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南克登陸上海究竟了啥？

伯南克講述了危機時期的種種艱難經歷，評價了QE的重要性和難處，也對中國經濟、資本賬戶開放、人民幣加入SDR等作出了評價。

今日(5月25日)，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空降上海，出席由復旦主辦的“上海論壇2015——對話伯南克暨豐實資本捐贈簽約儀式”。

在褪去了主席的光環和壓力，這位曾令市場愛恨交織的前美聯儲主席詼諧幽默地講述了危機時期的種種艱難經歷，評價了QE(貨幣量化寬鬆)的重要性和難處，也對中國經濟、資本賬戶開放、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等作出了評價。

過去的危機和金融理論研究到底對於當前的政策制定有何幫助？

伯南克：我在在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時，對於過去危機做了很多危機方面的研究(伯南克最感興趣是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盡管歷次危機發生的環境和經濟情況有所不同，但危機在結構、動因方面都很相似。

只是在30年代大蕭條中，美聯儲沒有履行最后貸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職責(現代貨幣主義鼻祖弗裏德曼(Friedman，Milton)認為30年代美國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是錯誤的貨幣政策的一場災難，美聯儲的無能與不作為使得本來可以在1930年就結束的大蕭條反而變得更加嚴重。)通過對30年代危機的學習和了解，美聯儲在2008年危機時積極展開行動，因此對於危機的學習認識很重要。

各界對於QE褒貶參半，如果評價三輪QE的作用？

伯南克：我在攻讀碩士學位時，研究貨幣體系，危機的兩大肇事方便是——貨幣供應不足(short monetary supply)和通貨緊縮(deflation)，因此在危機時，美聯儲希望保證貨幣供應充沛，並施行寬鬆的貨幣政策要，以此助力金融系統，因此我們施行了QE。當然，為了不使經濟過熱，還要設定一個通脹目標。(當前美聯儲的通脹目標是2%，為美聯儲兩大重要使命之一，也是加息時點的衡量標準之一)

到通縮，上世紀30年代，貨幣體系奔潰，物價每年以約10%的速度下滑，根本沒人買東西，企業也無意投資，因此通縮是當年的大敵人。

對於央行而言，降息是常規貨幣政策，但在2008年年底，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已砍至接近於0，因此我們不得不採取非常規貨幣政策。

因此我們實行了QE1，穩定了金融市場，2009下半年經濟開始復甦。此后，我們仍然擔心通縮風險，因此我們進行了QE2和QE3。我們認為QE對美國經濟有利，盡管QE不是萬靈藥(panacea)，但QE的確幫助了美國經濟，美國的復甦比歐洲日本都要迅速，當前完全不存在如歐日的通縮風險。

可否回憶一下你在危機時期經歷的艱難時刻？

伯南克：其實我受任時從未想到自己竟然會遇到這種危機(笑)。2006年，美國經濟還不錯，沒人知道會發生什麼，因此我就毅然決然接受了美聯儲主席的職位(笑)。

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瞬間崩塌，恐慌情緒高漲。處理雷曼兄弟的問題對我而言真是痛苦，但由於沒有收購者能承擔雷曼的債務，因此雷曼只能破。但此后美聯儲聯合財政部救助了美國國際集團(AIG)。和雷曼不同，作為保險集團的AIG擁有不少抵押物，因此美聯儲和財政部出面拯救AIG，延長了850億美元緊急貸款。

當時，布什總統對此救助方案表示懷疑。我們和布什總統報備此事之時，布什問“你還有什麼別的選擇？”(what are the other options？)我們回答，“只能這麼做。”(none)。布什最后只有表示支持。

此外，當時有國會議員對資救助計劃表示反對。一名資深議院當時扔給我一句話——“我很欣賞你的處理能力，但我希望你注意一件事，(不管下場如何)這都是你的決定和你的責任。”(it’s your responsibility and your decision)

可見，我不僅在抗擊危機，還在肩負政治責任。盡管所有人都恨我們(笑)，但我們不得不拯救經濟，不得不出資，推行QE。(we tried very hard)

如何評價前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和現任主席耶倫？

伯南克：我2002年來到華盛頓，同年8月5日進入美聯儲，作為決策委員會的侯選成員，此前我從未在政府待過。當時，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被稱為Mastreo(大師)，我一度很擔心，格林斯潘名聲這麼大，很害怕自己無法勝任工作。

耶倫(Janet Yellen)經驗豐富，可以比我更為豐富，她之前就是美聯儲副主席，是非常睿智的經濟學家，我們交流良好。當前，耶倫其實是延續了我們此前共同制定的政策。

你認為施行QE的難度在哪裏？怎麼看2013年那場“退出恐慌”(taper tantrum)？

(當時伯南克釋放提前退出QE信號，導致國際資本瘋狂撤離新興市場)

伯南克：QE的確有效，但很難操作。首先，QE沒有先例，我們沒有經驗，因此不知道下場到底如何。此外，與市場溝通存在難度。

比如2013年5月的那場“退出恐慌”就是最好的例子。當時經濟有所復甦，我只是了一句“如果經濟有所起色、通縮緩解，就會考慮削減QE”。但有些投資人天真地以為QE將永遠存在(QE Eternity)，因此當時這些人聽了我的話之后，好像覺得明天美聯儲就會退出QE，因此造成了之后的“退出恐慌”，但是我認為當時我的溝通已經足夠明確了。反而到了2013月12年，我們宣佈將會削減QE購債規模時，市場的反應卻比較平靜。可見，市場溝通是多麼微妙。不過，我們始終會保證貨幣政策透明、溝通清晰。

美聯儲加息日程漸進，你認為美聯儲何時會加息？加息將對新興市場造成什麼影響？

伯南克：這我可不確定，我希望美國經濟保持增長。市場是基於預期的，因此溝通很重要，而且一切不僅是美聯儲的責任，也是市場的責任。但是，只要保證加息的時候美國經濟將復甦、溝通明確，我相信不會有很大波動。如果加息發生在美國經濟強勁的時候，那麼加息對其他國家有利。

可否預測一下美國的長期增長速度？新技術對經濟又有什麼推動作用？

伯南克：這沒人知道，經濟學家擅長的是告訴你以前有什麼做錯了(笑)。(economists are very good at telling you what was wrong before)

不過就長期來看，美國經濟增速會放緩，因為勞動力、技術創新的發展趨於放緩。當然，技術進步是否會不斷提高生率以減少勞動力需求，這個還不得而知。當然，在危機后，企業和研發方面都沒有足夠資金，現在經濟復甦后，上述情況有所好轉，因此生率可能會提升。

新技術對經濟又有什麼推動作用？這點我們很難預測。不過，我很樂觀，相信IT、生物科技、納米科技、機器人會驅動經濟，他們會變得具有經濟重要性(economically important)。但很難預測如Facebook等的創新企業對GDP有多大推動。

更重要的是，新技術萌發后，經濟增速如何合理分配？如何保證所有人能夠分享技術的成果？機器人可以推動總體經濟好轉，但也會淘汰那些技能不足的人淘汰。因此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分享經濟增長至關重要，此時教育培訓的重要性也隨之凸顯。

國外對中國經濟總是有點悲觀，你認為中國經濟會崩潰嗎？會出現“硬陸”(hard landing)嗎？

中國增速放緩是完全可以預見的(totally predictable)，中國不可能永遠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長。企業越向高端邁進(sophisticated)，增速自然會放緩。此外，中國的放緩還由於經濟增長模式變動，過去中國側重基建、房地等重工業投資，政府在其中會扮演更多角色(more central controlled)，而現在中國從出口、重工業向服務、高科技等業轉移，政府在其中無法扮演太多作用，而需要社會創新，因此這更難控制和預測，不過從底端開始讓經濟有機地增長起來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在推進資本賬戶開放，這是否會帶來市場波動？

毫無疑問，資本賬戶管制可以減少或抹平市場波動，但經濟也無法實現增長，因此開放資本帳戶是增長策略的重要部分。只是在開放之前，國家需要考慮清楚，只有經濟強勁、能夠很好地利用資本流入、具備應對資本外流的能力、知道如何聰明地用錢，這時開放資本帳戶才是對一個經濟體真正有利的政策選擇。

如何看待人民幣加入SDR？人民幣是否可能成為全球儲備貨幣？

我認為人民幣加入SDR的過程中，中國更需要的是深化金融市場改革，才能真正推動人民幣成為全球儲備貨幣。我認為美元中期仍是全球最主要的儲備貨幣。

卸任美聯儲主席一職后，你過得開心嗎？

現在生活很不錯，我妻子也在教書，我也加入了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e，美國華府的中立派智庫機構 )。我剛寫完一本新書，今年秋天將會出版。

(以上內容由《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現場翻譯，未經審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