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人民幣“外升內貶”政府應有作為

新平

央行稍早時候公布了2013年我國金融機構新增外匯占款數據（27770億元），與上年同期4946億元相比，約增加了4.6倍。上述現象與人民幣匯率升值是緊密相連的。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2013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7.89%，且自2005年我國重啟匯率體制改革以來，升值幾乎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再加上國內物價每年都會有所上漲，這一宏觀經濟現象組合被大家形象稱為“外升內貶”。

誠然，“外升內貶”給我們平添了許多煩惱。由於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對於普通老百姓而言，手中的美元就好比是燙手山芋，不換成人民幣馬上貶值，換成人民幣還要跟著貶值（因為通脹客觀存在）。對於外向型企業來說，利潤空間的大幅壓縮使得生產經營越來越難以為繼，一些企業主為躲避難以償還的債務，不得不“一跑了之”。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外匯儲備規模增長失控，意味投資損失不斷放大。

但是，“外升內貶”也會給我們帶來很多意想不到的驚喜。首先，綜合國力提升了。表面上看，2013年我國GDP增速為7.7%，但如考慮匯率升值因素，以美元標的我國經濟總量的增速就會達到兩位數。顯而易見，中國離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的目標已不再遙不可及，在日益接近這一目標的偉大進程當中，相信對國人是一種極大的信心鼓舞。與此同時，人民幣升值也給生產生活帶來許多實惠。據海關總署的最新統計，2013年我國累計進口原油2.82億噸，煤及褐煤3.27億噸，糧食8645萬噸，汽車119.2萬輛，飛機743架，等等。如果沒有人民幣升值，上述產品的進口成本恐怕就要大增，不利於我們進一步改善衣食住行。

顯而易見，“外升內貶”有其兩面性。問題的關鍵在於，既然“外升內貶”是我國特定經濟發展階段的必然產物，在人民幣匯率改革最終完成之前，這個趨勢很難改變，那么我們不妨因勢利導，通過良好的制度設計，揚長避短，使其更好地造福國民。

改革開放36年來，雖然我國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成就主要還是體現在儲蓄多了，投資多了，百姓所能分享或消費改革的成果並不多。由於長期以來外匯無法有效藏之於民、用之於民，使得儲備規模就像脫韁野馬，一漲再漲。截至去年三季度末已高達3.7萬億美元，無論從哪個角度衡量，儲備規模都有過高之嫌。因此，需要更多政府部門共同協商如何用好外匯，並積極應對人民幣的升值壓力。

毋庸質疑，外匯管理部門早就動過“藏匯於民”的念頭。外匯監管當局在2012年即允許企業和個人自主保留外匯收入，從而宣告強制結售匯制度退出歷史舞臺。但是，在沒有更多好的消費或投資渠道以及人民幣升值壓力有增無減的情形下，“意愿結售匯”實質已與“強制結售匯”成為等價命題。為了妥善解決這一問題，筆者提議，政策或許該從兩個方面去修正：其一，使居民“有匯可用”。可考慮進一步提高個人境內居民年度購匯總額，如從目前的5萬美元提高到20萬美元。其二，使外匯“有的放矢”。可考慮適當增加美元可以購買的商品數量，比如適合中等收入階層使用的服裝、化妝品等，解決國內外市場差價過大問題。另外，還可考慮在不沖擊民族工業和限定購買數量前提下，針對使用外匯購買超豪華進口汽車（如單價在25萬美元以上）的消費者，實施更為優惠的稅率標準（如關稅減半）。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從當前的國際國內實情出發，我們必須轉變由準國家機構通過海外投資實現盈利的思路。現在，中國與發達國家仍有很大差距是不爭事實，而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不及我們也是客觀實際，違背客觀規律辦事，硬要“不開花的植物也開花”，最終只能適得其反。換句話說，與其勉為其難去海外投資，不如調整思路轉而讓外匯為國內的經濟社會發展服務。比如，國家外匯投資機構可以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硬通貨”，選擇到世界各地廣泛采購能源礦產或其他關鍵原材料，從戰略上為我國增加實物儲備；或者選擇購買更多的成品油、糧食、農產品等與居民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商品，豐富國內商品市場，平抑價格波動，變“取匯於民”為“還惠於民”。（作者系北京獨立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