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新生：左右都要向前進 2014的中國改革指數

ccvi中國價值指數首席研究員崔新生

核心觀點：一、2014，中國改革指數曲線向上。

二、“姓左姓右”取代“姓資姓社”，中國夢夢系何處。

三、制度、還是治度，紀律與法律博弈。運動式反腐元年。

四、喇叭花體制如何重構國家治理體系，多部門職能重組或洗牌。

2014，中國的詭異和迷障

在當今世界，大概沒有一個國家或者什么人，可以真正理解或者簡介明白地幾句話概述中國。自20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世界和中國一起摸著石頭過河：中國通過摸著石頭過河進行探險發展，世界摸著中國這塊“石頭”不知道怎么認識和理解中國。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沒有按照歐美體制邏輯去實現，而是選擇了計劃思想（社會主義特色）與市場經濟（經濟改革）這一左右互搏的道路，等於呈現了一個迷魂陣。

為了認識或理解中國這一人口龐大的國家，世界、特別是美歐想盡一切辦法，將中國納入一個一致性的規則里，以便合作或操控。操控，並無貶義，在以家庭型式構成的世界家族里，相互操控是一種必然的博弈關係。在相互操控中保證自身的安全，強化自己的相對優勢，達到局部均勢以求在制衡中相互生存和發展。

通過近三十余年的歷程，世界千方百計的努力，終於取得了重要的進展，通過諸如世界貿易組織（wto）這一經濟規則，使得中國勉強實現了與世界經濟貿易的一體化。這樣既方便與中國打交道，也可以通過一個熟悉的規則相互理解。但中國究竟是一個什么國家，等於仍然是一個謎團。

對於世界而言，大抵沒有來自中國的風吹草動令人懸心。因此，每一屆政府的交替和政策取向，成為世界密集關注的焦點和疑點。中國，永遠讓世界捉摸不透，一個如此龐然大物，成為一個下一步永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異數，既不能忽視，似乎又大可不必風聲鶴唳。這就是世界與中國的一種隱秘關係。

盡管有無數的人或機構，都在預測中國的走勢或變化，但敢說自己多么準確那純粹是胡扯。所以，每當比如中共中央數屆大會或重大政策出臺時，真正評估中國的會在短時間內集體失聲。不是不想發聲，實在是一時難以摸到其中的門道。

在2014年到來之前一個多月之前，中共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並以《決定》作為重大戰略部署，給中國自己和給世界摸出一塊“石頭”，中國到底是通過左腳還是右腳，去踏那塊石頭，世界眾目睽睽。

但無論是左或右，中國都是要向前進。至於向前進之后怎么樣，似乎繼續沿襲自身體制慣性，到時候再說或摸著石頭過河。

2014，中國夜未眠

在理解中國的種種法門方面，以左或右圖解中國的政治趨向，成為最簡單的教條式思維。中國向左，還是向右，在三十年改革過程中，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以“姓資姓社”作為政治標識，成為舉國上下、舉世矚目的岔路口，之后為鄧小平南巡做了注腳。中國要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路線，至於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不知道、世界也不知道，所以就只能一起來摸這塊“石頭”。

自那時二十年過去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什么？仍然無解。在世界懵懵懂懂中，中國成了經濟大國、貨幣大國以及自以為的強國，但中國給世界究竟呈現的是什么面貌，仍然不能一言以蔽之。

在對二十年的摸著石頭過河歷程中，中國自己都不敢確認那塊“石頭”在哪兒、甚至到底存在不存在這塊石頭的同時，2013年歲末又給2014年以致未來十年或者更長時間，扔了一塊更懸的“石頭”即中國夢。什么是中國夢，與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樣，有異曲同工之玄妙。十年或者二十年后，當人們想知道什么是中國夢時，和今天想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結果一樣，只能是道非道、非常道，名非名、非常名了。

“姓資姓社”不成其為問題，保持了中國二十年即兩屆政府，不需要面對中國何去何從的發展選擇局面。但在之后的第三屆，則不得不直面“娜拉出走怎么辦”的艱難處境。與“姓資姓社”隱含的衝突一致，“姓左姓右”更加直接，這等於二十年前貌似解決的問題，實際上並沒有解決，而是以更赤裸裸的面目呈現出來，並成為不得不解決的現實障礙。與“姓資姓社”最終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消弭，“姓左姓右”同樣也需要以非左非右的中國夢稀釋。

2014年，中國需要瞪大眼睛，將思維從左或右中脫圍，從中國夢中找出一條路線來，哪怕隱隱約約也好。不僅僅是中國，世界也在看著，中國怎么將夢想照進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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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在運動中的不確定性

純潔組織、刮骨療毒，無以是2014年的政治核心問題。雖然最終會形成制度化的反腐機制，但開刀仍然選擇了運動式開始。從批評與自我批評，到蒼蠅老虎一起打，其中的不確定性，盡顯運動之無常或嚴酷性。因此，最終是否制度化或者如何制度化、以及制度化后是否可以實現預想效果，至少在2014年還不能給出答案。

假如以政治或經濟領域的保守或開放即左或右，來評估中國2014年，可能或屢屢大跌眼鏡。因為到底是左、或者右，決策層可能都不知道。決策層需要的是破立局，而顧不上采取什么手段，如果是左有利於破局，就會采取左；一旦發現是右更方便，則會選擇右。大破大立，立在破中。

這是一種現實需求。當然會有別的更優化的選擇，但不要寄希望決策層會有所根本性的突破。或左或右，一切有利於破，在百分之九十里去破，而在其中百分之十為立，這是中國2014年的不確定之中的確定。

正因為選擇了這一取向，當然運動是最容易的方式。這對於通過或左或右的非此即彼思維，認識和理解中國政治邏輯者而言，一切評估都會失靈。因為當用左去認識和理解剛發生的現實時，結果卻是右行；當興奮於右時，卻發現事實可能極左。由此，2014年將是政策風險多變、時事叵測之年，決策層最不希望的是各種或左或右聲音的干擾，輿論的偏窄偏緊，則是一種必然。也正因為如此，很容易出現來自決策層的誤判或誤傷。

由於采取了運動打破、制度預立這一取向，先行高度集權，是最直接的手段。但這種集權拿捏實屬不易，同時具有不確定性伴隨而來的對制度本身的危害。這是制度本身的吊詭之處，一不留神即可能走向預想的反面。

所以，在2014年，如果從理解運動邏輯，中國的政策風險便有跡可循。

2004，長城或空城計

以非理性經濟制度理論解讀十八屆三中全會及《決定》，實則是一種控制或反控的對局以及極限鋪陳。

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全面深化改革小組的外延意旨，要遠超《決定》所包含的內容和目標。無論有意還是無意，都踏上了某種不歸路。也可以說，這是過去二三十年來的重新定位或校準，與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更多相近，而與改革開放后三十年可能斷裂。因為，從國家全球戰略定位而言，中國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外交路線及中國的世界觀，基本上沒有根本的變化。即使改革開放過去三十年，中國的對外合作或外交方針，仍然是1978年前的延續。而這種延續，隨著中國的變革，已經越來越不可持續。

假如說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全面深化改革小組是外交與內政各司專功，不如說全面深化改革小組僅僅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安全委員會並不僅僅是對外，其中包括對軍事戰略的大國規劃、內政特別是行政部門的功能重組或全面洗牌。相當於此的全面深化改革小組，可以在組合拳，也可以是行政部門洗牌后的著落點。而無論從哪方面，只要真正理解其中的嚴峻性，非一絕對權威主體而很難為，以往的主席、總理分工，只能牽扯更多而很難保證發揮預期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目的是重固長城，全面深化改革小組則是為了服從這一目的為內部整理的一系列措施安排。

2014，中國改革指數曲線

雖然十八屆三中全會及《決定》是在2013年，但2014年無疑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2013年相當於2014年，充其量僅僅是一種預熱，理應歸集到2014年計算。ccvi中國改革指數的編制，即從2014年作為一個基點，而將十八屆三中全會及《決定》作為坐標，搭建一個非理性經濟制度理論實證的應用模型。而從決策實施層面，政策風險指數則是改革指數的核心指標。

如前所旨，2014年的中國夢起點，低提、中擴、高抑，是所有決策的依據，即提高低層收入和社會地位、給中間層創造寬鬆創富的空間、通過各種手段抑制暴富機會。決策層意識到橄欖型社會的優勢，是因為其更好地促進社會安定，並不希圖從更深層面形成優化曲線的循環。因為，決策者希望這一切變化，是被“計劃”出來的，而不是自動就具備這樣的功能。世界上尚未有計劃思想與市場經濟並行的國家治理體制，也未有行政政策與市場機制相互膠著的經濟運行機制。這一切，對於一個現代理性制度假設的條件下，均不可思議。但在中國，卻成為一個個瞠目結舌的事實。

因此，2014年及之后一定時期的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不確定性。而假如從常識而言，如中國的金融風險、包括流動性困境和如何尋找可持續的投融資模式、維持和保證中國繼續高速發展的資金等等，處處存在的不確定性，均有可能導致中國經濟崩潰。但是，中國已經通過不斷的超越常識，走過了一段一段風險之旅。

這，或許是中國特有的邏輯，也是ccvi中國改革指數曲線所示。

（國際非理性經濟制度理論學會（iiesti）會長、ccvi中國價值指數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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