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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則經濟研究所榮譽理事長茅於軾撰文指出,中國的居民消費弱的原因和中國的經濟制度,特別是所有制有關。公有制為主的結果必定是要素所得大部分歸了公。居民收入有限,結果是居民消費不足。此外,西方社會有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老年以后的生活、看病、喪葬如果都有保障的話,就敢花錢。中國的情況恰好是對老年人的社會保障不完善,所以當今即使有錢也不敢花。想要振興居民消費必須完善社會保障。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中國經濟和世界上其他國家都不同的一大特征就是儲蓄率非常高。每年全民所生產的財富中用於消費的只占一半左右,另一半都儲蓄起來了。這部分儲蓄的財富都用於投資了。低消費,高儲蓄,高投資基本上是同一回事的不同結果。想要減少投資必須從根子上提高居民消費著手。
高儲蓄和高投資本來都是好事。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由於高投資,全國各地興建了無數高樓大廈,高速公路,發電廠,制造業工廠,飛機場,橋梁地鐵,徹底改變了中華大地的面貌。現在的中國真可以當之無愧地稱為“新中國”。可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情況發生了變化。該投資建設的項目差不多都已建成了,值得投資的機會越來越少,產能已經過剩。
用經濟學的語言說,就是投資的收益遞減。這幾乎是大家一致的看法,中國經濟的投資太高,不能靠投資來維持商品和服務的購買,要用居民消費的購買替代投資的購買。如果全國人民生產出來的物質和服務賣不掉,產品積壓,工廠就不能繼續生產。所以必須用更多的消費替代投資,保持總需求的規模。
消費又分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在下要控制政府消費,減少公款吃喝,公款旅遊。所以增加消費唯一的出路就是增加居民消費。要求老百姓(603883,股吧)更多的花錢購買,把生產出來的商品和服務都買下來。可是怎樣能讓百姓更多地花錢?這可是一個困難的問題。
首先,居民可能沒有足夠的錢,當然無法增加他們的購買。gdp,中國生產出來的財富總量是百姓的勞動成果,誰生產的財富理應歸誰所有。那就不會發生沒有錢購買的問題。按照經濟學的理論,財富是三要素生產得出的,即勞動,資本和自然資源。如果這三要素都歸居民所有,要素所得就成為居民所得。但事實上除了勞動肯定屬於居民本身,其他兩個生產要素並非都屬於居民。
比如講資本,中國有大量國有企業,國企的資本不屬於居民,而屬於國家,國企賺的錢分配不到居民手里而歸了國家(事實上國企的利潤基本上並不上交財政部,留在企業自己用掉了)。至於自然資源所創造的財富,由於中國的資源都屬於國家,更分配不到居民手里。特別是土地,除了農用地屬於農民,其他土地都屬於國家。土地的產出都歸了國家(比如出賣土地的收入)。農用地的所有者名義上是集體所有制下的農民。但是農民只能獲得土地用於農業的收益,轉換成工商用地的高收益被政府收走了。所以中國和其他國家比起來,中國的農民是最窮的,因為他們的土地只能限於農用。最後,礦藏這種自然資源所生產的財富基本上也是屬於國家。因為地底下資源的所有者都是國家。
從以上分析看來,中國百姓能夠分得的gdp是很少數,雖然財富是他們的勞動生產出來的。居民的收入低,他們的消費不可能很高。從國家發表的統計數據看也證明這樣的分析是對的。全國公有和私有企業職工的工資收入不到gdp的20%。好在中國有大約三分之二的gdp產出是私企生產的,私企的資本收益是歸居民中的富有階層所有。他們的收入中減掉儲蓄的部分都用於消費。另外三分之一的國企,他們的資本收益都歸了國家。在居民收入中,還要減掉納稅的部分才可能成為他們的購買力。中國的稅收(不包括政府服務所收的費和各種罰款)占了gdp的大約20%,其中包括國有企業所交的稅。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國的居民消費弱的原因和中國的經濟制度,特別是所有制有關。公有制為主的結果必定是要素所得大部分歸了公。居民收入有限,結果是居民消費不足。
但是居民消費不足還有另外的原因。如果居民有了錢還是不敢消費,而是選擇則把錢存起來,消費仍然是不足的。不敢花錢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對自己的經濟前途看不清,沒有把握,所以要多存錢以保安全。西方社會有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老年以后的生活、看病、喪葬如果都有保障的話,就敢花錢。中國的情況恰好是對老年人的社會保障不完善,所以當今即使有錢也不敢花。想要振興居民消費必須完善社會保障。
實行已久的計劃生育政策也提高了中國人的儲蓄率。孩子少,家庭的負擔變輕,就有多余的錢存起來。全社會因之有了大量節余,這種節余大部分變成了儲蓄。我們稱之為人口紅利。現在想要提升居民消費,就得廢除計劃生育,恢復正常的人口結構,同時也增加家庭養育下一代的開銷,也就是增加居民消費。所以,所謂的人口紅利實際上是人口欠債,以后是要歸還的,不是真正的紅利。
中國還有不少政府強制儲蓄的政策,也和振興居民消費背道而馳。比如企業和員工繳納的五險一金,就是強迫性的儲蓄。這些政策典型地說明微觀政策和宏觀要求互相抵觸。從微觀的角度看,每個人都應該有養老儲蓄,強制儲蓄並不錯。但是確實更加大了已經過高的儲蓄率,降低了居民的消費能力。
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是將政府的投資轉換成社會公共消費,提高居民的養老服務。這樣就可以避免要求居民強制性儲蓄。居民中的工薪階層減輕了五險一金負擔,可以增加收入,增加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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