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上海灘流氓大亨杜月笙生命的最后六年
鉅亨網新聞中心 2014-04-10 08:48
杜月笙魂斷香港
杜月笙杜月笙,改名鏞,以號行。上海浦東人,1887年生。1903年在上海水果行當學徒,1911年參加八股黨,成為上海灘三大亨之一。后任上海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兼納稅華人會監察。1927年組織中華共進會,配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1934年后歷任上海市地方協會會長、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等。抗戰爆發后,曾協助軍統從事情報、策反、暗殺活動。抗戰勝利后,曾任上海市參議會議長。
1949年4月27日夜晚,上海解放前夕,黯然神傷的杜月笙包了一艘荷蘭輪船“寶樹云”號,攜妻妾、子女、朋友、隨從數十人,逃離上海,到香港避風。
杜月笙到香港后,租住堅尼地臺18號底層,這是由他的一個門生替他租下的,僅三房一廳,比起上海華格臬路杜公館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他整日蝸居於此,幾乎是足不出戶。
到港不久,杜月笙的哮喘病復發,大概是一路勞頓,受了風寒,加之心情不好所致。一代大亨的最後歲月,基本上是在床笫之間度過的,有時甚至靠吸氧氣維持,到了后來,神經衰弱症、心臟病和下肢偏癱接踵而至。
有人勸杜月笙找名醫來診治,他會幽幽地說:“老實講,若我今日仍在上海,不會如此的。”
經濟上,杜月笙也極為拮據,因為在香港不比上海,他賴以發跡的、上上下下的社會基礎一旦失去,就無從呼風喚雨了。他來港前,將上海東湖路附近的一幢洋房賣給美國人,得45萬美金,在香港就是靠這筆錢開銷。但杜府上下人口眾多,花費很大,每月總在6萬左右,畢竟是大亨,人來客去場面還是要應付得過去。
在香港杜府,整日價忙忙碌碌侍候杜月笙的,是姚玉蘭和孟小冬兩位。姚是杜的四太太,名伶孟小冬此時尚無名分,只是與他同居有年,她隨杜月笙坐船來香港后,始終體貼入微地照料他,給了杜月笙莫大安慰。
杜月笙與姚玉蘭
孟小冬小冬原是在上海唱紅的京劇名角,人長得很漂亮,年輕時在北京曾一度跟隨過梅蘭芳。后來潛心向余叔岩學戲,得其真傳,並世無第二人,被譽為“冬皇妙音”。
孟小冬與杜月笙同居之后,再未登臺。到香港后,為給杜月笙解悶,小冬常教杜月笙學戲,杜也以此為樂。不久以后,杜月笙與孟小冬正式結婚。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體略有好轉,甚至還扔掉了輪椅、拐杖和氧氣瓶。逢天氣晴朗之際,還常在家人陪伴下出外散步。一次,路過錢新之家門口,還登門拜訪了他,並共進午餐,使這位老友不勝詫異。
有人說,這同杜月笙在國共兩黨面前重新“吃香”有關。的確,當時人民政權已日益鞏固,統一了除台灣之外的全部山河。台灣當局在美國的扶持下,也獲得喘息的機會。雙方開始加緊對流落在香港的著名人士做工作,爭取他們的回歸和支援。中共高級干部喬冠華、潘漢年一直與杜月笙保持聯系,並派金山、章士釗等人赴港,勸說他返回上海。杜的一個兒子,也留在上海做聯絡員,時常往返滬港兩地,傳遞資訊。
對此,老謀深算的杜月笙表示,因身體欠佳暫不能回大陸。但是當遵照潘漢年“盡可能范圍內多為人民服務”的指示精神辦事,在香港決不從事反共活動,也不打算去台灣,並托人帶口信回上海,要留在上海的門生服從人民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報效國家。
台灣當局也不斷派人赴港,拉攏杜月笙去臺,均被他婉言拒絕;無奈之下,他們擬讓杜月笙在港為台灣方面做事,亦遭杜婉拒。如聘請他為“救國公債節約儲蓄券港澳勸募委員會主任委員”,想以杜氏之威望,幫蔣氏政權搜刮港澳同胞錢財,杜亦未答應。
那年清明過后,北京中國銀行(行情,問診)準備在京召開董監事會議。杜月笙、陳光甫和在香港的其他幾個金融界巨子,如張公權、宋漢章、李銘等,原都是中國銀行的商股董事,此番中國銀行改組,中共考慮到這批人的特殊身份,和出於統戰工作的需要,特地派人赴港,邀請他們返京參加改組會議。
這批銀行家們拿不定主意,問計於杜。杜月笙說:“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要采取一致立場。目前縱不可能去北京,但我們可出具委派書,委派代表去北京參加會議。”
這個建議被一致通過。訊息傳出后,震驚中外。后來史稱“中行事件”,特別是台灣方面如遭雷擊,對杜月笙極為不滿,蔣介石更是震怒,將在台灣的杜之老友,如張群、王寵惠、嚴家淦、洪蘭友等人,召到草山別墅大加訓斥,罵得狗血噴頭。后來杜月笙病逝香港,蔣介石遲遲不作表態,也與此事有關。
1951年4月12日,對杜月笙來說,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日子。24年前,在蔣介石發動的反革命政變中,杜月笙充當了劊子手屠殺了許多共產黨員和工人群眾。隨著這一天的臨近,杜月笙心中忐忑不安,夜不能寐,不知道大陸方面有何舉動。
一天,台灣方面忽然派人來到香港,給杜月笙帶來了一個驚人的訊息,說上海人民將於四一二政變紀念日,舉行清算大會,屆時將公審黃金榮、杜月笙、楊虎等兇犯,黃楊兩人自然槍決,在港的杜月笙也要被押回上海執行,不如趕快動身去台灣,否則悔之晚矣。
言之鑿鑿,聞者驚心。
杜月笙忙問:“此說可靠否?”
“絕對可靠,系大陸上層人士絕密傳遞之情報。”來人又稱,大陸已派暗殺團來港,若無法押解其回上海,則就地予以處決。
杜月笙雖然與中共有秘密接觸,且多少知道中共方面對他的態度,料想不至於此,但來人如此言之鑿鑿,杜月笙心里不由得發毛。若翻老賬,他杜月笙的確是血債累累的,一連幾天,杜月笙輾轉床榻無法入睡,思慮著最終去留,拿不定主意,神經衰弱到了極點。直到事實證明,那是無稽之談,心始稍安。
轉眼到了7月,那天天氣炎熱,杜月笙正陪客人吃飯。席間,杜感到腹脹,手捂著肚子說:“我不舒服,要進去歇一歇。”
說罷,便要站起來,可用了幾次勁,都未能站起來,原來腿部都已麻木,失去知覺了。顯然,這是中風引起的下肢偏癱。
杜月笙自言自語道:“不對了!不對了!這次真的不對了!”
眾人趕忙上前,半抱半拖,將他弄進臥室休息。此后一個多月間,直至病逝,杜月笙再未能起床,偶爾坐坐輪椅,故自嘲為“張靜江第二”。
杜月笙本無太強的求生欲望,下肢偏癱后,更了無生趣,醫生或家人勸其打針服藥,皆遭拒絕,他說:“你們這樣是讓我多吃苦頭!”
好友顧嘉棠說話風趣,對杜說:“做張靜江第二也不錯,君不見他老人家從政之余,照樣討小老婆,照樣生兒子嗎?鏞兄大可不必灰心!”杜只是嘆道:“我自己心里有數,你們就準備后事吧!”
其后幾天,杜的病情果然日趨惡化。在與孟姚兩位太太談話時,曾突然昏厥,后注射強心針才蘇醒過來。蘇醒后,對她們說:“余生平最愛面子,長此下去將失面子。”
家人痛哭,知此次杜在劫難逃。
8月7日,杜月笙叫來秘書胡敘五,說是要口述遺囑。他用嘶啞的嗓音,對眾人說:“你們看我這個樣子,說不定什么時候就去了。趁現在尚有力氣說話,及早錄下遺囑,不要到時悔將無及。”
時家人、好友均在室內,拭淚點頭。姚玉蘭拿過一只枕頭,塞在杜月笙背后,扶他坐好。
杜月笙這時已是兩頰凹陷,臉色白中透灰,說上幾句話就要大喘幾口氣。他閉目養了一會兒神,才緩緩說道,大意是:我已病入膏肓,行將離世,茲將所遺財產(包括現金、債券、不動產等),按具體分配方案,留給各位夫人及子女……各位繼承人要努力守成,艱苦創業,云云。杜死后,據說有遺囑三份,一為言平生志事與希望者,一為訓勉兒女,一為處分財產。此即是后者。
遺囑“處分財產”,並未涉及政治,全是遺產繼承等家庭瑣事。杜月笙口述一通后,叫胡敘五重讀一遍,然后掙扎著簽上自己的名字“杜鏞”。
老友錢新之、陸京土、顧嘉棠、吳開先、徐采丞五人,應杜之邀請,於遺囑上副署,監督以后遺囑的執行。
陸京士是杜月笙病情惡化后,從台灣特地趕來探視的,於8月2日抵港。7月29日,陸京士接到杜月笙從香港打來的電報,內容僅四個字:“病危速來!”於是急忙束裝啟程,趕往機場搭航班飛香港,但偏偏這幾天遇上臺風,飛機不能起航。
此刻已很迷信的杜月笙得知這一訊息后,沮喪地對圍在床邊的親友說:“陸京士不能來,說明我的病真是不會好的了。”
杜月笙立下遺囑后,病勢未見好轉,反而每況愈下,體溫驟升,大口喘著粗氣,時而昏迷,時而蘇醒,開始進入彌留狀態。醫生說:“杜先生不行了,肺、心、腎臟均發病,已呈總崩潰,回生乏術,只不過拖延時間了。”
有一次,杜月笙忽然清醒,對周圍說:“有事可在此時詢問,我要說的話都已說了。”眾人默然,姚、孟兩位太太及子女,均失聲而哭,甚是凄涼。
忽然,杜月笙看見站在床旁的朱某,想起曾借給他一筆款子,便瞪了他半天,一字一句說:“朱兄那里,我還有十萬……”
杜月笙見朱某如此情急,十分不滿,惡聲惡氣說:“是港紙,當然是港紙了。”接著,他又關照了幾件家務事,才重又昏昏睡去。
14日下午,昏迷中的杜月笙又一次醒來,嘴巴嚅動了一下,想要對眾人說什么,竟發不出聲音來,淚水倒先流下來。
姚玉蘭和小冬見狀趕忙趨步上前,為杜月笙抹去眼淚。小冬勸慰道:“杜先生,你放心好了!”少頃,杜月笙嘴里發出“絲絲”的輕微話語聲,姚玉蘭俯下身去,將耳朵貼近杜的嘴唇,終於聽清了杜的最後一段話:“我死后,要穿長袍馬褂……要買好一點的棺材,以后要運回上海,葬在我的生身父母旁,陪陪他們老人家……”
當天晚上,台灣“國民大會”秘書長洪蘭友奉命專程從台灣飛赴香港探視杜月笙。他抵達杜宅,已是深夜。
洪蘭友見杜月笙臉色灰白,躺在床上一動不動,也不敢上前,便叫陸京士向杜轉達他來了。陸說:“杜先生已昏迷不醒。”
洪完成任務要緊,上前緊緊捏住杜那雙干癟枯瘦的手,“鏞兄!鏞兄!蔣公叫我來看您了!希望你早日康復!”大呼小叫了一通,總算把杜月笙吵醒。杜於蒙眬中,知道有人來看他,隱約說:“好,大家好!”旋又昏迷過去,此后再未醒來。
洪蘭友此番來港,還帶有一個神秘任務,即替杜月笙炮制“杜月笙遺囑”。他帶來了一份台灣方面擬定的所謂“杜月笙遺囑”,一再關照:“杜先生百年后,此份遺囑一定要立即見報。”這份所謂“政治遺囑”,既非出自杜的授意,亦未經過杜的同意,當然算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假遺囑。該“遺囑”開首第一句,便是“匪禍中國……”接下去全是胡言亂語,無非是杜月笙追隨蔣介石數十年,一貫效忠“黨國”,與共產黨“不共戴天”,為未能親見台灣復興,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而深為遺憾,死不瞑目云云。
杜府上下,對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不知如何處理是好。真遺囑墨跡未干,立遺囑人尚有一口氣,就公然要廢真立假,而且要大家昧著良心承認,這種事情恐怕曠古未聞,如拒絕,又怕得罪不起,接受呢,則心有不甘。正在為難之際,洪蘭友又宣讀了“杜月笙治喪委員會”名單。蔣介石圈定的“杜月笙治喪委員會”名單,規格很高,其中有吳鐵城、張群、何應欽、顧祝同等國民黨軍政大員。洪蘭友為籠絡人心,將在香港的著名人士,又大力收羅了幾位,連帶將在杜宅的親朋故舊,也悉數充作委員,一並報台灣當局批準。
可是,杜月笙死后流傳最廣,刊載於大小報刊的“政治遺囑”,卻與洪蘭友帶來的這份東西有很大出入,語氣委婉了許多,雖然也同樣未經杜月笙過目。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來,其中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內幕。
當時,洪蘭友將從台灣帶來的“遺囑”,交給了杜月笙秘書胡敘五,關照他重謄一份,俟杜死后,即交各大報社發表。胡為人忠厚,想想不是滋味,即與杜月笙生前友好密商,以偷梁換柱之法,將此“遺囑”刪改一過,凡涉及政治者悉行刪去,計三大段。因此而文義不通者,再由人添筆潤色。忙了一夜,才告完成。
1951年8月16日下午,眾人正在杜府忙碌,內室有人大叫:“不好了!不好了!杜先生不行了!”大家一擁而進,見杜月笙面如死灰,大口大口喘著粗氣。護士急注射強心針,仍無效。正在手忙腳亂之際,有個無意中摸到杜月笙腳的人,突然驚叫起來:“哎!腳冰涼了!”
有人一看表,正是下午4時50分,一代梟雄杜月笙就此西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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