機者總是以政策概念積極倡導者的名義，而進行行政腐敗利益大挪移。而后一點，與政策概念沒有實質性的意義。因此，偷換政策概念，目的是方便行政策腐敗的自由度。

誰偷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這僅僅是一舉例。

當國有企業鼓吹混合所有制進行自身“改革”時，會在國有企業作為迅速形成“內部人”集群，他們可以以混合所有制的概念，將百分之四十九的股權出讓給“自己人”，如果政策允許，他們甚至想百分之百出讓。就這一百分之四十九，所有操作已足夠尋租空間。所以，假如真正解決、哪怕限制這一政策的腐敗伴生品，至少應該迅速建立國有企業出讓股權的對象是什么人，以及在本系統、本行業內公示這一“四十九股權”持有人的背景、包括購買股權的資金來源，一旦查出，迅速禁止其多少年不得進入相關領域進入投融資活動。

比如在能源領域，“百分之四十九股權”民營化，並沒有什么實際意義。因為資源壟斷即油源壟斷，才是真正的死穴。換言之，國有企業並不缺少那百分之四十九的資本，而鼓吹混合所有制，恰恰是為了進行“內部人”政策投機利益大挪移。有很多地方，表面上的國有五十一控股，其實經營者全是由百分之四十九的民營企業來管理和運營，這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

資源壟斷帶來的壞處，已經不止一次地昭示著對市場的侵害程度，如國有企業將油源或油品批發權控制在手中，導致民營加油站只能通過腐敗而獲得油源保證。而民營油企為在與壟斷企業加油站進行價格競爭中占據優勢，只能通過油品做文章，從而使得民營加油站的油品得不到質量保證。民營油企明知道這是自殺行為，但不這樣做就無以保證銷售利潤。如此長期下去，所有的人只知道民營油企的油品質量有問題，認準了是奸商，但沒有人會去想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由此，劣行驅逐良行，惡行驅逐善行，此為中國式壟斷的德性。

因此，混合所有制、特別是壟斷領域的混合所有制，需從根本上解決，如在資源上游建立全民公共資源受益機制，在全民資源權益定價公開的前提下，向所有企業開放，形成不同產業、不同產品組合的市場競爭主體，此方為混合所有制的應有之義。否則，只能是形成新一輪政策投機“自己人”利益集團的孵化機制。

（作者系國際非理性經濟制度理論學會（iiesti）會長、ccvi中國價值指數首席研究員 崔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