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趨勢始於電子郵件與即時通訊——數千年來，人們依靠口耳相傳、紙筆記錄完成的私密對話，如今已轉移到數位基礎設施上進行。隨後，數位金融應運而生，既包括加密貨幣金融，也涵蓋傳統金融本身的數位轉型。再到後來，數位科技滲透至健康領域：借助智慧型手機、個人健康追蹤手錶，以及從消費行為推斷出的數據，各類與我們身體相關的資訊正透過電腦及電腦網路處理。在未來二十年裡，我預期這一趨勢將席捲更多領域，包括各類政府事務（最終甚至可能延伸至選舉環節）、對公共環境中物理與生物指標及潛在威脅的監測，而最終，透過腦機介面技術，數位技術甚至可能觸及我們人類自身的思維層面。

我認為這些趨勢不可避免：其帶來的益處過於巨大，且在競爭激烈的全球環境中，拒絕這些技術的文明首先會喪失競爭力，進而向接納這些技術的文明讓出主權。然而，除了帶來強大益處外，這些技術也深刻影響國家內部及國家之間的權力格局。

能從新一波科技浪潮中獲益最多的文明，並非科技的「消費方」，而是科技的「生產者」。針對封閉平台與介面所設計的、由中央統籌的平等存取項目，充其量只能實現其中一小部分價值，且在預設的「常規」場景之外往往失效。此外，在未來的科技圖景中，我們對科技的信任度將大幅提升。一旦這種信任被打破（例如出現後門程序、安全漏洞），就會引發嚴重問題。即便只是存在信任被打破的「可能性」，也會迫使人們退回到本質上具有排他性的社會信任模式——即「這件東西是由我信任的人打造的嗎？」。這種情況會在技術棧的各個層面催生連鎖反應：所謂「主導者」，就是那些能定義「特殊狀況」的主體。

要規避這些問題，技術堆疊中的各類技術－包括軟體、硬體及生物領域技術－需具備兩個相互關聯的核心特性：真正的開放性（即開源，包括免費授權）與可驗證性（理想情況下，終端使用者應能直接進行驗證）。

網路即現實生活。我們希望它成為烏托邦，而不是反烏托邦。

健康領域中開放性與可驗證性的重要性

新冠疫情期間，技術生產手段獲取不平等所帶來的後果暴露無遺。疫苗僅在少數國家生產，這導致不同國家獲得疫苗的時間存在巨大差距：富裕國家在 2021 年就獲得了高品質疫苗，而其他國家直到 2022 年或 2023 年才拿到品質較低的疫苗。儘管當時有多項舉措試圖保障疫苗的平等獲取，但由於疫苗生產依賴資本密集的專有製造流程，且這類流程僅能在少數地區開展，這些舉措的效果十分有限。

疫苗面臨的第二個主要問題，在於其相關科學研究與資訊傳播策略的不透明性：相關方試圖向公眾宣稱疫苗「完全無風險、無任何副作用」，這一說法與事實不符，最終極大地加劇了公眾對疫苗的不信任感。如今，這種不信任感已升級，甚至演變為對半世紀以來科學成果的質疑。

事實上，這兩個問題都有解決之道。例如，由 Balvi 資助的 PopVax 等疫苗，不僅研發成本更低，且研發流程的開放性更高——這不僅能減少疫苗取得的不平等性，同時也讓其安全性與有效性的分析和驗證變得更加容易。未來，我們甚至可以在疫苗設計之初，就將「可驗證性」作為核心目標。

類似問題也存在於生物技術的數位化領域。當你與長壽研究學者交流時，他們幾乎都會提到：抗老醫療的未來方向是「個人化」與「數據驅動」。要為當下的人們提供精準的用藥建議與營養調整方案，就必須了解其身體的即時狀況；而要實現這一點，大規模、即時的數位資料收集與處理至關重要。

此邏輯同樣適用於以「防範風險」為目標的防禦性生物技術，例如疫情防治。疫情發現越早，就越有可能從源頭遏制；即便無法遏制，每提前一周發現，也能為防控準備與應對措施研發爭取更多時間。在疫情持續期間，即時掌握疫情發生地點，對於及時部署防控措施也具有重要價值：若感染疫情的普通人能在得知病情后 1 小時內自我隔離，疫情傳播範圍將比“帶病活動 3 天、傳染他人”的情況減少 72 倍；若能確定“20% 的地點導致了 80% 的情況減少 72 倍；若能確定“20% 的地點導致了 80% 的空氣傳播”，針對性地傳播這些區域的風險進一步發展。要實現這些目標，需滿足兩個條件：（1）部署大量感測器；（2）感測器具備即時通訊能力，能將資訊回饋至其他系統。

若進一步展望「科幻級」的技術方向，我們會看到腦機介面的潛力－它不僅能大幅提升人類的工作效率、透過「心靈感應式通訊」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彼此，還能為更安全的高智慧人工智慧開闢路徑。

倘若生物與健康追蹤（包括個人層面與空間層面）的基礎設施為專有技術，那麼資料將預設流入大型企業手中。這些企業有權在基礎設施之上開發各類應用，而其他主體則被排除在外。儘管它們可能透過 API（應用程式介面）開放部分存取權限，但這類權限往往受限，且可能被用於「壟斷性尋租」，甚至隨時可能被收回。這意味著，少數個人與企業掌握 21 世紀某一重要技術領域的核心資源，進而限制了其他主體從中獲取經濟利益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若這類個人健康資料缺乏安全保障，駭客一旦入侵，便可能利用健康問題敲詐勒索、透過優化保險與醫療產品定價榨取利益；若資料中包含位置信息，駭客甚至能據此蹲點實施綁架。反之，你的位置資料（頻繁遭遇駭客攻擊）也可能被用來推論你的健康狀況。而若腦機介面被駭客入侵，代表惡意攻擊者能直接「讀取」（甚至更糟－「竄改」）你的思維。這已不再是科幻場景：有研究顯示，腦機介面遭駭客攻擊後，可能導致使用者喪失運動控制能力（相關攻擊案例可參考此處）。

總而言之，這些技術雖能帶來巨大益處，但也伴隨著顯著風險——而大力強調「開放性」與「可驗證性」，正是緩解這些風險的有效途徑。

個人與商業數位科技領域中開放性與可驗證性的重要性

本月初，我需要填寫並簽署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但當時我身處國外。儘管該國設有全國性電子簽名系統，但我並未提前完成註冊。最終，我必須列印文件、手寫簽名，再前往附近的 DHL（敦豪快遞）網點，花大量時間填寫紙質快遞單，最後支付費用將文件跨國加急寄出。整個過程耗時半小時，花費 119 美元。而就在同一天，我還需要在以太坊區塊鏈上簽署數位交易——整個過程只花了 5 秒，成本僅 0.1 美元（公平地說，即便不依賴區塊鏈，數位簽名也可完全免費）。

這類案例在企業或非營利組織治理、智慧財產權管理等場景中十分常見。過去十年間，絕大多數區塊鏈新創企業的商業計畫書裡，都能看到類似的「效率對比」案例。除此之外，「透過數位方式行使個人權限」最核心的應用場景，便是支付與金融領域。

當然，這一切都伴隨著一個重大風險：若軟體或硬體遭遇駭客攻擊，該怎麼辦？加密貨幣領域很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風險——區塊鏈具有「無需許可」與「去中心化」的特性，一旦你丟失資金訪問權限，便沒有任何「救星」可求助，即「沒有私鑰，就沒有資產所有權」。正因如此，加密貨幣領域早早開始探索「多簽錢包」「社群恢復錢包」與「硬體錢包」等解決方案。然而在現實中，許多場景下「缺乏可信賴第三方」並非出於意識形態選擇，而是場景本身的固有屬性。事實上，即便是在傳統金融領域，「可信任第三方」也難以保護大多數人——例如，僅有 4% 的詐騙受害者才能追回損失。而在涉及「個人資料託管」的場景中，資料一旦洩露，從原則上講便無法「撤回」。因此，我們需要真正的可驗證性與安全性——既包括軟體，最終也包括硬體。

重要的是，在硬體領域，我們試圖防範惡意的風險遠不止「製造商是否惡意」這不止一點。更核心的問題在於：硬體研發依賴大量外部元件，且多數元件為閉源模式，只要其中任一元件存在疏漏，就可能導致無法接受的安全後果。有論文顯示，即便軟體在獨立模型中被證明「安全無虞」，微架構的選擇也可能破壞其側通道抗性。像 EUCLEAK（一種攻擊方式）這類安全漏洞，正因其依賴的組件多為專有技術，才更難被發現。此外，若人工智慧模型在受損硬體上訓練，訓練過程中可能被植入後門。

另一個問題在於：即便封閉的集中式系統本身安全無虞，也會帶來其他弊端。集中化會在個人、企業或國家之間形成「持續的權力槓桿」－若你的核心基礎設施由某一「潛在不可信國家」的「潛在不可信企業」搭建與維護，你便容易面臨外部施壓（例如，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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