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東亞的領頭羊地位有可能存在的變數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陳紹鋒在為FT中文網撰稿指出，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內憂外患的雙層挑戰中，其在東亞經濟中所發揮的領頭羊作用亦存變數。如果中國的領頭羊地位消失，東亞經濟的持續崛起需要尋找到新的接棒者。沒有這樣的領頭羊經濟，東亞經濟的集體崛起很可能半路夭折。這一觀點可能並非完全危言聳聽，值得思考。

東亞的崛起具有幾大標志性的事件。一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東亞的經濟增長率執全球之牛耳，領跑全球其他區域。二是東亞經濟的高成長性有明顯的階梯承接性。從早期的日本在走出戰爭廢墟後迅速騰飛，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到緊隨日本之後的「亞洲四小龍」、「四小虎」，再到中國、越南。在每一歷史時段，亞洲均出現了領頭雁經濟體，引領亞洲經濟。三是除北美、歐洲兩極外，亞洲地區已然成為世界經濟的第三極。該地區不僅擁有全球諸多產業和產品較為便利完整和深度整合的生產鏈，或者是全球價值鏈的重要一端，而且是全球貿易至關重要的供給側要端，此亦是「世界工廠」地位的題中應有之義。

四是世界各大國出於其林林總總的戰略利益考量，均更加注重發展與亞洲國家的關系。世人皆知奧巴馬政府出台「亞太再平衡」戰略，但實際上其他各大國同樣制定和實施了各自的「轉向亞洲」戰略。盡管它們的內涵和版本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更加重視亞洲的戰略地位及其作用。

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試圖從軍事、經濟等方面加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中國正在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盡管延伸到其他大洲，但其重心仍在亞洲。日本多年來一直在亞洲布局、經營亞洲。考慮到亞洲地區巨大的市場潛力和不斷增長的中產階級數量，歐洲大國如德國、法國和英國等非常積極主動地大力開拓亞洲市場，力圖加強與亞洲國家的經貿聯系，為陷入債務危機泥淖的歐洲經濟注入強大動力。同樣，為了規避歐洲國家減少對俄羅斯油氣進口依賴的企圖，莫斯科大力拓展亞洲市場，為實現本國油氣資源出口的多元化而竭盡全力。

因此，東亞的崛起是一種客觀事實而非言者臆斷，但是，過去東亞的崛起存在兩個先決條件：一是地區性大國，特別是中美兩國能夠和平共處，或者至少能夠維持戰略性合作（盡管兩國在很多議題領域存在分歧和矛盾）；二是領頭羊經濟的高成長性，即東亞地區存在某個引領該地區各經濟體的領頭羊經濟。領頭羊經濟體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它既是外資的吸金池，從而為組織地區生產和服務創造了條件，同時，它又為周邊國家提供了商品和服務流向的最後市場（market of last resort）。但上述兩個條件在當今情勢下均面臨挑戰，從而很有可能阻斷東亞的崛起進程。筆者曾在FT中文網撰文論述東亞安全方面的挑戰（《東亞從「二元格局」走向「二元背離」？》），本文主要探討後一因素。

領頭雁經濟

過往東亞的崛起，亦稱「東亞奇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該地區存在一個或一批領頭雁經濟。在學界，人們常借用「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來解釋東亞經濟發展。「雁行模式」存在的前提條件是日本持續在產業和技術創新方面保持領先地位，日本願意轉讓技術，以及各國產業梯度差的存在。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條件都在發生變化。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日本已無法擔任東亞經濟增長的「火車頭」角色，中國逐漸成為拉動東亞區域經濟增長的領頭羊。

盡管日資、亞洲「四小龍」的投資的確對中國經濟成長有很大貢獻，但中國的經濟成就並非「雁行模式」所能解釋，因為中國並不是簡單地靠承接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淘汰產業和技術而發家，而是接收了包括美歐等來自五湖四海的海外投資。實際上，同迅速增長的雙邊貿易相比，（中日）經濟技術合作領域的進展卻難令人滿意。日本在對華直接投資和高技術轉讓上始終猶像不前，不僅大大落後於美歐，也同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水平極不相稱。

同時，經過數十年的高速增長，中國逐漸成為帶動本地區乃至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這一角色主要由兩個機制所促成：一是東亞地區存在的華商商業網絡。這一網絡對中國引進外資，促進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據統計，在中國2003年外商直接投資中，有60%以上的外資為華商（含港澳地區）投資，70%以上的外資企業為華商投資企業。華商網絡的優勢在於它是「穿越政治和非關稅壁壘的天然孔道」。在公司層面，該網絡有助於大大降低海外華人企業運營的交易成本，加強海外華人企業間資金、信息、業務上的聯合；在區域層面，華商網絡則是促進中國與其他東亞國家經貿聯系的粘合劑。目前，華商網絡很大程度上已內嵌於下述區域生產網絡。

第二個機制即為以中國為中心，嵌入於全球經濟循環機制的區域生產網絡。這一基於比較優勢而織成的生產網絡將東亞各經濟體連接在一起，伴隨中國經濟的騰飛，東亞其他經濟體亦從中獲益匪淺。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展現了強勁增長的活力，越來越多的外商選擇到中國投資設廠，這些外資充分利用東亞各經濟體不同的比較優勢，從中國周邊進口所需的零部件、中間品、原材料和資源，進行加工制造，產品生產因此被細分為多個環節，並由多個國家協作完成。

不同於傳統的基於技術垂直和層級轉移 的「雁行模式」，這種發展方式創造了一種「平行發展」模式。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形成與發展改變了傳統的產業間分工體系，形成了以產業鏈為基礎的產品內分工體系，產品的「國籍」變得越來越模糊，國際貿易失衡不再是一個簡單的雙邊問題，而是一個網絡狀的多邊問題。

在實際經濟活動中，中國對外經濟活動的70%集中在東亞地區。東亞各國是中國貿易和投資的最大伙伴，投資中國的外商85%來自東亞，中國經濟崛起對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將更為巨大、直接而深遠。事實也表明，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已經成為東亞多數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並且隨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和深入發展，中國在整個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上升，成為推動東亞經濟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區域生產網絡的挑戰

然而，東亞區域生產網絡也開始面臨一系列挑戰：其一，這一生產網絡的創立和維系高度依賴區域外的消費市場，特別是歐美市場，故經濟發展受域外因素的影響較大，這一點即便在日本成為世界經濟第二大經濟體後也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中國經濟的崛起大大加強了東亞國家和地區間的橫向經濟聯系，亦使上述局面有所改觀，內生經濟變量正逐步成為東亞地區發展的主導力量。但問題是，中國經濟本身也高度依賴以歐美市場為主的外部市場。歐美市場至今尚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機的陰霾，靠量化寬松刺激下的經濟反彈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仍有待觀察，但幾乎可以確定的是，即便歐美經濟步入正常增長軌道，危機前的全球經濟增長模式也已經走到盡頭。

其二，中國經濟放緩影響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活力和張力，進而影響周邊國家的經濟增長。中國經濟下滑一方面導致需求不振，進出口雙向銳減，對依賴東亞區域生產網絡鏈條的東亞各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帶來嚴重沖擊；另一方面，中國經濟下滑也導致大宗商品價格下挫，對那些依賴大宗商品出口的新興經濟體而言，不僅意味着財政稅收銳減，債務負擔上升，而且影響本國就業，造成社會政治危機。展望未來，中國經濟正在由投資、重工業驅動向消費驅動轉變，新的增長方式盡管不會馬上對傳統的主要服務於加工貿易的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產生擠壓效應，但這一區域生產網絡必然面臨國家間產業布局、價值鏈分工和國際貿易格局的調整壓力，進而影響東亞國家和地區間的經濟增長。此外，預期美聯儲將繼續收緊貨幣政策，進入加息周期，諸多東亞國家和地區將面臨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的壓力。

其三，美國主導的「兩洋戰略」將極大地沖擊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為了打造新時代的貿易與投資規則，美國正大力推行「兩洋戰略」，即在太平洋(601099,股吧)打造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TP）及在大西洋(600558,股吧)推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盡管這兩個協定的最終簽署尚面臨阻力，但它們對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影響有以下方面。

（一）對兩大協定之外的中國及其他東亞地區經濟體而言，由於貿易轉移的效應，在產業鏈的低端，這些國家和地區將面臨TPP的發展中國家如越南的貿易和外資競爭；而要打入美歐日主導的產業鏈高端，這些國家和地區將更加舉步維艱。整體而言，TPP和TTIP將顯著增加和刺激美歐的貿易和出口，而處於兩大自貿區以外的國家貿易和出口相應會明顯下降。相關機構的預測顯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可能減少30%以上。

（二）TPP在日趨一體化的東亞經濟整合中也打下了楔子。在過去20年，東亞的區域經濟整合有兩條路徑。一條是東盟領導的，圍繞東盟所開展的「10+1」合作而不斷推進。在「10+1」基礎上，東盟還推出了「10+3」、「10+6」，乃至其後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框架協定》（RCEP）。由於東盟成員國中只有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和文萊四國加入了TPP，而其他成員國要麼沒有申請，要麼門檻太高而難以加入，TPP一方面將對東盟造成撕裂，另一方面也將褫奪東盟在東亞區域整合中的中心領導地位。此外，無論是「10+3」還是RCEP，都將因日本與部分東盟國家選擇加入TPP而受到影響，它們對「10+3」與RCEP的需求至少不是那麼迫切，在相關談判中反而可能漫天要價，增加談判的阻力，導致亞洲區域合作難以前行。

另一條路徑則是亞太經合組織（APEC）。作為亞太地區最大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APEC成立之初即被寄予厚望，希望藉由這一組織推進亞太地區的貿易自由化。但由於APEC成員國所做出的承諾缺乏約束力，多年之後，目標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依然非常大，APEC漸被視為清談館。但如果TPP付諸實施，一種可能性是導致APEC在區域合作的影響進一步下降；另一種可能性則是APEC重拾生機，在TPP的刺激下，亞太國家和地區轉而以TPP為基礎進行深度整合。何種可能性為大？關鍵取決於中美是選擇戰略合作還是選擇戰略對抗。

（三）適應貿易和投資新規則將大大增加處於東亞區域生產網絡內企業的改革成本、調整成本和生產成本，也抬高了進入歐美市場的隱性貿易和投資壁壘。無論是TPP還是TTIP，目標均要打造所謂的高標准的「黃金准則」。這些規則范圍之廣，內容之深，遠超以往任何的貿易協定。以各國已簽署的TPP來看，不僅有傳統貿易協定通常涵蓋的關稅減讓、原產地原則、知識產權和貿易爭端解決等內容，而且加入了衛生、環境和勞工標准、服務貿易、電子商務、政府采購、競爭政策、自然人移動、競爭中立等新內容。即便是前者，如原產地規則等，其條款也更為嚴苛。

縱觀其協議內容，TPP可謂充分反映了美國的利益關切及其競爭優勢，更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大資本的利益及弱化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國的競爭優勢的企圖。這些規則本身對非TPP成員國造成很大的歧視性和排外性，但要進入這些國家的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唯有適應這些新規則。這也意味着對那些參與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國家和地區來說，必將承擔巨大的調整成本，無論這種調整是基於主動的抑或被動的反應。

內憂外患

故此，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內憂外患的雙層挑戰中，其在東亞經濟中所發揮的領頭羊作用亦存變數。如果中國的領頭羊地位消失，東亞經濟的持續崛起需要尋找到新的接棒者。沒有這樣的領頭羊經濟，東亞經濟的集體崛起很可能半路夭折。

那麼，誰有可能成為新的接棒者？或者說，成為這一角色所需要的條件是什麼？我們認為，其必要條件一為該國經濟體量足夠大且處於上升通道，二是該國經濟需與東亞各經濟體深度融合。放眼全球，大抵只有美國或者印度有這樣的潛質。美國的優勢在於：其體量足夠大，能夠為東亞國家和地區提供必要的技術、資本和商品吸納市場。但阻礙美國的劣勢在於：美國的產業重心在服務業，其所經營的制造業主要根植於基於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區域生產網絡，而非追求與東亞經濟體的經濟整合，這意味着美國難以與東亞經濟進行深度的融合。另一個可能的接棒國是印度。其欣欣向榮的經濟發展態勢，以及該國巨大的市場潛力的確有助於印度取代中國發揮領頭雁的角色，但印度的劣勢在於：該國是內向型經濟體，其對外部貿易的依賴並不大；印度也是服務業立國，制造業相對落後，難以與東亞經濟體的產業體系進行恰當對接。

綜上，一方面，在安全上，東亞經濟崛起所需的大國和平相處的大環境正遭遇中美戰略互信赤字以及沖破底線的挑戰；另一方面，在中國經濟放緩，美國力推全球經貿新規則的背景下，東亞經濟崛起所需的領頭羊經濟角色也趨於減弱。如果經濟和安全方面的上述趨勢沒能得以逆轉，安全上東亞可能陷入巴爾干化的困境，而東亞經濟高速增長的光環很可能褪去，導致多數經濟體難以跳出「中等收入陷阱」。（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