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中美俄”三角關系與“中美蘇”三角關系比較

“中美俄”三角關係與“中美蘇”三角關係比較

【內容提要】當前中俄關係處在歷史上的最好時期，並成為新型大國關係的典范。相互尊重和平等是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最重要的前提。隨著形勢的變化，中俄關係將會在現有的基礎上，迎來大發展的新時期。影響中俄關係的主要外部因素是美國。中俄與美國之間存在結構性的矛盾和利益衝突，但是現在的中美俄“三角關係”與歷史上的中美蘇“三角關係”有質的不同。在政治和安全領域，中俄關係的水平大大超過中美關係；在經濟和社會方面，中美關係的發展水平大大超過中俄關係。推動中俄關係發展的主體主要是政府；推動中美關係發展的主體主要是民間和市場。美國企圖同時對付中俄兩個大國，是注定要失敗的。中俄各自的戰略處境不管發生什么樣的變化，都必須堅守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的基本原則，否則兩國關係的基礎就會遭到破壞。良好的中美關係對中國極為重要。中美應該避免走歷史上大國衝突的老路，堅定不移地致力於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在復雜多變的多極化時代，“進取性的均衡外交”應該是中國明智的選擇。

【關鍵詞】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中美俄“三角關係”;中美蘇“三角關係”;

本文的題目是“中俄戰略協作和中美俄‘三角關係’”，顧名思義，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和中美俄“三角關係”。關於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的文章已經發表很多，本文的重點是對中俄關係20年的發展歷史進行總結和歸納，並對中俄關係“處在歷史上最好時期”和“新型大國關係的典范”這兩個結論進行闡述和分析。筆者在2000年曾在本刊發表過題為《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及其美國因素》的文章[1]。本文除了補充介紹進入新世紀的中美俄“三角關係”（或曰“三邊關係”）的發展和變化外，著重對現在的中美俄“三角關係”與20世紀70年代的中美蘇“三角關係”加以比較，從而揭示中美俄“三角關係”所具有的新的時代品質和特點。

一 順利發展的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

1991年年底蘇聯解體以后，中蘇關係變成中俄關係。20多年來，國際形勢復雜多變，但是中俄關係發展得非常順利，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中俄雙方都表示非常滿意，認為當前的中俄關係“處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堪稱“新型大國關係的典范”。

（一）中俄關係的發展和取得的重大成就

20多年來，中俄關係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10個方面：

1.中俄關係在兩國外交戰略中的地位不斷上升

1992年12月17~19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訪問北京，雙方宣布中俄“互視為友好國家”。1994年9月2~6日，江澤民主席訪問俄羅斯，雙方宣布將兩國關係提升為“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伙伴關係”。1996年4月24~26日，葉利欽總統第二次訪華，雙方把中俄關係又推向一個新水平：“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這就是說，在五年多的時間里，中俄關係連續上了三個臺階：從“友好國家”發展到“建設性的伙伴關係”，然后又上升為“戰略協作伙伴關係”。

在一定意義上說，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的建立是兩國關係一個質的飛躍。2001年7月16日簽署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以法律的形式規定，“平等信任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是中俄關係發展的長期方針。

2012年6月6日，胡錦濤主席與普京總統會晤時，雙方根據兩國關係的新發展，在“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的前面冠上“全面”兩個字，並且指出，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這一方針是兩國外交最主要的優先方向之一”[2]。2013年3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與普京總統會談時，進一步闡述了中俄關係的定位：“中俄互為最主要、最重要的戰略協作伙伴，深化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在兩國外交全域和對外關係中都占據優先的戰略地位。”[3]2014年5月20日，在美國加緊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和烏克蘭危機爆發的敏感時期，普京總統訪華。中俄雙方發表了《關於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新階段的聯合聲明》，標志著兩國戰略協作的廣度和深度達到新高度，進入新時期。

2.建立了高層定期會晤機制

多年來，中俄兩國領導人之間已經建立了非常密切的關係。兩國元首當選后，都把對方作為首選訪問的對象國，這已經成為中俄關係的傳統。2013年3月14日習近平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22日就出訪俄羅斯。中俄建立了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議長的定期會晤機制。在總理定期會晤機制框架下設立了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人文合作委員會、中俄投資合作委員會、經濟合作大項目高級別監督工作組、能源領域專門工作組，等等，基本覆蓋了中俄合作的所有領域。這是中國對外交往中規格最高、組織機構最全、涉及領域最廣的會晤和交流機制。如此完備的合作機制，對中國來說是唯一的，對世界來說也是少見的。

3.簽訂了《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2001年7月16日，江澤民主席和普京總統在莫斯科簽署了《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條約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概括了新時期中俄關係發展的主要原則和精神，將兩國人民“世代友好、永不為敵”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確定下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條約第六條對中俄關係中最敏感的邊界問題作了規定：雙方“相互沒有領土要求，決心並積極致力於將兩國邊界建設成為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邊界”。條約第九條規定：“如出現締約一方認為會威脅和平、破壞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針對締約一方的侵略威脅的情況，締約雙方為消除所出現的威脅，將立即進行接觸和磋商。”有評論認為，落實這一條將使中俄關係進入準結盟狀態。

4.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

在中俄兩國的推動下，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即“上海五國”元首從1996年開始舉行定期會晤。2001年6月，“上海五國”和烏茲別克斯坦六國元首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現在，“上海合作組織”已經成為國際關係中一支獨特的力量，在有效應對跨國威脅和挑戰，推動成員國之間在安全、經濟及其他領域的合作方面，發揮著特殊作用。

5.徹底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

2004年10月14日，中俄兩國簽署了《中俄國界東段補充協定》，連同1991年5月16日簽署的《中蘇國界東段協定》、1994年9月3日簽署的《中俄國界西段協定》，將長達4 300多公里的中俄邊界線走向全部確定下來，為兩國世代睦鄰友好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隨著邊界問題的徹底解決，中俄之間不再存在任何懸而未決的政治問題。

6.實現了邊境地區的透明化和非軍事化

經過多年談判，1996年4月中國與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國元首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和《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按照協定，以俄、哈、吉、塔為一方，中國為一方，沿7 300公里的漫長邊界各自部署的軍隊不超過13.4萬人。雙方相互通報100公里縱深邊境地區的一切軍事活動。這兩個協定的落實，使中國與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邊境實現了非軍事化和透明化。

7.軍事領域的合作不斷加強

俄羅斯一直是中國引進先進軍事技術的主要來源。中國不僅向俄羅斯購買先進的飛機、潛艇、水面艦艇、導彈等，而且還購買了先進武器裝備的生產技術。從2002年起，中俄每年都舉行陸上或海上的聯合軍事演習。軍事演習深化了兩國的互信，加強了兩國、兩軍在防務安全領域的合作與協調，提高了共同應對國際和地區安全面臨的新挑戰、新威脅的能力。

8.經貿合作取得突破性進展

2013年中俄貿易額達到892億美元，預計2015年將達到1 000億美元，2020年達到2 000億美元。中俄戰略協作“新階段”的重要表現是開展大型項目合作，特別是在能源領域的突破性進展。從2011年起，俄羅斯開始通過“東西伯利亞-太平洋(601099,股吧)”石油管道向中國輸送石油，2013年輸送量達1 575萬噸。根據中石油與俄羅斯伙伴簽署的原油長期貿易合同，到2018年俄羅斯每年將向中國輸送原油4 610萬噸，約占中國原油進口的10%。普京此次訪華期間，中俄雙方簽署了《中俄東線天然氣合作備忘錄》和《中俄東線供氣購銷合同》。按照協議，俄羅斯從2018年開始連續30年向中國供應天然氣，每年供應量380億立方米，價值總額達4 000億美元，被國際輿論稱之為“世紀合同”。所有這些對加強中俄兩國的相互依賴，鞏固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的物質基礎，保證中俄雙方的經濟安全，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9.在國際領域的密切合作

1997年、2005年、2008年，中俄兩國元首曾多次專門就國際問題發表聯合聲明。中俄在國際問題上，有廣泛的共同關切和共同利益。在涉及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等兩國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支援。俄方支援中方在台灣、涉藏、涉疆等問題上的原則立場，支援中方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中方支援俄方為促進高加索地區乃至獨聯體的和平穩定所作的努力。中俄在維護聯合國的權威性、解決地區熱點問題、牽制美國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等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協作。中俄積極支援開展“網狀外交”，共同推動成立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等地區和多邊合作機制，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等全球和多邊機制框架內密切配合，推動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係的民主化。

10.中俄友好的社會基礎不斷擴大

為了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誼，鞏固和擴大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的社會基礎，自2006年以來，兩國先后舉行“國家年”、“語言年”、“青年友誼年”、“旅遊年”等大型活動。在中國民意中，俄羅斯一直處在友好國家前列。中國在俄羅斯的形象不斷改善，主流民意視中國為友好國家，認為中國的發展是俄羅斯的機遇。

（二）中俄關係歷史上的最好時期和大國關係的典范

中俄雙方對兩國關係的發展非常滿意，一致認為，中俄關係處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已經成為大國關係的典范，正如2013年3月22日兩國元首簽署的《中俄關於合作共贏、深化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指出的，“中俄關係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為大國間和諧共處樹立了典范”[4]。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俄關係曾經有過兩個最好的時期：一是20世紀50年代的中蘇同盟時期。1950年2月14日，毛澤東和斯大林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兩國建立政治軍事同盟，進入“蜜月”期。當時中國全面學習蘇聯，引進蘇聯的科技、文化、理論思想和政治經濟制度。蘇聯全面援助中國，幫助中國建立現代工業和各項國家制度。兩國人民之間的交往非常密切，深厚的友誼至今還留在幾代人的記憶中。但是，應該看到，那時的中蘇同盟關係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從同盟關係建立時起，兩國關係的基礎就隱藏著破裂的因素。例如，作為盟國，不僅要求社會制度要保持一致，而且思想理論和內外政策也要保持一致。蘇聯和中國作為兩個國家、兩個民族，而且又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怎么可能處處一致呢？一旦出現不一致，就互相指責對方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就給對方戴上“叛徒”的帽子，甚至號召對方人民推翻現行的領導。這些做法實際上是粗暴干涉對方國家的內政。這樣的同盟關係走向分裂，兩國關係疏遠，最後反目成仇，在一定的意義上來說，是必然的。

與20世紀50年代相比，現在的中俄關係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的。1989年中國由於六四事件，受到西方的制裁和譴責，在國際上陷入孤立。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實行向西方“一邊倒”的政策，俄外交部在列舉鄰國的名單中，甚至沒有中國[5]。“民主派”還時不時地指責中國的“民主”和“人權”問題。在中國，左派學者發表文章批判戈爾巴喬夫的“背叛”，大有當年批判赫魯曉夫“變修”的架勢。在這微妙的時刻，一個新的課題在考驗中國領導人的智慧：繼續堅持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的中國如何與拋棄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並力圖融入西方社會的俄羅斯打交道？答案找到了！中國領導人公開聲明：蘇聯發生的事屬於它的“內部事務”。1992年12月葉利欽總統訪華時，雙方達成了這樣的共識：“各國人民自由選擇其國內發展道路的權利應得到尊重，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不應妨礙國家關係的正常發展”[6]。從此，尊重對方人民的自由選擇，互不干涉內政，就成了中俄關係發展的準則。隨著兩國關係水平的提高以及國際形勢的變化，這一準則又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從“尊重”對方人民的選擇發展到“支援”對方人民的自由選擇。

“雙方支援對方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和社會政治制度的權利，在涉及對方主權、領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堅定支援。”[7]20多年來，中俄彼此尊重，互不干涉內政，平等相待，因而雙方相處非常和諧，誰也沒有屈辱感。

相互尊重和平等、互不干涉內政，這是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形成和發展最重要的前提。在國際交往中，獲得尊重和平等，這對中國人來說，具有特別重要的價值。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一直受外國列強的侵略和欺凌。近百年來，中國的仁人志士一直為“聯合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而奮斗，但是，在筆者看來，時至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建立之前，沒有一個世界大國做到以完全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日本侵略中國長達半個世紀，從中國搶掠過那么多財富，殺害過那么多中國人，至今連個像樣的認罪態度都沒有。美國長期挾持台灣，干涉中國內政。英法等老牌列強雖不能像過去那樣對中國頤指氣使，為所欲為，但是只要中國國內出點什么風波，他們馬上就會站在反對派的一邊，為之撐腰打氣。社會主義的蘇聯一方面支援中國革命，另一方面又嚴重侵害中國的國家利益。所以鄧小平在總結中蘇關係的歷史時說：“中國人有屈辱感”[8]。蘇聯解體以后，俄國人終於克服了幾百年來居高臨下的傲慢，開始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正在崛起的中國。所以，飽受外國列強欺凌的中國人倍加珍惜中俄關係中的真正平等和相互尊重。

相互尊重和平等是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作為新型大國關係典范的重要表現。當然，中俄關係作為大國關係典范還表現在其他許多方面，例如，中俄徹底摒棄歷史上大國交往的傳統模式和冷戰思維，不再走軍備競賽、建立軍事同盟的老路，而是樹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通過裁軍和建立信任構筑共同安全、同等安全；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不針對第三國，等等。

二 新時期的中美俄“三角關係”

中俄關係發展的動力主要是來自國內的因素，但是外部的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影響中俄關係的外部因素主要是日本，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直到現在，影響中俄關係的主要外部因素是美國。

（一）美國因素和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的形成

蘇聯解體后，西方某些勢力曾把中國視為“第二個蘇聯”。當時俄羅斯熱衷於融入“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但是夢想很快破裂。1993年上半年，北約決定向東擴張，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在原蘇聯地區，美國公開反對俄羅斯享有“特權”，在邊界以外建立 “勢力范圍”。這樣，中俄在國際問題上就找到了共同語言。1994年9月，中俄元首第二次會晤時，明確提出 “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無須諱言，這里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指的就是美國。

1995~1996年，俄羅斯進一步感到，國家安全面臨的威脅主要來自西方。中美關係因為台灣問題一度出現緊張。這樣，尋求在國際問題上的合作，就成了中俄兩國的共同需要，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係”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如果說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的根本動力是兩國的內部因素，那么直接和現實的動力則是美國因素。

（二）進入新世紀的中俄美“三角關係”

進入21世紀以后，國際形勢的發展，特別是美國以反恐和推進“民主”之名，對外實行單邊主義的黷武政策，對中俄關係產生重大影響。

2003年3月，美國繞過聯合國，以莫須有的罪名[9]入侵伊拉克。2011年的利比亞戰爭，是繼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盟第四次對主權國家發動大規模軍事打擊。2013年又對敘利亞躍躍欲試。這些戰爭無論是在俄羅斯還是在中國，都引起強烈反響。

美國盡管深陷伊拉克戰爭，但是沒有放松對俄羅斯的戰略擠壓。2004年，北約接納波羅的海三國為正式成員，使該組織擴展到原蘇聯領土，直逼俄羅斯的邊界。2006年，美國決定在波蘭和捷克建立反導系統，使俄羅斯進一步感到來自西部的威脅。

2003~2004年，美國等西方國家利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內部矛盾，煽動和支援所謂“玫瑰革命”和“橙色革命”，建立親西方的和反俄的“民主政權”。新政權要求加入歐盟和北約，這對俄羅斯來說，不啻是一場噩夢。2013年年底以來發生的烏克蘭危機既是蘇聯解體的後遺症，又是冷戰后世界基本矛盾演變的產物。烏克蘭是俄羅斯與西方爭奪的焦點。在俄國精英們看來，如果烏克蘭完全倒向西方，這將“使俄羅斯作為大國永無出頭之日，在歐洲被孤立起來。這將是重大的地緣政治事件。實際上是蓄意使俄羅斯回到莫斯科公國的狀態，淪為國際事務中的三流國家。”[10]

美國干涉俄羅斯的內政，是俄美關係變冷的深層次原因。普京上臺后，不再把“融入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作為戰略目標，而是選擇了一條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在社會政治穩定的基礎上，建設強大的俄羅斯。美國等西方國家公開支援俄羅斯國內的反對派，指責普京走上了“極權”和“反民主”的道路，對獨聯體國家實行“蘇聯化”和“新帝國主義”政策，等等。對此，莫斯科非常警惕和惱怒。

俄羅斯強調獨立自主，反對外來干涉，這同中國一貫倡導和堅持的立場相吻合。這說明，在涉及國家發展道路的重大原則問題上，中俄兩國有共同立場和共同語言。俄羅斯學者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在與西方的關係中，特別是在涉及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發展道路的問題上，中國可以指望得到俄羅斯的支援，因為俄羅斯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11]

俄美之間的軍備競賽實際上並沒有停止，盡管這種競賽是不對稱的。

進入新世紀以后，中美關係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兩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越來越深。盡管在台灣、西藏以及人權等問題上摩擦不斷，但兩國關係總體上是穩定的。但是，進入第二個十年，中美關係出現新的情況。面對迅速崛起的中國，美國似乎掉進了修昔底德陷阱[12]。2011年美國宣布“重返亞太”，開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這一戰略的主要內容是：第一，調整軍事戰略和軍事部署，把重心轉移到亞太。第二，強化與日本等盟國的關係。第三，密切與中國有領土邊界糾紛的印度、越南等國關係，其中包括發展與這些國家的軍事合作。第四，通過推動“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掌握區域經濟合作的主導權。

中國與日本在東海的釣魚島之爭，在南海與東南亞某些國家的島礁之爭，都是歷史遺留的問題。在各國民族主義高漲的情況下，對於任何政治家來說，做出單方面的讓步都是困難的。所以中國一直倡導“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客觀地說，這是非常理性、非常現實的主張。正因為如此，南海和東海在相當長時間里保持了平靜。但是在美國宣布實行“亞太再平衡戰略”以后，這些歷史遺留問題迅速發酵，使相關國家與中國的關係緊張起來。今年4月，在烏克蘭局勢緊張、歐洲已經失火的情況下，奧巴馬總統仍然抽身訪問亞洲，為日本、菲律賓等盟國的反華鼓噪撐腰打氣。

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以前，美國把中國視為主要對手，俄羅斯退到相對次要地位。在俄羅斯，盡管有人提出，俄羅斯應在中美之間采取“坐山觀虎斗”的立場，但是，主流社會沒有減少與中國發展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的興趣。俄羅斯外交學院院長葉•巴扎諾夫在談到中國崛起背景下的中美俄三角關係時說：“我們有理由視崛起的中國巨人為自己長期可靠的伙伴。為什么呢？這是因為不愿與任何人分享世界領導權的華盛頓向北京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為了抵制美國的霸權，中國需要伙伴和同行者，而莫斯科看來是不錯的同行者。一方面，較弱的俄羅斯並未威脅到中國；另一方面，俄羅斯也不想看到美國的霸權，並準備對其進行抵制。”他還說，“現在的形勢看來是這樣：美國想阻止中國的崛起，而我們表示支援中國的努力。中國稱俄羅斯是自己可靠的后方，我們也有理由視中國為俄羅斯的后方。”[13]

概括地說，中、俄與美國之間存在一些深刻的、短時間內難以克服的矛盾。這些矛盾是：第一，美國為了獨霸世界，防止可能同美國並駕齊驅、對美國構成挑戰的大國出現。在歐洲，視俄羅斯為潛在對手，通過北約東擴，予以阻遏之；在亞洲，視中國為競爭對手，通過“亞太再平衡”，予以阻遏之。第二，俄美之間存在“獨聯體問題”：俄羅斯力圖通過“重新一體化”，守住在原蘇聯地區的勢力范圍，而美國為了防止蘇聯和俄羅斯帝國的復活，竭力使蘇聯解體的現狀鞏固下來，並爭取獨聯體其他成員國倒向西方，把俄羅斯的勢力限制在其邊界以內。中美之間存在台灣問題，近兩年又增加了東海和南海問題。美國通過插手這些問題，給中國制造麻煩，阻滯中國的發展。第三，美國認為中俄是“專制主義”國家，經常借“民主”、“人權”等問題，干涉其內政。第四，在戰略核力量方面，俄羅斯力求保持大體上的平衡，美國則力圖打破平衡，攫取單方面的優勢。美國在歐洲和亞洲部署反導系統，對中俄都構成了威脅。所以說，中俄合作牽制和抵制美國的霸權，有現實的基礎和共同的需要。

（三）中美俄“三角關係”與中美蘇“三角關係”之比較

中俄美“三角關係”是影響當代世界戰略格局的主要因素，但是，現在的中美俄“三角關係”與20世紀70年代的中美蘇“三角關係”明顯不同。

首先，中美俄“三角關係”與中美蘇“三角關係”的性質不同。在東西方對峙的冷戰年代，蘇美對抗，中蘇對抗，中美聯合反對蘇聯，中美蘇“三角關係”結構清晰，陣線分明。而在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的時代，中俄美“三角關係”呈現復雜情況。現在的中美關係、俄美關係都不是對抗性的關係。中美之間、俄美之間，既有矛盾和衝突，也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中俄協作，牽制美國，目的不是組成反對美國的陣線，與美國對抗，而是通過一定的斗爭，實現與美國的合作。烏克蘭危機爆發、克里米亞並入俄羅斯以后，俄美關係降到了冷戰后的最低點，但是奧巴馬總統表示：“這並不是另一場冷戰。俄羅斯畢竟不同於蘇聯……美國和北約並不尋求與俄羅斯發生任何衝突。”[14]美國重返亞太，加大制衡中國的力度，但總的來看，還是預防性的，為美國創造有利的“戰略環境”。美國在力圖制衡中國的同時，也在努力與中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

其次，當年的中美蘇“三角關係”是零和博弈關係。任何一組雙邊關係的變化都會對另兩組雙邊關係產生直接的影響。現在的中美俄“三角關係”不同。如前所述，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的基本原則是尊重對方獨立自主決定自己的內外政策。中國不僅不擔心俄美關係的改善和發展，而且樂見其成。俄羅斯亦是如此，不會為中美關係的改善和發展而擔心。

第三，從中美俄三國的雙邊關係內容來看，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俄美兩國早已超越冷戰。俄羅斯已成為西方大國俱樂部“g8”的成員，同北約建立常設的合作機構“北約-俄羅斯理事會”，盡管由於烏克蘭危機暫時中斷了這些合作機制。俄美在反恐、軍控和裁軍、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方面進行卓有成效的合作。2012年俄美貿易額近400億美元。中美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2013年兩國貿易額達5 200多億美元。中美在經濟上相互依存已經達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程度。從民間的交往來看，中美關係也非常密切。美國的教育科技制度和法制環境對中國人有廣泛的吸引力，無論是高官還是普通百姓，都想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那里學習深造。2007~2012年4年間，中國赴美留學人員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長，2013年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人數達23.6萬，占美國外國留學人員的1/4[15]。美國的華僑華人數量從1970年的43萬增加到2010年的403萬，成為美國五大族裔之一[16]。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以及當前快速的發展和繁榮，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美國人。2009年奧巴馬總統宣布4年內派遣10萬留學生來中國學習，據說這個計劃即將完成。

中美俄三邊關係發展不平衡，而且各有特點。如果說在政治和國家安全方面，中俄關係的發展水平大大超過了中美關係的話，那么在經濟和社會方面，中美關係的發展水平則大大超過中俄關係。如果說，推動中俄關係發展的主體主要是政府的話，那么推動中美關係發展的主體主要是民間和市場。

三 幾點結論

（一）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有強大的內在和外在動力，有完善的制度和機制保障。可以預見，隨著兩國國內和國際形勢的變化，中俄關係將在現有堅實的基礎上，迎來一個大發展的新時期。

（二）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美國不會改變充當世界領袖的霸權政策，中俄兩個大國也不會改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這就決定了美國與中俄之間的矛盾是結構性的，利益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在中俄處於相對弱勢的情況下，兩國發展戰略協作，相互借助在現在和可以預見的將來都是必然的選擇。

（三）前幾年，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把主要矛頭對準中國，烏克蘭危機發生后，又把矛頭對準俄羅斯。現在，美國是用兩個拳頭同時對付中俄兩個大國。這是美國力所不及、注定要失敗的政策。美國今後如何調整它的外交戰略，值得注意。當美國把主要矛頭對準中國時，中國戰略壓力增大，俄羅斯因此壓力減輕，處境有利；相反，當美國等把主要矛頭對準俄羅斯，俄羅斯戰略壓力增大，中國因此壓力減輕，處境有利。但是，不管美國的對外戰略如何調整，中俄各自的戰略處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中俄兩國都必須堅守兩國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的基本原則，堅定支援對方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所做的努力。當然，如前所述，這並不意味著中俄結成同一條戰線上的盟友，但是，如果處境有利的一方采取坐山觀虎斗的機會主義立場，那勢必會損害兩國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的基礎，到頭來也必然會傷害自己。

（四）中美矛盾和利益衝突只是兩國關係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中美已經形成深化和交融的利益格局。如果中美之間出現類似20世紀70年代中蘇間那樣的惡斗，其結果必然也是兩敗俱傷，而且損失更加慘重。所以，中美應該避免歷史上大國衝突的老路，堅定不移地走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的新路。在復雜多變的多極化時代，“進取性的均衡外交”應該是中國明智的選擇。

【作者簡介】李靜杰，1941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北京100007）