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意識形態操控下西方誤譯伊斯蘭問題的怪象

  　　微信號：《中東研究通訊》 文 | 張洋

《聖經》記載，人類在初始時有共同語言，他們居住在一起，並利用河谷的資源，在那里建筑城和塔，以聚集全體的人類及展示力量。上帝降臨視察，認為人類過於自信和團結，一旦完成計劃將能為所欲為，便決定變亂人們的口音和語言，並使他們分散各地。高塔於是停工，而該塔則被稱為巴別。

巴別塔的故事告訴我們，不同的語言讓人們分散，並產生誤會和衝突。而在阿拉伯世界與西方的政治交往中，翻譯上的錯誤時有發生。無論是由於語言上的失誤、文化上的陌生還是政治上的故意，翻譯的錯誤以及由此帶來的影響，都會給雙方的敏感而復雜的關係在沉重的歷史包袱下，再添陰霾。
誤譯現象及其原因
一、對語言不熟悉造成的失誤

先來看看幾個由於對語言不熟悉造成的誤譯的例子：

例一：

英國《觀察家》雜志在2012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巴勒斯坦哈馬斯領導人哈立德·邁沙阿勒的一句話稱we don t kill jews because they are jews. we kill the zionistsbecause they are conquerors..."，即“我們不屠殺猶太人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我們屠殺猶太復國主義者，因為他們是占領者。”

文章一刊出，歐美讀者一片嘩然。然而查閱哈立德發言的原文，卻發現他是這樣說的：“نحن لا نقاتل اليهود لأنهم يهود.. إنما نقاتل الصهاينة المحتلين”，即“我們不與猶太人戰斗，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我們與猶太復國主義者戰斗，因為他們是占領者。”

原來，《觀察家》的作者，將“قاتل戰斗”這個詞，與“قتل屠殺”混淆了，因此理解的意思大相徑庭，並引起了人們對於屠殺的恐慌並加深了對於哈立德以及哈馬斯運動的誤解。

例二：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前身是穆斯林兄弟會國際機構的分支，因此正義與發展黨與埃及穆兄會關係密切，甚至可以說“同根同源”。正義與發展黨與穆兄會下屬的自由與正義黨，兩黨在執政理念上有很多共同之處。由於很好地在宗教與世俗間掌握著平衡，執政的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甚至被埃及穆兄會視作楷模。

然而埃爾多安在2011年9月埃及革命后訪問埃及時，發表了一番關於建立世俗國家的演說，卻引起埃及穆兄會的極大不滿。埃爾多安稱，土耳其的世俗主義是不同於西方盎格魯撒克遜的世俗主義，穆斯林也可以很好地治理世俗的國家。

此翻言論其實是埃爾多安在為穆兄會在革命后的埃及登上政治舞臺搖旗助威。可是，由於翻譯誤把世俗主義翻譯為“無神論اللادينية”而非使用“世俗主義 العلمانية”，故而引發了埃及穆兄會的憤怒。以至於埃爾多安在隨后訪問利比亞時，在接受利比亞電視臺采訪時，對翻譯的失誤造成的誤會不斷地進行解釋。

例三：

2006年7月，黎巴嫩真主黨所屬軍隊和以色列國防軍兩方爆發了軍事衝突。

為此，黎巴嫩真主黨總書記納斯魯拉在電視上發表了一段演講。這段演講被美國的memri（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網站——一家專門把阿拉伯媒體內容翻譯為英文的“研究機構”——翻譯成了英文，這篇翻譯的錯誤隨處可見。

比如，其將納斯魯拉的“نحن في الحرب المواجهة البرية ستكون يدنا هي العليا”這句話翻譯為“in the ground war, we will have the upper hand”，顯然是按照字面意思理解而被翻譯得不知所云。

其實應該翻譯為：

if attacked in a ground war, victory will be ours.即如果發生地面戰爭，那么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他的另一句話：“لأن إسرائيل هي دولة أقيمت لجيش وليس في إسرائيل جيش لدولة”被翻譯為“because israel is a country that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sake of anarmy, and the army in israel does not belong to the state.”以色列的軍隊怎么會不屬於國家呢？

這個錯誤是顯而易見的。而應該翻譯為“israel is a belligerent state established only to build an army”，即以色列如此好戰，其建立國家是為了建立軍隊而非建立軍隊為了國家。

阿拉伯語在國際政治交往和媒體報導中屢屢被誤譯，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其復雜性和詞形詞義富於變化，且政治人物在發言、講話中有時難免夾雜各地的方言，對於阿拉伯語翻譯來說是不小的考驗。

此外，阿拉伯語是伊斯蘭教的語言，然而阿語學習者並非都有機會對宗教做透徹的學習和研究。

對此，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斯蒂.芬斯玻爾稱，在大學里教授學生一門源於宗教的語言是十分復雜的，因為學校里的課程設置往往將現代交際阿拉伯語同經典阿拉伯語割裂開，以至於阿語學習者不能很好地理解伊斯蘭教典籍，從而也難以很好地掌握阿拉伯語。
二、文化的陌生與異化
語言是文化環境的產物，又是文化的載體。當某一言語系統的言語符號譯入另一言語系統之時,源語文字所反映的源語文化往往很難在目的語文字中得到重現。

西方文化的主源則是古希臘羅馬神話及《聖經》，而阿拉伯文化的主源則毫無疑問是《古蘭經》。文化差異造成了不同源文化間的陌生，由此，跨文化衝突便在國際交往中產生。

跨文化衝突是指“不同文化成員因在語言、非語言的轉換過程中所依據的社會規範的差異而對同一行為、同一現象會做出不同的解釋和理解及因此導致的差異、有時甚至是對立的一種現象。”

跨文化衝突也是因不同的價值觀、世界觀、思維方式使交際雙方產生心理對抗的一種文化現象。此外，伊斯蘭文化具有“政教共相”的特點，作為全世界13 億穆斯林共同的歷史傳統、精神信仰、價值判斷和生活方式的信仰體系,伊斯蘭文化在阿拉伯世界與國際社會的政治交往、交流合作等過程中的影響是巨大而深刻的。

而西方社會往往對阿拉伯和伊斯蘭文化有一種先入為主的負面思維定式和文化預設，特別是“9.11事件”以后，暴力、恐怖、好戰這些詞匯，成了貼在阿拉伯世界的集體標簽。這種對文化的異化，往往導致對阿語的誤譯以及對阿語所代表文化的誤讀。

敘利亞內戰爆發后，反對派自2012年7月21日開始在敘利亞人口第一大城市與工商業中心城市阿勒頗市與政府軍展開大規模戰斗。這場戰役的范圍及重要性使得雙方將其稱之為“戰斗之母”（ لمعاركاأم，即mother of all battles）。

然而bbc在報導中，稱敘利亞政府對阿勒頗地區反政府武裝發起“戰斗之母”的總攻，聯合國恐引起大屠殺。熟悉阿語的人應該知道，“لمعاركاأم”在阿語中是一種常見的比喻修辭，體現戰斗的重要性和規模，但並不意味著雙方要進行大屠殺式的你死我活的廝殺，也不意味著文明的崩潰和末日的到來。

這種對阿語理解和翻譯的錯誤，除了對於語言和文化的不熟悉，還要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對於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思維定式。

不僅國際主流媒體會犯錯，一國政府及元首亦會由於文化無知而犯錯。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常被人譏笑為“對美國海岸之外的事一無所知”。

2001年“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在全球發起了反恐戰爭。布什政府本欲將攻打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代號命名為“無限的正義”（العدل اللانهائي infinite justice），在遭遇恐怖襲擊一周后，布什本人亦在白宮草坪上舉行的記者見面會上，將其欲發動的反恐戰爭稱為“十字軍東征”。

訊息一經傳出，引起穆斯林世界一片聲討。因為在穆斯林的心目中，لانهائيinfinite是用來贊美真主的，而十字軍東征更是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社會的集體傷痕以及排斥西方世界的最初源頭。這些說法和稱謂不僅冒犯了穆斯林社會，引起穆斯林國家的憤怒，更不利於美國聯合阿拉伯國家建立所謂“反恐聯盟”，實施其反恐戰略。

因此后來在美國札圖納伊斯蘭學院院長謝赫哈姆扎·優素福(shaykh hamza yusuf)的建議下，布什政府將“infinite justice”更名為“持久自由行動”(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白宮亦因為布什的不當言論而進行道歉。

然而一切已經於事無補，穆斯林世界仍然對此紛紛指責，有人撰文譏諷布什政府的軍事行動應該命名為“無限的不正義”（infinite injustice），有人稱應命名為“無限的帝國主義”（infiniteimperialism）。
三、意識形態操控下的翻譯與選詞
意識形態對翻譯活動的諸多方面進行著操控，這種操控首先體現在翻譯目的上，譯者的目的往往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埃斯卡皮認為，“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的叛逆”。這種叛逆性，表現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為了達到某一主觀愿望而造成的一種譯作對原作的客觀背離。

作為兩種語言、兩種文化間的中介，翻譯並不是中立的，其身后的意識形態，影響著其文化、政治、宗教、道德等取向，並最終體現在譯者具體的翻譯規則上。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思維影響之下，西方積極輸出其占強勢地位的文化、制度和價值觀，於是在與弱勢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交往中，西方意識形態對於翻譯的操控往往體現在其對政治事件的定義、定性上。

1956年爆發的蘇伊士運河戰爭（即第二次中東戰爭），是英法為奪得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與以色列聯合，於1956年10月29日，對埃及發動的軍事行動。

英法以三國的行動遭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指責。在西方被稱為“蘇伊士運河危機”（the suez canal crisis）。這一用詞是在英美語境下對埃及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以及關閉亞喀巴灣的片面強調，而有意回避了英法伙同以色列對埃及悍然出兵這一事實。

而阿拉伯世界在報導時，則經常使用“三方侵略”（即العدوان الثلاثي the tripartite aggression），這樣用法表明阿拉伯世界認為所謂蘇伊士運河危機其實是徹頭徹尾的侵略。

2006年在報導薩達姆的庭審現場時，美國主流媒體cnn用了這樣的語句：

“obviously, for so many people here and probably around the world, aswell, a deep sense of satisfaction that saddam hussein and, in thiscase, seven of his henchmen, codefendants, are sitting trial, finally facingjustice for some of the crimes……”。

這是一篇失去了新聞媒體應有客觀立場的報導，對於薩達姆的審判，用了“全球很多人都深感滿意”，薩達姆的“狗腿子”，以及“面臨正義的審判”這樣一些感情色彩極為濃厚的詞語，充滿了意識形態的先驗。

對於上文說提到的2006年納斯魯拉的電視演說，納斯魯拉稱“只有以色列襲擊西貝魯特的情況下，我們才會越過海法。”

然而西方媒體如以色列的haaretz新聞網則在報導中添油加醋，翻譯為“在后續階段，我們的轟炸將不僅限於海法，如果事態發展，我們將選擇時機越過海法。”

在haaretz的呈現下，一個我行我素的戰爭狂人躍然紙上，增加了西方讀者對於納斯魯拉的負面評價。此外，納斯魯拉的整篇演講中沒有一處提到過“什葉派穆斯林”，然而haaretz在報導中卻稱，“納斯魯拉說‘什葉派穆斯林將會奪回以色列占領的所有土地。"這明顯意圖在什葉派和其它派別穆斯林之間制造隔閡。

《紐約時報》在其刊登的一篇由alan dershowitz撰寫的文章中，更是露骨地將納斯魯拉比作希特勒，稱“納斯魯拉的目標是殺光這世上的猶太人……納斯魯拉是如今備受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擁戴的人物，如同當年的希特勒，其對世界的威脅卻在當時遠未被察覺……納斯魯拉就是當今的希特勒。”

“阿拉伯之春”最早是由馬克.林奇於2011年1月6日在美國政治學刊物《外交》上使用。

這一用法，是對1968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國內開始的被稱為“布拉克之春”的國內政治民主化運動的影射。西方對將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動盪稱為“阿拉伯之春”，其意識形態意圖明顯。

實際上在阿拉伯國家的革命中，中上層階級與下層勞動者之間存在明顯不同乃至相互矛盾的訴求。然而這些內容廣泛的訴求，被西方簡化為“民主與專制”之爭，並將此次的中東劇變的矛盾聚焦在——推翻統治者——這一簡便易行的革命方式。

對於“阿拉伯之春”的用法，有學者撰文稱："阿拉伯之春’這個提法本身就是美國操縱這些阿拉伯國家運動圖謀的一部分”。阿拉伯媒體在報導中更傾於使用“انتفاضة”，即相當於英語中的“uprising”，即起義、暴動的意思，而不含有過多的意識形態色彩。

然而半島電視臺在阿拉伯革命中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其對各國政府軍的不利報導往往獲得電視臺及其網站的醒目位置，而對反對派不利的報導較少能看到，並將各國的反對派力量稱為“الثوار革命者”，儼然一架帶有卡塔爾政府明顯政治意圖和傾向的宣傳機器，以至於有學者指出阿拉伯革命的實質就是“半島電視臺革命”。

與之相較，中國國內對於“阿拉伯之春”的翻譯全都是用了引號，或者將其稱為“阿拉伯劇變”，由此看出對此說法的保留。
誤譯的影響
對於西方國家來說，改變阿拉伯和伊斯蘭文化的結構以及這個地區人民的思想，播種思想和經濟自由化哲學的原則和價值觀，為本國在這個地區的利益服務,是其與阿拉伯世界政治交往的主要目的。

而反對西方的侵略和強權干涉，反對外來力量玷污和破壞悠久的歷史與古老的文化，在日益全球化的趨勢中維護和加強阿拉伯民族的文化和宗教認同，從而實現民族統一和民族復興，成為阿拉伯國家在國際交往中的主旋律。

這兩種涇渭分明的政治訴求，形成了正反兩個方向的拉力，在全球化日益頻繁的阿拉伯與西方的政治交往中，難以實現調和與統一。在無法了解譯文真實性和準確性、很大程度上依賴翻譯的阿拉伯與西方的政治交往中，誤譯的影響往往是深刻和不可逆的。概括起來有以下幾條：

其一，誤譯扭曲了政治人物的政治意圖，使受眾建立不甚真實的政治人物形象，進而影響這些政治人物所代表的政黨、組織或國家的形象。上文中提到的幾個誤譯的例子，無疑丑化了哈立德·邁沙阿勒、埃爾多安、納斯魯拉、薩達姆等的形象。

其二，無意為之的誤譯增加了誤解，為國際交往增加阻力，同時容易被別有用心者加以利用，煽動矛盾；而有意為之的誤譯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混淆視聽、甚至顛倒黑白，並為其所欲達到的政治目的而服務。

其三，不同於普通情境中的誤譯，也不同於同質文化間的誤譯，國際政治中中這些有意無意的誤譯，強化了阿拉伯世界與西方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對立，加劇了矛盾，甚至引發衝突，使本就微妙與復雜的阿拉伯與西方的關係愈加積重難返。
對於誤譯難題的破解

應當看到，由於語言及其背后的更為復雜的因素，阿拉伯與西方政治交往中的誤譯是一直存在的。不可否認，只要阿拉伯和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差異還存在，只要阿拉伯與西方世界的政治矛盾與衝突還存在，政治交往中的誤譯還會繼續存在下去。

對於政治交往中誤譯難題的破解，需要培養一批不僅精通語言，還熟悉西方和阿拉伯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及政治文化的人。對於已經發生的誤譯，需要有具有國際影響力和公信力的個人、國家或組織，及時發出聲音，澄清誤會，化解矛盾。

此外，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世界文化即將進人一個嶄新的階段, 這個階段的核心任務將是在反思和溝通的基礎上, 建設一個多極均衡互利, 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

只有這樣的全球化才能保證人類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 保證世界得以安定和諧地持續發展”因此，在國際政治交往中，應該強化認同意識的重要性，“我們世界的全球化程度越高, 對認同的向往就越強烈。”

由此，盡管修建“巴別塔”的人類宏愿已經擱置，文化之間的膈膜和誤解還依然存在，但不同文化之間形成認同正在成為一種需要。在這種需要之下，翻譯跨過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鴻溝，更好地在國際政治交往中發揮作用，就能夠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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