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美元下人民幣匯率應該做出如何的選擇？

如無意外，下半年美元將持續轉強，人民幣即將面臨巨大的貶值壓力。

所謂強美元，一般是指美元指數超過100的強勢美元匯率。今年三月，美元指數上試100，這是美元在近三十年間第三次叩問100大關。歷史地看，強美元就意味著全球弱資產和弱商品。似乎是為了配合美元轉強，全球各類型資產價格都出現大幅度下挫，黃金和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亦同時大幅度下挫。

令人憂慮的是，在強美元產生的過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未曾下跌，甚至較大幅度地強勢上漲。令人恐懼的是，人民幣資產價格大幅度上漲，大幅度的意思是呈幾何型瘋狂地上漲。當美元跨越美元指數100的時刻，人民幣還能緊緊跟隨美元繼續上漲嗎？人民幣資產價格還有進一步上行的空間嗎？現在，我國的經濟學家和管理層罔顧左右而言他，他們已經不敢直視這些問題了。一句“不存在系統性風險”可以敷衍塞責嗎？毋庸置疑，人民幣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風險（毫無懸念是系統性風險）。我們的擔心是，有風險預案嗎？

經濟學無所謂對錯，經濟學講究邊際。人民幣匯率在什么水平最合適？人民幣資產在什么價格最合適？或者說，人民幣匯率的上下波動的邊際在哪里？或者說，人民幣資產價格的上下波動的邊際在哪里？共和國的管理者，必須精確地回答這些問題。同時，還必須回答，如何確保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區間波動，不至於因人民幣過度升值而導致出口大幅度下滑，也不至於因人民幣大幅度重挫而導致匯率崩潰。此外，還必須回答，如何保證人民幣資產價格在合理區間波動，既不能價格上漲過快導致去工業化進程，也不能大幅度下挫導致金融系統癱瘓。沒有邊際意識，就不會有最優選擇，當然也就談不上有效管理。現代西方經濟學中，拉姆齊法則就是解決系統性難題的工具，優秀的經濟學家（如果有的話）總能尋找到拉姆齊最優的選擇。

持續近二十五年的弱美元，有著復雜的國際政治背景。蘇聯解體后，美國的金融資本變得肆無忌憚，開始了長達二十五年的金融資本主義擴張。弱美元的歷史過程，就是這一金融擴張的邏輯基礎。弱美元，可以導致資產價格暴漲，致使資本利得大幅度攀升。當然，也導致了美國政府的巨額財政赤字，也導致了美國中產階級的貧困化。同時，弱美元下的高資本利得，不利於美國的工業化升級，阻礙了美國的科技進步和經濟增長。然而，弱美元是美國金融資本的盛宴。弱美元有利於美元資本輸出，有利於美元資本獲取國際投資暴利。例如，弱美元進入我國，與強人民幣匹配，形成了投資收益與匯率收益雙保險。於是，大規模的美元資本，在弱美元加強人民幣的模式下涌入我國，美元資本虹吸了我國優質資產和廉價商品。當然，我國經濟也因此獲得了數目字上的高速增長。然而，二十年過去，財富的轉移接近極限，強人民幣走到了極限，弱美元與強人民幣的完美組合走到了盡頭。美元資本決定撤離了，撤離過程必然導致美元轉強而人民幣轉弱。歷史地看，強美元將導致一系列的政治效應。強美元的政治效應對中美兩國的影響都將十分深遠。

政治影響會有多么深遠？顯然，我國的政治家和普通民眾都缺乏想象力。這樣說吧，二十五年前，人類爆發了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次戰爭是以匯率戰形式進行的，此次戰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獲得了完全的勝利。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土崩瓦解，他們的損失遠遠超過了前兩次世界大戰。數量龐大的人、財、物流向西方，華約國家將資源和市場拱手獻給了西方，西方正是憑借“冷戰紅利”維持了此后二十年的繁榮。那次戰爭，就是強美元發起匯率攻擊的經典案例。面對強美元的猛烈沖擊，脆弱的盧布泡沫迅速破滅，蘇聯的財政崩潰，蘇聯的金融崩潰，蘇聯亡黨亡國了。經濟危機從來都是政治危機的開始，而絕不可能是結束。蘇聯解體，被西方解讀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失敗。福山甚至就此發出“歷史終結”的判斷。而事實上，蘇聯的解體，源於草率的制度轉型，過於草率地放棄社會主義制度卻未能建立起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簡單地說，蘇聯是在由社向資轉型的最危險時刻，被美國半渡而狙，痛擊並戕害。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最脆弱的就是財政金融，美國人抓住了匯率戰良機。於今，我國也正在進行最危險的轉型。凄厲的改革叫囂，讓人恍如重返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的蘇聯。人民幣，貌似強大，其實備兌支付能力漸近枯竭，中國已經開始步入嚴重的財政金融危機了。此刻，還有人敢說，人民幣崩潰對中國政治沒有深遠影響嗎？

那么，中國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是如何認識並應對即將發生的人民幣匯率保衛戰呢？可能讀者會感到遺憾，我國主流知識界和最高決策層，並不認為中國經濟存在“系統性風險”。他們的意思是，人民幣匯率風險是一個偽命題。正是源於這種神奇的認知，管理層才在十八大之后，放任人民幣匯率大幅度升值，並放任樓市和股市在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幾何型瘋漲。沒有“系統性風險”，自然不會準備系統性的風險預案。恰恰相反，他們不斷地在政策性累積人民幣崩潰的物質條件。同時，他們在強制性灌輸所謂“正能量”的無風險意識，他們也為人民幣崩潰創造了神奇的精神條件（解除了高層的風險意識）。當全世界在宏觀經濟管理中紛紛引入拉姆齊模型的時候，我國清一色的博士領導卻對經濟結構最優原則毫無興趣（而是遵循了利益集團利益最大化的最劣原則），我國的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逐漸失控並陷入了瘋狂。樓市和股市的瘋狂，說到底是制度和政策的瘋狂。瘋狂不需要最優，瘋狂沒有邊際，瘋狂不講道德，瘋狂只能荒謬。在不道德的荒謬中，我們走到了人民幣匯率的懸崖邊緣。用不了多久，“沒有系統性風險”將成為一句歷史名言。

面對如此危局，人民幣匯率應該如何做出選擇呢？

匯率戰，形式上是貨幣的價格戰。而本質，則是投資戰和貿易戰。投資戰，意味著你的資產喪失了吸引力，全世界決定拋空你的資產。貿易戰，意味著你的商品出口受限，全世界拒絕購買你的商品。在投資戰上，我們大體上已經輸掉了，我國的樓市和股市確實炒得太離譜了（已經進入了陷阱），全世界如果不拋空中國資產反而奇怪了。在貿易戰上，由於人民幣迅猛升值，我國商品正在迅速喪失競爭優勢，如果情況不能得到有效改善，貿易戰大體上也失去了勝算。如此危局，應當如何抉擇呢？我們必須汲取前蘇聯的教訓，我們絕對不能選擇貶值人民幣，我們必須維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同時，我們必須接受大幅度地資產貶值和商品降價。一句話：貶資產，保貨幣。貶資產，保貨幣，則資產存；貶貨幣，保資產，則資產亡。不要擔心負債人破產，不要擔心金融體系崩潰，不要用繼續增加就業做借口，要允許樓市縮水一半或更多，要允許股市總規模縮水三成到五成，我們必須重建中國資產和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同時，務必死守人民幣匯率關健節點。筆者認為，人民幣與港幣一比一就是人民幣最後的防線（人民幣對美元7.8比1）。筆者相信，以中國高度集權的治理模式，以中國國民高度的責任感，是可以達成這一目標的。筆者確信，如果中國政府能夠頂住壓力，死守人民幣匯率防線24個月，率先崩潰的一定不是中國。當然，如果非要學習戈爾巴喬夫，放縱人民幣貶值而捍衛利益集團的資產價格，經濟危機和隨之而來的政治危機都不可避免。在方向和戰略上不能再錯了，亦不能猶豫不決而貽誤戰機。

去看一下我們的小伙伴們吧。日元從70貶值到125，已經貶去三分之二了。日本的資產和商品開始有竟爭力了。從日本開始，環繞中國的所有國家，都在貶本國貨幣並加速工業化和再工業化。還用問嗎，安倍們在攻我們的下三路。與此同時，美國的大型國際企業，囤積了天量的美元現金，他們開始大規模地撤離，他們更準備了大規模地吞並。不用說，美國人要攻我們的上三路。這個世界誰都不笨，當我們慶幸一枝獨秀的時候，安倍們都在計算大象什么時候倒下。夢巨人，該醒來了。（本文作者盧麒元現為香港沃德國際資產管理顧問公司董事局主席、深圳市金宗信投資有限公司董事、和訊財經評論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