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信號極為混亂 正顯現五大耐人尋味的風險點

央行觀察專欄作家朱微亮撰文指出，最近一段時間，經濟信號極為混亂，局部的過熱和整體過冷現象同時存在。是底部復甦或者是風險顯現？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一是超級去杠桿周期下的全球經濟失速與火車頭美國主動降速。加拿大央行行長mark.carney在研究超級去杠桿周期時發現，2011年七國集團非金融部門債務總額比1980年增加1倍，達到gdp的300%。全球平均而言，公共債務占全球gdp之比達到80%，幾乎達到經濟史上導致普遍主權違約水平（reinhart&rogoff，2011）。但是不同國家方式不同，日本和意大利以政府債務規模和占比上升，英美以家庭債務上升為主。

隨著去杠桿進程的推進，各國經濟表現略有不同。2015年7月，imf的weo預測表明，2015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為3.3%，低於上年0.1個百分點，但美國經濟則從2014年的2.4%提高至2015年的2.5%。受核心通脹率穩定並向上，美聯儲在一份泄密的檔案中透露了加息信號。聯儲研究人員在為6月16日至17日貨幣政策例會準備的經濟數據和聯邦利率預測報告於6月29日公開發布，第四季度聯邦基金利率將為0.35%，比目前聯邦基金利率高23個基點，上述預測意味著研究人員認為美聯儲今年年內將至少加息一次。

二是全球外匯儲備增加和新興市場的外匯儲備相對減少。imf發布全球官方外儲貨幣構成(cofer)報告顯示，截止2015年一季度末，全球外匯儲備總額為11.86萬億美元，比2014年末多0.17萬億美元，其中美元和歐元分別占比60.9%、24.5%，比上季度有所減少，而日元占比4.0%，比上季度有所提升。新興及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總額為7.5萬億美元，比2014年末低0.23萬億美元，持續五個季度下降。由於外匯儲備常常是發展中國家應對外部負面沖擊的安全墊，考慮到新興經濟體增長僅為4.2%，低於2014年0.5個百分點，其中金磚五國中的俄羅斯負增長3.4%、巴西負增長1.5%，分別比2014年低4個和1.6個百分點。目前來看，新興及發展中國家的風險開始上升。

三是中國實體經濟趨穩，但價格、利潤等指標持續下滑。二季度當季經濟增長7.0%，增速與上季基本持平。前六個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0.7%，降幅與前五個月基本持平。以價格表示的經濟熱度看，6月份ppi同比下降4.8%，降幅比上月擴大0.2個百分點，已經連續40個月為負值；cpi同比增長1.4%，比上月有所反彈，但整體仍在下軌運行。7月份，財新pmi指數僅為48.2%，分別低於預期和前一個月1.5和1.2個百分點，創15個月來的新低。

四是中國資本市場虛火上升，股票市場暴漲暴跌。6月份，70城市新房價格環比由負轉正，二手房價格環比擴大0.07個百分點，北、上、廣、深一線房價繼續領漲。深圳部分樓盤出現半夜漲價、臨時跳價等現象，商業銀行因為批貸人手不夠而不得不放緩對放貸的提供。股票市場更是暴漲暴跌，7月27日上證綜指大跌8.14%，股指期貨全線跌停。

五是經濟結構是否優化仍有存疑。目前，上至領導層，下至黎民百姓將第三產業占比上升簡單理解為結構優化，而不管這種占比上升只是因為第二產業衰退而非第三產業更快增長所致。更重要的是，經濟結構的優化有兩個維度：增長的穩定性和增長的持續性。

1983年以來我國行業增長同比數據顯示，以增長率（均值為9.4%）和波動率（均值為4.1%）為二個軸，可以劃分經濟結構的四個象限，農業處於低增長低波動象限，第二產業基本處於高增長低波動象限，第三產業的金融業和房地產業處於高增長高波動象限。以此次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為例，金融業增速從最高點33.9%（2007年三季度）降至11.9%（2008年三季度），房地產業增速從最高點24.6%（2007年三季度）降至1%（2008年四季度）。

2015年上半年，我國金融業增加值2.78萬億元，占gdp比重7.4%，與西方發達國家水平相當。2013年，日本金融產業的產值占gdp的比重是5.1%，比最高點（1988年）降低2個百分點；美國金融產業的產值占gdp的比重是7.2%，比最高點（2001年）低0.5個百分點。

金融和房地產業占gdp比重的大幅飆升事實上是代表金融風險的集聚。一是當金融業比重大幅提升的時候，將往往是金融危機的先兆。由於金融行業的投資屬性，容易受預期等易變性因素影響，沖擊實體經濟。1988年的日本和2001年的美國分別攀升金融業比重的高峰，當年或次年就發生了金融危機，分別導致日本失去了三十年，美國也基本失去了十年。二是金融業比重上升常常與經濟體加杠桿有關，債務占gdp上升。2014年我國債務（貸款余額加上債券余額）占gdp比重為165.6%，比2007年提高33.3個百分點。對金融穩健指標的討論中，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歐元區各國政府的財政赤字不得超過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公共債務不得超過gdp的60%。

上述五個風險本質上是金融周期與經濟周期不同步、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大分流、我國經濟新常態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