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智庫：陳云思想方法的恒久魅力

文︱李洪峰

陳云創造性地提出“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思想方法，豐富了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是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領導工作中的具體運用。陳云思想方法、領導方法，是他留給我們的最寶貴思想財富。

特別強調思想方法，是貫穿陳云一生的突出特點

作為我們黨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陳云除了與其他老一輩革命家共有的優良作風和優秀品德外，他有自己的鮮明特點。他一生謹慎、本色如一，淡泊寧靜、波瀾不驚，堅如磐石、穩如泰山，是我們黨內有戰略眼光，考慮黨和國家全域性、戰略性重大問題的人。

陳云為什么特別強調思想方法，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陳云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經歷了中國革命的艱難困苦和流血犧牲，經歷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辛探索和巨大挫折，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全域性錯誤，經歷了改革開放的風風雨雨，他深知思想方法的正確與否，對於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事業所具有的極端重要性。

他多次講毛主席在延安三次給他談學哲學，講人犯錯誤主要不是沒有經驗，而是思想方法不對頭。他多次講延安時期，他在休養期間通讀了毛主席的全部文章、著作、講稿、電報，得到的結論就是四個字，實事求是。他在實踐中深刻認識到，毛澤東、鄧小平正是由於堅持實事求是，堅持正確的思想方法，才找到了中國特色新民主主義道路，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引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

第二，我們黨是高度重視理論建設的黨。而我們黨理論建設的一個根本特點，就是在理論上成熟而且不斷發展。我們黨不但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使我們黨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科學理論形態；而且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歷史性飛躍。

陳云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思考和理論創造，為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立，作出了重要貢獻。他高度認同並終生踐行毛澤東同志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概括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他深知，只有堅持正確的思想方法。才能正確貫徹理論聯系實際原則，才能在實踐中掌握馬克思主義，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第三，陳云在延安當過七年中央組織部部長。他切實懂得干部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對黨的事業的關鍵作用，切實懂得正確的思想方法對干部成長的關鍵作用。

他反復強調，領導干部最要緊的，是要把思想方法搞對頭。這是著眼於黨的事業說的，也是著眼於干部成長說的。正確的思想方法，首先表現為原則的堅定性。他在延安所作的“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的報告，影響深遠。他要求要用正確的思想方法看待干部、使用干部，要求各級領導機關要關心人、了解人，氣量大、用得好。

他離開領導崗位后，反復闡述身負重任和學好哲學的關係，強調學好哲學，終身受用。只有思想方法正確，才能做好工作，也才能在實踐中培養造就德才兼備的領導干部。既防止形而上學，片面性、表面性、絕對化，也防止政策和決策失誤，又防止干部犯錯誤，給黨和國家造成不應有的損失。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十五字箴言，是陳云留給我們的最寶貴思想財富

怎樣做到實事求是？陳云創造性地提出的十五字箴言：“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陳云說，我體會就是這十五個字，前九個字是唯物論，后六個字是辯證法，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

不唯上。陳云說：“不唯上，並不是上面的話不要聽”。他強調，一個共產黨員，他的責任在於堅決地執行決議，在實際工作中實現這些決議。必須有大無畏的、百折不撓的精神去克服工作中的困難，在工作中萎靡不振和用雇傭勞動的態度來對付黨的工作，是絕對不允許的。

如何做到“不唯上”？陳云認為，要講真理。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應該怎樣就怎樣。怎樣對老百姓(603883,股吧)有利，怎樣對革命有利，就怎樣辦。陳云嚴守黨的紀律和規矩，堅決維護中央權威。

不唯書。陳云認為，“不唯書”，不是說檔案、書都不要讀。學習是共產黨員的責任。他主張，學習的主要方法是自修，是上毛主席講的“長期大學”，靠在工作中學習，這是最靠得住的。要善於在繁忙的實際工作中，自己爭取時間去學習。

陳云認為，真正的理論，只有在實際工作中才能逐漸深刻地領會，因為理論是實際的反映，歸根到底是來自實際，而不是來自書本。如何將書本上的東西與實際相結合？陳云強調，首先是要讀懂，讀懂就是消化。

如果書沒有讀懂，就不要急於去“聯系實際”。掌握了馬列主義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會自然地把所學同自己的實踐經驗結合起來，把具體經驗提高到一般理論，並用以指導實際工作。

只唯實。陳云認為，“只唯實”，就是只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才是最靠得住的。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

他認為，過去我們犯錯誤，不是對實際情況一點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況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誤把局部當成了全面。我們要決定政策，就要研究情況，用腦筋去想問題，如果自己腦子里所想的是主觀主義的，和實際情況不符，那就會犯錯誤。創造性必須和實事求是相結合，否則就會華而不實，不能真正地前進。

交換。陳云認為，事物是很復雜的，要想得到比較全面的正確的了解，那就必須聽取各種不同的意見，多和別人交換意見。通過交換，本來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漸全面起來；本來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漸明白起來；本來意見有分歧的問題，就可以逐漸一致起來。不怕人家講錯話，就怕人家不講話。如果大家都不說話，那就天下不妙。

比較。陳云認為，不經過比較，就看不清事物的發展程度，看不清事物的要害和本質。比較，是為了更深刻地判斷事物的性質，弄清事物的本質。所有正確的分析，都是經過比較的。

決定政策，組織實施，要做出幾個比較方案，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不要只提一個方案。要把各種方案拿來比較。比較時要上下、左右進行比較，不但要和現行的作比較，和過去的作比較，還要和外國的作比較。多方面的比較，可以把情況弄得更清楚，判斷得更準確。多比較，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反復。陳云認為，人們認識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個反復的過程。反復，就是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最好過一個時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決定。有些問題，沒有把握寧可慢些，多考慮一下，其缺點是慢。但如果錯了，那就是失。慢和失比較起來，慢比失要好。

如何做到反復？陳云強調，首先要在決定了對策之后，再找反對的意見攻一攻，要請人唱“對臺戲”，沒有“反對派”，也要假定一個“反對派”，使認識更正確。

而最要緊的，是在實踐過程中反復認識。凡是正確的，就堅持和發展。如果發現缺點就加以彌補，發現錯誤就立即改正。反復不是反復無常、朝令夕改，而是要通過判斷、行動，再認識、再修正，使認識和決策更加準確，不犯大的錯誤。

在實踐中，陳云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領導方法、工作方法：

第一，抓經濟工作，既要算大賬，也要算小賬。這是陳云領導和管理經濟工作的重要方法。陳云講過：“做經濟工作要有戰略眼光，要算大賬。同時，也要算小賬。”

這里舉一個陳云算賬的例子：

1956年11月11日，陳云在《解決豬肉和其他副食的供應緊張的辦法》中算豬賬的情況。

先看大賬。

陳云說：從1954年6月以后，全國豬的生產是下降的趨勢，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停止。全國養豬的數目（只記大數），1950年是六千萬頭，1951年七千萬頭，1952年是八千萬頭，1953年是九千萬頭，1954年4月是一億頭，每年增加一千萬頭。在這以后就下降了，1955年6月降到九千萬頭，1956年6月降到八千萬頭。

同時，每頭豬的平均重量也下降了，解放初期是157斤，現在是141斤。今年7月1日，國務院發了一個關於發展養豬的指示，其中規定要“私有、私養、公助”。這個指示發出以后，養豬有所增加。但是根據各方面的估計，明年計劃要增加到一億一千萬頭，恐怕達不到。明年豬的生產會增加一些，但增加多少，現在還很難說。

再看小賬。

陳云說：要保證農民養一頭豬能得到200斤到250斤原糧的利益，相當於糧食產量低的地方的一畝地左右的收入。有這樣數目的收入，可能刺激農民養豬。那么價格怎樣計算？養一頭豬，精飼料（包括豆餅、米糠、豆渣）需要15元，青飼料兩千斤，大概也值15元。

照一般情況，小豬價錢和豬糞價錢應該相等。但是，現在小豬的價錢貴了，豬糞的價錢比較便宜，所以賣出豬糞再買進小豬要多貼2元。飼料要有柴燒，再加上2元。還有病死的，常常要占豬的頭數的百分之十左右，平均計算，每一頭豬賠上2元。以上共計，本錢36元。再加上相當於200斤到250斤原糧的收入，大概要15元左右。這樣，總計是51元。

現在我們的收購價格，去年平均是43元，相差8元。各地究竟提價多少，要根據本地不同情況，提出具體意見。照這個價格計算，我估計農民是愿意養豬的。因為柴是可以揀的，飼料也可以搞到一點，就是多花一點勞動力，可以得20元或者再多一點。

提了收購價格，食品公司就要貼錢，商業部的利潤就要減少，財政部就要給與補貼，每年約三億八千萬元。這個問題怎樣解決呢？現在我們是按豬肉的賣家收百分之十三的屠宰稅，是否可以減到百分之五。這樣，商業部門可以減少向地方繳納二億四千萬的稅款。

另外，是否可以把小城市的肉價從5角，提到5角5分，每年銷二千萬頭豬，可以多收入一億元。商業部門經營豬的利潤，今年是四千萬元，也把它貼在里面。這三筆，合起來是三億八千萬元。這里最重要的是兩條措施：一條是稅收從百分之十三降到百分之五，另一條是在小城市把豬肉的價錢每斤提5分。

提高銷價以后，把最大的好處給了養豬的農民，至於說吃肉的人每斤多花了5分錢，這數目不大。請同志們考慮，這樣做行不行。減少了屠宰稅，是減了地方的稅收，但我看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地方這一項收入減少了，還可以用別的辦法去補。總之，如果現在不提價，豬肉的生產還要下降，將來非提價不可。

這個例子，可能繁瑣一些。但從繁瑣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陳云大賬是清楚的，小賬也是清楚的，政策調整建立在這兩本賬基礎上，自然十分牢靠。

第二，做工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研究，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決定政策。

陳云強調：“所有正確的政策，都是根據對實際情況的科學分析而來的”。“我們應該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去弄清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決定政策”。他特別重視調查研究、善於調查研究，反對虛夸浮躁、急功近利。

陳云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他總是強調：“解決群眾切身問題的辦法，必須在群眾中去討論，到群眾中去找尋”。“充分發動群眾是開展一切工作的關鍵”。陳云堅持發揚民主作風，十分注重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特別是不同意見。

他調查研究的方法，一是派一些地位不高、知名度不大的身邊工作人員下去調查，這樣的同志容易接近群眾，便於了解實情；二是請人上來，多找一些在第一線負責具體工作的同志進行小范圍交談，這樣可使調查對象打消顧慮，講出實情，也便於對各種意見進行比較；三是廣交知心朋友，特別是在基層群眾中交朋友，這些人沒有“烏紗帽”問題，敢講真話；四是必要時親自下去。他認為，其他所有形式的調查都不能代替領導干部親自深入基層搞調查。

第三，辦事情，循序漸進，量力而行，積極穩妥。

陳云認為領導要區別工作緩急主次，掌好舵，指出主要努力方向，預防某種偏向。他部署工作總要反復考慮，看準情況，經過典型試驗，逐步推廣，穩扎穩打。他處理的多是黨和國家的大事，有緊急的事、難辦的事、棘手的事，他都冷靜對待，權衡利弊，慎重決策，力求穩妥。

他從不感情用事，從不草率從事，從不存僥幸心理。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他又及時指出，我們的建設和改革，任務艱巨，問題復雜，而我們的本領還不大，要“摸著石頭過河”，小心謹慎地前進，開始時步子要小，緩緩而行。寧可穩當一些，不要冒冒失失。慎重一點，看得準一點，解決得好一點，比輕舉妄動、早動亂動好得多。

第四，處理問題，善於抓住主要矛盾，抓住重點。

陳云說過，做大事都是從做小事開始的。不忘記經常工作，但必須抓住中心，防止事務主義，亂無頭緒。他認為，工作不抓住要點，亂鉆，那是不會搞出什么名堂來的。陳云抓工作卓有成效，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能夠敏銳地抓住中心問題、重點問題和關鍵環節，並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

第五，注意思考關係全域和長遠的戰略性問題。

陳云常說，做工作要有戰略眼光，要拿出一定時間“踏方步”。踱方步，深思考，不僅要有看和聽的時間，還要有想的時間。應該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要上屋頂，不要老呆在地下室。

對於全域和局部的關係，他有一句名言，全域在，可以挽救局部；而全域垮，則局部不能挽回。他認為，對於領導者特別是各個部門、各個地方的主要領導者來說，做好日常工作很重要，專心思考和研究戰略性問題也很重要，而且更加重要。越是責任大、任務重，越要從大的方面看問題，保持頭腦清醒。只有這樣，才能做到見事及時，從容應對前進道路上可能出現的各種困難和風險。

第六，注意總結經驗。

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陳云深感自己責任重大。他說，全國人民把希望寄托於我們黨的身上，我們有這樣的責任，不能搞壞，搞壞了不是一個、幾個人的事，而是關係全國人民的得失。

他勤於思考，崇尚實干，既不墨守成規，也不隨波逐流，總是創造性地提出開展工作的思路和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強調，工作要從一點一滴做起，踏踏實實，不能有僥幸心理，不能希望一蹴而就，工作一件一件來，每件工作做到底，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

他認為，新發展要從舊陣地出發。根據過去的經驗，找出新的辦法，這項工作比日常的業務工作更重要。他做任何工作總是注意及時總結經驗，在總結經驗中不斷開拓創新。他認為，要找出一套新辦法，就要研究過去的辦法。總結經驗就可以把過去做對了的和做錯了的加以分析，把工作提高一步。他強調，改革開放要邊實踐、邊探索、邊總結經驗，以把改革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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