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智庫突然為中國說好話 很大部分是它起了作用？

文 | 劉亞偉 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美國卡特中心-西安交通大學國際和平與發展中心共同主任

中美關係發展過程中，美國的智庫一直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對於中方來說，深入了解美國智庫及其觀點，對於中美關係發展尤為重要。近來，美國多家智庫對中國和中美關係的研究，以及發表的相關報告變得異常繁多，有的“反思”美國過去的對華政策是否出現了錯誤，有的已經開始設計新的對華戰略。

對中國來說，如果美國的主要智庫都把中國政府看成是一個違背常理出牌和決策難以預測的政府，那雙邊關係中肯定是缺少讓這種關係變得更加牢固和穩定的因素。

媒體緊密跟蹤資金來源

美國有很多智庫（和非政府組織），這些民間機構使命不一，財源不同，但都堅信自己的理念。或者說，因為這些機構的經費都來自英雄所見略同的人或企業的捐贈，他們就比較容易堅持自己的信念。比如，華府有個新成立不久的智庫，名字叫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據說這家智庫是根據曾經出任美國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的提議成立的，而坎貝爾又是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主要制定者。

英美合辦的《金融時報》曾經發表過一篇時評稱，新美國安全中心的主要贊助單位都是跟美國軍方和國防關係密切的企業。我的一位朋友告訴我說，他去美國安全中心的網站看了，一點都不假。我剛才也看了，的確如此。連台灣駐華府的經濟文化辦事處也是“慷慨解囊”的大戶。那么回顧一下美國高官所說的“重返亞洲”的軍事部署，就可以理解為什么這些企業或外國政府部門會為新美國安全中心捐款。

不過，中國有句古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有很多時候，錢也能使這些“不食嗟來之食”的智庫突然對自己的信念和事業變得“猶豫不決”起來。很多年前，有“好事者”發現歷來對中國政府持敵對態度的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突然開始為中國說好話了，於是去翻基金會的賬本，發現有不少錢來自香港。一個副總裁還因此“丑聞”辭職了。去年，素來以好管閑事著稱的《紐約時報》發表長篇報導，揭露華盛頓那些所謂的獨立智庫紛紛接受外國政府和機構的捐款，而且還常常為這些政府和機構做院外游說，使得這些智庫的“獨立性”和“客觀性”遭受重創。

近日，伊核談判最終達成一致協議，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與美國國務卿克里在維也納握手。伊核解決，朝核問題更顯突出，今後中美智庫在這個問題上的互動備受關注。

學者與官員角色互換

美國的智庫（或者咨詢公司）大都與政府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人們平時所說的智庫的“旋轉門”就是指這個。這種密切關係很重要。對於智庫來講，要找錢，必須要向可能的捐贈人證明，他們有影響輿論特別是政府決策的能力和渠道。因此，華盛頓的智庫里有很多一會兒是政府官員、一會兒又是智庫學者的人。舉幾個例子。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桑頓中國中心的幾位研究人員如李侃如、卜睿哲和貝德都曾在政府供職。李侃如雖是職業學者，但在克林頓做總統時在國安會負責中國事務；卜睿哲是美國駐臺辦事處主任；貝德是奧巴馬第一任總統期間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顧問。美國現任駐緬甸大使米德偉曾先后在民主黨國際問題研究所（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國防部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工作過。

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工作時，米德偉寫了關於美國應該調整對緬甸政策的報告，之后成為緬甸特使和美國在1988年后第一位駐緬大使。

剛剛離開國安會的中國事務負責人麥艾文曾經在蘭德公司供職，現在去了總部在紐約的美國外交學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據說是希拉里•克林頓的“干部培訓班”，之前在那里做高級研究員的郝琪建，前不久被派駐東盟做大使。總部設在紐約的亞洲協會最近新成立了一個政策研究院，創始院長居然是前澳大利亞首相陸克文。

如果說美國進步中心是希拉里的“干部培訓班”，它的中國項目目前還沒有跟“老板”的競選中的反華言論接軌。美國進步中心的創始人是前克林頓總統白宮辦公廳主任約翰•波蒂斯塔。他與中心的中國項目主任哈特剛剛帶領一個小組，去中國參加了由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主辦的第四次全球智庫峰會。波蒂斯塔還在峰會上做了主旨發言。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前院長楊潔勉曾與該中心的一個研究員共同發表了“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的文章，而作為氣候問題專家，哈特一直在促進中美在氣候問題上的合作。中美在去年的apec會上能就氣候問題達成出人意料的協議應該與美國進步中心的工作有一定的關係。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總裁剛剛易人，新任總裁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授和前助理國務卿伯恩斯。卡內基是美國智庫里在海外設立辦公室最多的，包括北京、莫斯科、布魯塞爾和貝魯特。因為卡內基有全球的視角，福特基金會最近特撥款讓它研究中國的崛起及對國際秩序的挑戰。

為中美關係鳴鑼開道難道錯了？

美國智庫的山頭自然很多，究竟哪座山的錦囊妙計會被采用或者可能影響某一項白宮的決策，我們作為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招兵買馬”之后就是要“拉山頭”了。美國最主流的智庫自然是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大西洋(600558,股吧)理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和外交學會等。他們的觀點最容易被媒體捕捉和傳播，也會通過各自的管道進入白宮、國會山、五角大樓、中情局和其他與國安和情治有關的機構。

在中美關係問題上，這幾家的觀點基本上長期以來是趨於維持中美關係積極發展的現狀，並千方百計尋找中美在雙邊關係、地區問題和全球挑戰上雙贏或共贏的渠道。2012年以來，這些智庫因為對中國國內的政治發展缺少認識，也因為中國對周邊國家政策的日趨強硬讓它們措手不及，最近都紛紛開始思考它們為中美關係鳴鑼開道的做法是否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布魯金斯的貝德最近發表的題為“改變對華政策——我們是否在自尋敵人？”的文章，在美國和中國雙邊關係守望人中影響巨大。他說，“東亞的和平得益於在亞太地區發揮著最為重要作用的中美兩個大國的和諧共處。這種和諧局面，由尼克松與基辛格促成，並被此后中美兩國歷任領導人所維護鞏固”，並指出，“在此背景之下，把目前世界上最為穩定、有序、經濟上富有活力的區域，變為另一個充滿是非衝突之地，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貝德差不多四年前離開奧巴馬總統的國安會，他的觀點應該說是代表美國主流智庫對中美關係的看法。

2015年6月底，在清華大學世界和評論上，全球知名智庫紛紛就當前國際關係中的重要議題進行辯論。其中，中美關係更成為最大焦點。

大西洋理事會沒有中國項目，但是他的理事長是曾經出任過駐華大使的洪博培，他的副總裁之一是小布什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哈德利，他的國際顧問委員會的主席是老布什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作為地緣政治嫻熟的實踐者，大西洋理事會的幾位領導人目前最擔心的是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

對中國人來說，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最知名的人士是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主要實施人布熱津斯基博士。它的副總裁格林曾經是小布什總統的國安會亞洲顧問，兩位專門從事中國研究的是曾長期在中央情報局負責臺海問題的約翰遜，以及臺海問題專家葛萊儀。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在夏威夷的檀香山設有一個相對獨立的太平洋(601099,股吧)論壇，主要職能是從事區域國防和安全的研究，並為美軍太平洋指揮部的官員提供培訓。因為與美國軍方和情治單位的密切關係，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最關心的中國的南海問題、釣魚島和臺海關係。可以想象，隨著台灣大選的臨近和蔡英文可能出任台灣地區下一屆領導人，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在中美關係中的影響力會會逐漸升高。

（本文摘編自“鳳凰大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