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網絡戰爭一觸即發

2015年7月31日，美國資深記者david sanger在美國《華爾街日報(博客,微博)》、《紐約時報》撰文援引白宮訊息源稱，美方已經決定對華實施網絡報復，以懲罰“竊取2000萬美國政府雇員資訊”的駭客行為。

文章稱，具體如何實施報復尚存爭議，包含的選項涵蓋比較溫和的外交渠道交涉，到“更加重大（而有意義）的行動，這些行動有可能在中美兩國間引發持續升級的駭客襲擊行動”。而且，“此類行動將以部分公開的方式進行，以期達到威懾的效果”。“已經確定的可供選擇的行動方案涵蓋最溫和的外交抗議，到更加復雜的行動”，包括“攻破中國的防火墻”。

美方此舉復制“古巴導彈危機”

這段表述讓人有時空穿越的錯亂感，仿佛這不是2015年，而是1962年：意氣風發的肯尼迪國家安全團隊正在緊鑼密鼓應對蘇聯將導彈運進古巴可能帶來的挑戰，行動方案中最溫和的是到聯合國去控訴蘇聯的行為，最激進的則是對古巴實施地面入侵，在干掉蘇聯導彈的同時“順便”把卡斯特羅一起干掉。

雖然現在已經是2015年，盡管涉及的也不是冷戰時期核軍備競賽而是網絡空間的安全保障問題，但美國軍方和情報界commit國家安全委員會討論的方案本質上並無差異。這種時空錯亂表述的背后，凸顯“冷戰思維”的深刻影響。

根據公開報導的訊息，這次撰文字質上是白宮系統策劃的一次“放話”行動，對華持強硬立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國國家情報總監clapper，以及美國網軍司令部司令、國家安全域局長michael s. rogers。

美國國務院更偏好最為溫和的領導人對話與外交抗議方案，商務部嘗試推進不對稱的經濟制裁方案，司法部嘗試司法起訴途徑的可能性。但這三個部門的方案最終在政府內部的辯論中都趨於被淘汰：“外交抗議與領導人接觸”的選項被認為是“無效”的；“司法行動”被認為是“不適用的”，因為會“危及對中國從事情報工作的美國情報人員”；“經濟制裁”處於即將被淘汰的邊緣，因為“效果”難以保障。

國家情報總監與網軍司令部的反對邏輯包括兩個方面：其一，雖然這表面上看是一次傳統的網絡情報獲取行動，美國也在對其他國家做類似的事情，但此次涉及數據的規模太大，數量太多，“量變引發質變”，已經從“純粹的網絡利用”，轉變成為“兼有網絡進攻特性的網絡利用”。美國國防部和情報界，極力試圖以此為理由，推進美國在網絡空間對中國實施“預防性防御”，實踐“網絡威懾”；其二，美國情報、安全、國防系統的評估認為，除非遭遇來自美國的反擊，或者說“懲罰”，否則中國的網絡情報獲取行動就只會持續升級並繼續下去。

符合這種強硬偏好的選項，就是所謂 “更加復雜的行動”，包括“對等情報竊取”、“攻擊並癱瘓中國的長城防火墻”。考慮到保密和觀感，可以推定，美方沒有公布的選項中，應該還包括對比長城防火墻更加重要的關鍵基礎設施的網絡攻擊。

可以預測的是，如果最終真的實施了這些“更加復雜的行動”，一如美國隱約擔憂的那樣，中方不可避免也會被迫采取報復行動，最終將在網絡空間引發一場持續升級的駭客行動。甚至，更加直白的說，中美面臨在網絡空間發生一場“朝鮮戰爭”那樣的局部衝突的巨大風險。

美施壓原因（1）：戰略焦慮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戰略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由此在美國戰略決策層引發的焦慮，是促成美方對中國這一施壓舉動的首要原因。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戰略決策層內始終有兩種不同的基本判斷：一種判斷是認為美國無法長期維持單一超級大國的優勢，必須要做多個對等行為體崛起，與美國共存，美國將不可避免的成為世界多極中一極；

另一種判斷，是美國可以憑借各種方式長期延遲甚至是實質性扭轉所謂“美國衰落”的長期歷史進程。對中國實力的增長，也因此有了寬容面對和積極遲滯的不同選擇。

目前看，至少短期內占據上風的，是不愿意接受中國客觀崛起現實的意見，他們形成的所謂“解釋框架”體現在網絡安全領域，就是認為中國是通過系統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即依靠國家情報力量對美國商業企業的竊密行為，然后將其交付給中國公司，由中國公司與美國公司展開不正當競爭，進而獲得中國崛起的動力。這種解釋框架，在2013年至2014年曼迪昂特公司披露apt1報告，以及起訴中國軍人事件中得到了“事實”的支撐和強化。基於這種解釋框架，以單方面施加壓力的方式迫使中國停止對美國有害的網絡行動，就變成了一種有內在合理性的戰略需求。

美施壓原因（2）：踐行預防性防御

2015年5月美國國防部頒布的《網絡戰略》以及其所遵循的“預防性防御”理念，對相關行動方案的最終選擇有著深刻的影響。

國家情報總監與網軍司令部司令對更加復雜行動的偏好，一方面是在實踐《網絡戰略》中有關“威懾”的論述，即通過大幅度提升對美國發動網絡攻擊可能導致的成本，來“嚇阻”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另一方面也是在嘗試國防部長卡特倡導的“預防性防御”理念，也就是在中國真正取得對美優勢之前，在局勢惡化之前，先發制人的積極介入。

如果最終的決策結果是采取某種行動，無論是到中國竊取同樣數量和重要性的情報、癱瘓防火墻，或者在某些更加敏感的關鍵基礎設施，比如交通控制，金融，或者工業控制系統里動些手腳，還用足夠的證據讓中國確信是美國在實施報復行動，那么就會為處理類似的問題樹立一種先例。這種先例無疑是非常危險的，這將實質性開啟網絡戰的大門。那時，網絡空間“事實上處於戰爭狀態之中”這個看上去有些聳聽的判斷就可能變成現實。

美施壓原因（3）：國內政治投機需要

當前美國國內復雜的政治局勢，助長了通過極端方案實施政治投機的不良趨勢。

2016年是美國總統大選年，但因為奧巴馬總統本身的弱勢，以及美國國內黨派政治極化的發展態勢，2015年美國的國內政治氣候並無助於溫和、理性的方案得到足夠的政治支援。相反，候選人在網絡安全問題上攻擊中國，以及要求美國政府采取強硬行動會帶來比較多的短期政治回報。

以壓促變是嚴重的戰略誤判

中美網絡安全領域的對話始終以各種方式在進行，即使在2014年美司法部由於東芝公司旗下能源公司的游說活動、同意在賓夕法尼亞州大陪審團起訴中國5名軍官的事件導致中美網絡安全工作對話終止的情況下，各種職能部門以及智庫之間的對話機制始終沒有停止過。這種對話的關鍵，在於為中美兩國之間培養和塑造足夠的戰略信任。

這里的考驗在於，美國始終希望復制冷戰時期與蘇聯，以及冷戰后與俄羅斯就軍備控制、核裁軍等問題展開對話的經驗，用某種壓力環境，迫使中國被動進入談判，並在美國全面主導議題設置的情況下接受談判取得的成果。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此次美方通過媒體對華強硬表態，是上次起訴無果、“點名羞辱”的規則無效之后的繼續，其基本判斷是：最終中國會在壓力下做出妥協與美國進行談判，只要美國施加的壓力足夠大。

這個基本判斷是錯誤的，並由此導致了嚴重的戰略后果：美方擠壓掉了中國做出積極回應的空間和余地，在美國不撤銷壓力下，中方做出的任何善意舉動都會構成“美方施加壓力是有效的”這個錯誤判斷。於是，中方只能暫時停止所有原本可能做出的善意回應，僵硬地等待美方主動改變規則，同時還必然對美方的任何強硬舉動做出更加強硬的回應。

更加危險的是，這種單方面的強硬施壓，會提升“陰謀論”活躍的土壤和空間：比如，既然美國可以認定中國政府有能力對位於中國境內的網絡接入終端實施有效控制，中方也可以同樣推斷美方。再比如，中方也遵循美方的邏輯，將從美國境內發起的針對中國的所有有害的網絡行動，一律解讀為美國政府支援、縱容或者至少是默許的，最後中方復制美國的行動規則，也準備提升一下對中國發動網絡攻擊者的成本和代價。

如此下去，網絡空間的“擦槍走火”將成為某種無法避免的必然，“網絡戰”也將因此從紙面推演轉變成為現實。

整體來看，美方此次的強硬表態並不是一種成熟的戰略選擇，相反，透露出的是某種原因造成的氣急敗壞：斯諾登披露棱鏡系統之后，前中情局局長海登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言之鑿鑿地強調網絡監控搜集政治、外交、軍事、經濟情報服務於國家安全，是情報機構的天職，無需大驚小怪。此次美國人事局（opm）受到的攻擊，以及相關資訊的泄露，美國自己也承認就是一個傳統的情報行為，如果真是中國做的話。

顯然美國不愿意接受這個現實，而且美國認為這次泄露的東西太多了。“因為數量太多改變了事件的性質，（把網絡情報獲取弄得像網絡攻擊一樣了）。”向《紐約時報》記者david sanger放話的美國情報官員如是說。

這種心態背后凸顯的是美語“操場邊的小痞子”所透露的談判規則：我可以打你，你不可以動我；我如果打不贏你，我叫我家老大出來打你；直到打贏為止。

中國應加速完善能力建設

對中國來說，來自美方的強硬表態，給正在討論的《網絡安全法》（草案）提了一個醒：法案是否能夠在類似情境（即美方對中國實施網絡報復行動）發生時，有效保障中國的國家安全？這可以成為后續深入討論、修訂《網絡安全法》（草案）時關注和聚焦的重點。

雖然美方態度令人遺憾，但中國要做好足夠的戰略準備，在中美網絡安全領域迎接一個寒冷而充滿不確定性的冬季的來臨。這個冬季可能是短暫的，也可能是漫長的，不過，最終春天將不可阻擋地在冬季之后來到這個世界，值得人們堅定地為此付出自己的辛勤努力。（文章來源於微信公眾號：逸語道破 作者：雷克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